CCER十年：一群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

　　本報記者 黃锫堅 北京報道

　　中國有過兩波留學潮。

　　19世紀70年代開始，夢想著“通過西方的教育，中國或許可以再生，變得文明而強大”，老大帝國的長辮少年揚帆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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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世紀以后，國門再次打開，中國人義無反顧地擁抱世界新知。

　　新的留學者中能否誕生今日的詹天佑、胡適、竺可楨、趙元任？這是一個懸念，也是一個夢想。

　　CCER的誕生

　　1993年夏天的海南島，波濤翻滾，1989年后國內第一次較大規模的經濟學大會在此舉行，主辦者包括留美經濟學會、留英經濟學會和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從英美回國的易綱、張維迎、林毅夫、海聞等一群海外歸來的經濟學子，在此醞釀了90年代第一波“回流”。他們籌劃在國內建立一個吸納海外學子的經濟學研究機構——這便是日后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揅CER�敗�

　　從1994年建立至今，CCER已走過十年。從篳路藍縷的地學樓，到古樸清雅的朗潤園，打通中國和世界的研究，成為改革決策的智囊重鎮——CCER的儒雅學者們離他們的理想越來越近。

　　“其實從1988年開始，我就和北大一些老師、朋友探討成立一個新的研究機構，聚集一批人，對教學、研究的改革有所推動。1993年去海南之前，我和張維迎、易綱、海聞就在北京醞釀這個事情。”林毅夫說。“海南開會時，中央已經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覺得留洋的人有用武之地了。”海聞回憶。他和易綱等人是80年代最早出國的一批經濟學人，兩人先后擔任留美經濟學會的會長，他們的想法代表了一批留洋年輕人的夢想。而牛津大學博士張維迎在80年代因“為‘向錢看’正名”以及價格改革的建議，已赫赫有名。

　　林毅夫等人的努力，獲得了北大校長吳樹青和其他領導的支持。1994年8月，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宣告成立。林毅夫任主任，易綱、海聞為副主任。

　　“當年創辦CCER我們有兩套思路。我和林毅夫的想法，是讓中國的經濟學研究和教育和國際接軌，而易綱和張維迎更多的是想做一些政策性研究。中心成立后，一直努力把這兩塊東西結合在一起。”海聞說。

　　而在這兩方面，CCER的貢獻都有目共睹。從翻譯編輯西方教材，到主辦中國經濟學年會，從研究生培訓到影響力越來越大的《經濟學季刊》，CCER推崇的規范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得到了國內普遍接受。周其仁在電信改革方面的研究、林毅夫等人在三農問題上的見解、國企改革的爭論以及在金融和宏觀經濟方面，CCER已成為海內外矚目的中國經濟政策智庫。當然，林毅夫還是保持了他一貫的謙遜：“我們對問題進行研究，在國內期刊發表文章，有些作為政策建議，給中央參考。但更多的影響，是讓社會各界對某些問題形成共識。”

　　夢想

　　為中國陳舊的經濟學教育吹入西風，在研究中國問題的同時造就世界級的經濟學家、為改革決策提供有影響力的意見……在中心成立之初，每個人都懷著這樣的憧憬和夢想。

　　林毅夫的夢想，代表著他那一代經濟學家攀登世界經濟學高峰的雄心。“我覺得，從企業自生能力這個角度出發，可以構建一套發展理論，甚至一般的經濟理論，來解釋發展中國家、轉型國家出現的許多問題。”

　　而師從1977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普里高津�揑lya Prigogine�數年惼浇淌冢瑒t在新興交叉學科——復雜系統科學和非線性經濟動力學的研究中處于世界前沿。在回答我們的提問時，陳平說：“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建立物理學、生物學、經濟學的統一理論，把經濟學從微觀到金融到宏觀給出一個統一的解釋……快的話5-10年我們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中國經濟學研究，過去很不規范，從侃大山到完全的數學推導，什么都有。”海聞等人最初的工作，是將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國，提高中國研究的層次。改變以往培養研究生，始終是師父帶徒弟的模式。

　　1997年回國的姚洋博士是《經濟學季刊》的主編，許多人給他寫信說，季刊的匿名審稿人太嚴格了。很多人從寫稿到發表要一年時間，中間往往需要多次修改。 “學術雜志的好壞往往就看改稿的次數。”在他的手下，《經濟學季刊》日漸成熟。

　　CCER有一群優秀的學者，但在這些優秀的學者看來，CCER最吸引人的是它以其開放的心態、自由的風氣、獨立的立場為他們提供實現夢想的場所。“我想CCER的最大貢獻，是走出這樣一條路：國外學成歸國的經濟學人，在國內是有辦法生存并作出貢獻的，北大這批人發展得還不錯。這讓更多的人有信心回來。”林毅夫說。

　　角色沖突

　　一個學術機構要正常運轉，首先要保證學者們回國后能像在海外一樣在寬松的環境中研究，經費有保障，在收入方面沒有落差。這的確是林毅夫等最早一批回國者擔心的問題。在最初的幾年里，林毅夫從福特基金會和世界銀行獲得了資金支持。

　　大概在1999年前后，福特基金會和世界銀行的贊助就停止了。CCER必須通過其他方式籌集經費。“開始是側重自己找研究項目，從中獲得研究經費和生活補貼。后來主要靠教育項目，開辦了雙學位、國際MBA、金融班等等。這些項目是經費的一大筆來源。”

　　可是，“許多專心做研究的學者，都不愿意做事務性、程序性的工作，他們喜歡創造性的事情”從1998年開始負責CCER的MBA項目的胡大源說。

　　為此，許多人做出了犧牲。林毅夫認為自己的最大比較優勢是做研究，但目前真正做研究的時間，遠遠少于他所期望的。“大概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時間是行政工作，真正坐下來研究的時間非常少。對我個人來講，是一個比較大的遺憾。不過，這群研究人員必須要有一個機構，我作為負責人，對中心發展有責任。我個人時間有犧牲也值得。”

　　在科研方面做出犧牲的恐怕還有海聞、胡大源等人。“我大部分時間是做行政工作的，60%做行政，30%搞教學，10%做研究。對于一個學者來講，這種犧牲讓我在反思自己的定位。”海聞說，“我們有很多學者，但既懂學術又懂管理又愿意做管理的人不多。而行政工作對一個機構來講是很重要的。”

　　作為MBA負責人的胡大源有著同樣的感嘆，大量的行政性事務并非他真正想做的事，但他對此并無怨言。

　　CCER的未來

　　CCER的標志像一把鑰匙，這把鑰匙試圖開啟的，是一個個未知而讓人興奮的世界：中國經濟增長的世界之謎，甚至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下一任獲得者。

　　現代經濟學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發展起來的，其理論對發達國家的現象有解釋力，但往往不適應發展中國家或轉型國家的問題。

　　早在中心成立之初，林毅夫就曾提出，一個國家的經濟學家對世界經濟學思潮的影響，和這個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高度相關。20世紀之前，世界上幾乎所有的重要經濟學家都出自英國，而20世紀尤其是30年代以后，幾乎所有重要的經濟學家都出自美國。在林毅夫看來，中國經濟越來越強大，其經濟問題和解釋也越來越重要，中國經濟學家做出貢獻的時機正一步步成熟。

　　在成立10周年之際，作為一個在國內開風氣之先的經濟學研究與教學基地，作為經濟學基礎理論和研究規范的首善之地和排頭兵，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如何在未來繼續引領中國經濟學研究和教育的主流趨向，為華人世界培養出更多的經濟學人才，成為有可能在未來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有力競爭者，這已成為CCER人需要思考和面對的戰略性問題。

　　致力于中國經濟學研究與教育的規范化和國際化，致力于中國經濟轉軌的政策咨詢，甚至是經濟學理論的改進，相對于它所承載的這些期望和使命，CCER過去的10年只是一個起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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