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譚瑞崗 北京報道

　　1968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一名中國科技大學物理系的大學生陳平被分到成都鐵路分局開始了6年的電工生涯。這名電工后來成為1977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普里高津的學生，現在的身份是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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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坦言其學術風格是在學派交鋒點找問題、找觀察、找局限，在學科交界處找思想、找方法、找領域；他鼓勵他的學生在學生時代就要勇于和善于探索前沿，沖擊前沿；

　　他堅信經濟學基本理論需要有重大改進并矢志為之，他認為現在的經濟學理論是片面和破碎的，微觀均衡理論和宏觀波動理論更是互相矛盾。金融理論不能解釋金融危機；

　　他對他的導師普里高津說他的理想是跨越物理學和經濟學的鴻溝。他的最終目標是引入物理學和生物學的方法到經濟學動力學的研究中去，建立經濟學從微觀、金融和宏觀的統一動力學理論；

　　他的研究領域橫跨經濟學、物理學與文化人類學。

　　2004年8月30日，遠在美國的陳平教授通過越洋電話接受了本報的采訪。

　　經濟觀察報：您這一輩經濟學家大都有相似的經歷，他們經歷了20年改革，在西方受了教育，您如何定位和評價你們的學術路徑？

　　陳平：中國變化那么快，很難講我的觀點能否代表多數人。中心早期建立的一批人多數在文革中下鄉下廠，他們的長處是對中國的問題有非常深刻的感覺，在西方上學回來后多數的積極性是參與改革，為中國的各種決策提供意見。少數對學術上很有興趣的人也希望對中國或者世界的經濟現象進行解釋。真正要對經濟學理論進行批判和改造的在中心還是少數。另外，中國經濟學界，包括科學界，長期以來比較偏重實際問題的解決而忽視基本問題的思考，很少有人能夠超前預測行將到來的問題。我們常常強調理論聯系實際，實際上我認為中國經濟學界基本上沒多少獨立自主的理論，而最近幾年的諾貝爾獎都是發給批評經濟學主流的學者。目前西方教科書上的主流主要是以20世紀50 到70年代發展起來的均衡理論為核心的新古典經濟學派。即使是得諾貝爾獎的工作，大概都是過去30年前的成就。而批評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例如行為心理學、實驗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中國經濟學界知道得還很少。拿什么來結合實際呢，就只有拿前蘇聯的或者西方三十年前主流學派理論來結合中國的實際。所以我們要自己加強對理論的研究，而非埋頭于實際工作。

　　經濟觀察報：您在美國作了20多年的研究后回到CCER工作了8年，能不能談一下您在中心的研究進展和感受？

　　陳平：我在中心這最幾年的時間，比全部在美國時的研究進展要快得多。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國內改革經驗的啟發出思想，到國外找先進的方法來論證，土洋結合的成果出乎預料。1997年回國以前我認為在國外的研究已經進行得差不多了，在國內只打算做點實際問題。但是回國對中國改革實踐的觀察，發現主流經濟學的均衡理論是全然過時的，不但沒辦法解釋工業化社會的規模經濟，對轉型經濟的理解更是誤導。我在參與改革的過程中，對西方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批評更加徹底，在美國時只限于對宏觀與計量經濟學方法論的批評，回國后進入到對金融與微觀基本理論的質疑，最近的社會調查深入到對西方政治經濟學與哲學的批評。

　　經濟觀察報：您是理科背景的經濟學者，并曾經提議設立世界級的“老子復雜科學獎”，您認為在中國設立這一獎項的意義何在？

　　陳平：建立國際水平的科學獎不是錢的問題，是眼界和標準問題。我這個建議的目的就是要在國內建立世界最高的學術評價標準。中國現在講趕超，就是沒有自己的選優汰劣的標準，總是“出口轉內銷”。一些在國內被認為是離經叛道、調皮搗蛋的學生，在國內難以發展，在國外有成就以后再被請回來。如果中國總靠國外的成功來選國內趕超的榜樣，差距就得二三十年。

　　經濟觀察報：您在一篇文章中說中國比起美國更缺乏學術交鋒的環境，您認為是什么妨礙了國內學術交鋒的展開？

　　陳平：最大的因素是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沒有擺脫官本位思想，沒有建立起好的學術氣氛。中國社會科學的學術前沿缺乏國際和科學的標準，只是跟著政府官員的問題走，無法超前給政府決策做參考或指導。在西方的學術會議上，你會很容易地找到在這個領域最前沿的研究在哪里，很有可能它只是一個研究生或講師的工作。中國官方許多政策問題的提法都是通俗而不科學的。例如國企問題、三農問題，議論紛紛而少有深入研究。假如“國企”是“問題”，變成“民企”就不是“問題”了？美國每年有多少私營企業破產或重組？籠統地說“國企問題”的提法隱含的是產權萬能論，否定經濟問題的復雜性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忽視研究技術更新、產業結構、管理體制的具體問題。哪位西方政治家會提出“國企”或“三農”這樣大而無當的問題來做施政方針？國際上家族企業、國有企業、股東分散或集中的公司都有成敗的例子，農業農村發展的模式、不同生態環境和歷史傳統、比較優勢都不一樣。問題都在能否創造和保持國際競爭力。

　　另一個問題是學術界的論資排輩。常見國內的學術會議上，一些資深的經濟學家常常進行散文式的泛論，后輩不敢用數據、案例和模型展開批評和爭論，學術評價如何客觀？當然，中國有很好的經濟學家，但是往往是個人美德，沒有形成普遍的科學學風。

　　經濟觀察報：您認為CCER的成員基本上清一色的留美背景會不會對CCER的學術視野和立場帶來局限？

　　陳平：我當然認為會有局限性。我一直建議中心引進歐洲和其他地區留學的學者，尤其要引進國內成長的學者。

　　我認為美國在科學研究上仍然占領先地位，但歐洲在社會協調發展上更有值得中國學習的經驗，也包括新起的亞洲和美洲國家的經驗。更嚴重的問題是政治與經濟的關系，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美貿易沖突會上升，國際政治經濟的矛盾也會上升。例如最近的人民幣的匯率問題，如同歐元和日元問題一樣，就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國際政治問題。我反對媒體關于土鱉派和海龜派的說法，我認為學術不應當以資歷或出身劃圈。過去20年有一批國內培養的參與改革實踐的中青年經濟學家，應該把他們吸引到中心來，或者中心的成員走出去和他們進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