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李翔 黃锫堅 北京報道

　　除了那些在舞臺上閃耀的明星之外，是否還有人會記住搭建舞臺和組織演出的人？海聞一定很想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十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十年中心常務副主任，海聞坦言自己已經幾乎很少有時間用來做學術研究了，而在外界看來，他本應該是中國最好的學術研究者之一。對于他而言，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就是他盡心搭建的學術舞臺，而且他要讓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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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者來在這個舞臺上表演。某種意義上他已經成功了，但是隨即他又被加上了一個新的身份：北京大學負責財務和發展的校長助理。

　　海聞有太多的被隱藏的身份。公眾對于他的了解似乎僅僅是一個國際經濟學的專家，他的理論同實踐的最大碰撞在于他對中國入世的影響。而他作為舞臺搭建者的功績卻很少被人提及，沒有人知道他為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做了多少細微的工作。他的工作的繼任者李玲說出的幾個細節可能會讓我們震撼，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每個辦公室的窗簾和家具都是這位學者親自到市場上挑選采購的。還有更加讓你肅然起敬的，他是人民大學出版社那套經濟科學譯叢的主要策劃者和實際主編——有人甚至拿這套書同商務印書館的西方學術經典譯叢相比。

　　經濟觀察報：作為中心的創始人之一，您能不能談一談當年創辦CCER的想法？

　　海聞：當年創辦CCER我們是兩套思路并到一起的。一套是林毅夫和我的，就是把北大的經濟學研究和教學搞好；易綱和張維迎更多是想搞一個理論與政策的研究機構。1993年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留英經濟學會和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在海南聯合舉辦“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理論實踐研討會”時，我們商量一起回來搞一個集科研、教學和培訓為一體的實體機構，為中國經濟學的教學研究和中國經濟的改革發展貢獻力量。當時中央提出了中國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覺得我們這些海外留學的人應該是有用武之地了。我們在中國長大，了解中國的現狀，在中國接受了高等教育——比如我和易綱是北大經濟系的，周其仁是人大的，學完之后又在國外對市場經濟進行了很久的理論和實踐研究。易綱是1980年去美國的，我是1982年1月份到美國去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時我們都已在美國學習和工作了十多年了。

　　中心的創始者6個人里，林毅夫是主任，易綱和我是副主任。6個人好像也沒有太多的分工。我實際上一直做常務工作，從開始一直到去年，因為做了北大的校長助理，才開始漸漸不管中心的工作了。

　　經濟觀察報：中心的與眾不同之處在哪里？

　　海聞：機制很重要，中心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機制的與眾不同。如果我們當初是一個人一個人地回到國內各個單位而不是建立一個新機制的話，工作起來很可能會受舊的機制束縛。中心在成立之初就創立了全新的機制：既給教授充分的民主自由，又有行政管理制度的規范。教授有很大的學術發展空間，但有嚴格的晉升標準。現在大學人事改革的許多做法，我們從一開始就實行了，包括廢除自動終身制，不直接留自己的學生等。這就是能夠吸引海外學者來中心工作的重要原因。這也應該感謝學校支持這種機制的存在和發展。

　　另外一個不同是在定位上。跟國內的政府學術機構相比，中心更加注重學術理論的研究，而跟高校的經濟學院系相比，我們又更多地參與政策研究。中心是一個介于兩者之間，同時注重理論和政策研究的教學研究機構。

　　經濟觀察報：能不能簡單介紹一下您的工作？

　　海聞：過去9年多的時間里，我一直負責中心的常務工作包括許多項目的啟動和日常管理工作。回來后做的第一件主要的事是籌備中心的成立大會。中心是在1994年8月份成立的，但成立大會是在1995年的3月10日召開的，主要是為了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圍繞成立大會我們還搞了很多講座等學術活動。以后我也負責籌備了許多會議，包括國際水稻會議、最初的CCER-NBER年會、互聯網政策與發展研討會、中國經濟世紀論壇，首屆中國經濟學年會等。

　　第一年我們幾個人都在北大經濟學院和光華管理學院教課。1996年秋季開始我們就有了自己的研究生和雙學位學生。1998年以后又有MBA。作為常務副主任，我在這些教育項目的啟動和發展上傾注了心血。

　　在推動經濟學教學方面我們曾經搞了一個經濟學師資培訓，當時我們國內師資很缺。我從世界銀行申請了一些錢，利用暑假辦了經濟學師資培訓，每期六門課，每門課一個星期，30個課時，連續搞了兩年，先后有100多名老師參加了培訓，都是來自全國各高校的。

　　我們還做了兩套叢書。一套是易綱和我編的現代經濟學管理學教科書，一套是我擔任執行主編由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經濟科學譯叢。我回來之前是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的會長，我們有一個留美經濟學會會員的通訊網，我通過網絡向留美經濟學會中的老師們收集意見，選教材。很多書都是我推薦的。我的標準是：第一，國外最好的教科書里的前三本；第二，必須是5年之內的，很多80年代的書還在翻譯，我說這是不行的，我們必須跟上最前沿。

　　經濟學教育科研網是從1999年開始創辦的。開始時每天只有幾百個人訪問，現在每天大概有4-5萬人瀏覽，注冊會員大概有3萬多名。我們最近做了一個網上調查，上網人員中約有46%是大學本科生，約45%是碩士生和博士生。這完全是一個專業網站，基本上都是一些對經濟學感興趣的學者、學生來訪問，我們為他們的交流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

　　為了提高中國經濟學的教育科研水平，我們還聯合其他高校舉辦了中國經濟學年會，第一屆年會在21世紀的頭一年舉辦，現在正籌備第四屆，我被推選為首任秘書長，負責這一平臺的組建和協調。

　　為了搞好工作，我經常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同時我愿意去實際操作。中心的很多事情，光有想法是不夠的，你要把很多細節都照顧到。過去十年里面我的很多工作就是把這些事情做實做細做成。

　　經濟觀察報：您是如何分配自己做行政工作和做學術的時間的？

　　海聞：我大部分時間是做行政工作的，60%做行政，30%搞教學，10%做研究。這種時間上的犧牲對于一個學者來講是很心疼的。我自己心里也總是在想，自己究竟應該做什么。

　　我們有很多學者，但是我們缺乏懂學術又懂管理，而且又愿意做管理工作的人。做管理工作一定會影響學術研究，但是總是需要有一些人來做這些工作的，而這些工作對一個機構來講是很重要的。我當時想，如果是單做一個學者的話，我完全沒有必要放棄美國大學的終身教職，我完全可以在美國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從事研究工作，我也可以利用暑假或學術假期回國教書。建立這個中心的意義并不在于自己做學術做得很有名，而是要建立一個平臺，使一大批學者能在這里做學術做得有名。我們有很多的杰出學者，但怎么能夠把這些人組織起來，作為一個組織和團體來發揮作用？組織者要懂學術，否則不知道怎么組織，同時也要有犧牲精神。

　　我做了近十年的常務副主任，很多事情我做了是寫不到簡歷上面去的。我是搭臺的人，但不一定每次都非要自己在臺上唱戲不可，請更合適更優秀的人來唱戲比自己唱要好。我自己沒有辦法評價我自己，我知道我做的事情很重要，我也知道自己在學術研究上做出了許多犧牲。我只能說，我目前的目標不是自己在學術上怎么怎么厲害，也不在于寫了多少多少學術文章，我的理想是我們能夠把這些優秀的學者組織起來，作為一個團體能夠去多做一些事情，多影響一些人。

　　但其實我還是不甘心的。我最近對我的學生講，我呢十年做一件事情：成人后的頭一個十年是下鄉；第二個十年是學習，期間也做了一些事，包括在留美經濟學會的工作；第三個十年做CCER；第四個十年我要為學校工作，為北大的發展做貢獻。我60歲以后不再做行政，60歲到70歲之間，我要專心做學問。我在美國讀了那么多年書，打下了良好的學術基礎，而且我還在自己的國際經濟學領域里跟著前沿呢。但是目前，我做組織工作比自己專做學問意義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