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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27-28日,《財經》年會2022:預測與戰略在線上舉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出席并演講。
今年國際貿易在大幅度增長,很多訂單轉移到了中國,在應對疫情沖擊導致的供給側缺口的情況下,中國成為的全球很多商品包括防疫物資、生活用品的最大供應國,對全球應對疫情沖擊發揮了定海深圳的作用,做出了很重要的貢獻。
談及明年的發展形勢,隆國強表示,中國因為疫情帶來的訂單轉移而導致的出口高增長速度可能會有所回落,這就意味著明年我們保增長更多的需要依靠內需。
以下為演講實錄:
隆國強:謝謝戴小京社長,各位嘉賓大家上午好,非常榮幸來參加財經年會,現在國際國內形勢都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大家感覺缺乏方向感,在這樣一個背景下財經年會2022預測與戰略為主題是很有針對性的。我就后疫情時代的戰略機遇和大家進行一個交流,供大家參考,請大家批評指正。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所以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高度關注國際環境的新變化,去努力把握這種新變化中蘊含的戰略機遇,去應對新變化中帶來的新挑戰。當前我們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疊加著世紀大疫情。從短期來看,毫無疑問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是最直接的,所以從短期來看新冠疫情嚴重沖擊了世界經濟的增長,去年世界經濟經歷了二戰以來最大幅度的衰退,今年在低基數的基礎上,世界經濟經歷了一個從數據上來看比較強勁的反彈,但是這個反彈不均衡,有的國家反彈得快,有的國家反彈得慢。
如果從2019年兩年拉平來看,有一些經濟體到今年還沒有恢復到2019年的水平。在經濟增長受影響的過程中我們會看到這一輪疫情帶來的全球增長和以前我們經歷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金融危機更多的是沖擊了需求側,所以需求不足是制約經濟復蘇的重要方面,而全球疫情既影響需求但是更多的沖擊了供應鏈在供給側影響到了世界經濟,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大家可以看到全球的供應鏈也不穩定,全球性的出現了能源短缺、芯片短缺,這都是供給側的問題。
正是因為供給側不同的國家受的影響不一樣,相對來說中國有效的管控了疫情的沖擊,統籌防疫和復工復產取得了明顯成效,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就需要國際貿易來彌補一些國家的供給側的缺口。
今年我們看到的就是國際貿易在大幅度增長,很多訂單轉移到了中國,可以說在應對疫情沖擊導致的供給側缺口的情況下,中國成為的全球很多商品包括防疫物資、生活用品的最大供應國,對全球應對疫情沖擊發揮了定海深圳的作用,做出了很重要的貢獻。
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會看到國際物流也很不穩定,國際物流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很多商品從中國運到北美、歐洲,但是因為疫情的沖擊,集裝箱堆積在碼頭上不能及時疏散,很多船現在在碼頭排隊等著裝卸,大量的集裝箱壓在進口國以后,空箱回不來就出現了一箱難求,所以國際物流成本上升的同時運力也出現了短缺,效率明顯下降。
全球性的大宗商品的價格上漲,在一些國家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像美國10月份的通脹率已經到了6.2%,里面既有寬松的貨幣政策帶來的貨幣增發的原因,也有在供給側不暢帶來的原因。
展望明年,疫情依然是影響世界經濟的主要因素,疫情的反復波動對世界經濟的運行、預期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上周公布了南非的新冠疫情的變種,全球大宗商品市場、股票市場等等都做出了劇烈的反應,原油價格下跌了12%左右,可以看出來大家對未來疫情的走勢還是非常擔心的。
總的來看,世界經濟明年將持續復蘇的進程,但是也會延續今年已經開始的復蘇不均衡不穩定的態勢。通貨膨脹的壓力有可能推動美國的貨幣當局美聯儲調整貨幣政策,在貨幣政策轉向的過程中怎么能夠讓市場比較平穩的接受,這是一個很大的考驗,特別要關注貨幣政策轉向過程中可能帶來的風險,因為在此之前在美國的股票市場、科技公司的股價、負債債務市場、房地產市場都同時積累了比較多的泡沫,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的調整要特別注意可能對這些市場帶來的風險,從其他國家來說要特別關注大國宏觀政策的溢出效應。
供給側會有所改善,今年我們面臨的短缺、漲價都會有所緩解,我們也會看到中國因為疫情帶來的訂單轉移而導致的出口高增長速度可能會有所回落,這就意味著明年我們保增長更多的需要依靠內需。
除了這些短期的影響以外,疫情的沖擊這幾年是短期的,但是它的影響將會是長遠的,在疫情爆發以及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各國和一些重要的企業都會更加注重產業鏈的安全性、穩定性,所以全球的產業鏈會加速調整。
在我們看到疫情帶來短期沖擊的同時,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把它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樣一個長期變化結合起來,來觀察和思考我們國家發展的外部環境的變化,從中分析和把握新的機遇,應對新的挑戰。
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角度來說,有一些深刻的變化并不會因為疫情而改變,可能因為疫情的疊加會呈現出一些小的特點變化,但趨勢不會變。
第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全球的經濟發展格局在深刻的調整,同時大國博弈空前的激烈,過去這些年呈現出一個東升西降的新變化,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版圖中的占比迅速提高,發達國家總體上占比在下降。在這中間提升最快的毫無疑問是中國,從1980年我們占全球GDP的比重1.8%到現在已經超過了17%,很多人說美國的國力在衰落,如果從40年的角度來看,美國在1980年的時候占全球25%,現在也在25%左右,真正下降的是歐洲國家、日本。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與美國的差距在迅速縮小,今年我們占美國GDP的比重會超過70%,疫情以后的占比還會提升,提升多少取決于最后國民經濟核算的結果。
盡管美國的代表提出要再掛鉤,但是在一般的經貿領域中美兩國利益深度融合,想脫鉤也是不現實的。但是在科技上提出了小院高墻,還是對中國的科技追趕進行遏制。同時在泛化國家安全的概念,肆意打壓我們的一些頭部企業,美國公布的實體清單涉及到的企業在全球1600多家,這里面有400多家是中國企業。美國還和他志同道合的盟友在規則上搞小圈子,試圖把中國在規則領域進行邊緣化等等。大國博弈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都必須要面對的一個重大的挑戰。
第二個變化是新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在迅猛推進。這個過程中機遇和挑戰是并存的,各國都認識到重大的戰略機遇,主要國家在爭奪技術制高點的競爭日益激烈,信息技術革命已經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未來還將進行進一步迭代,過去這些年我們看到從原來的PC互聯現在進入到了移動互聯,未來會進入萬物互聯,一些新的技術像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等應用會越來越廣,最近又提出元宇宙的概念,說明這個領域技術進步還是非常活躍,在活躍的技術進步過程中它會加速產業的變革。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看到信息技術和傳統的很多技術不太一樣的地方在于它的穿透力滲透力非常高,除了它會帶來數字產業化也就是產生大量的新經濟活動以外,更重要的是數字技術會對其他所有領域進行滲透,它會改造提升傳統的產業,所以數字技術帶來的變革是全面的系統的。
第三個變化就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行動在提速,綠色轉型在大肆推進。很多先行的工業化國家都走過了一段先污染后治理的過程,到上世紀七十年代這些現行的工業化國家就意識到1972年可持續發展的概念第一次進入了國際組織的文件,在此后的50年里可以說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到了現在已經從理念變成倡議變成規則變成了綠色轉型的行動,特別是巴黎決定簽署以后全球的可持續發展重點從過去治理污染、修復生態、各國局部性的環境改善為重點,轉向了大家應對氣候變化綠色低碳成為了主要的內容,國際合作的重要性也日益凸顯出來。實現綠色低碳的轉型也是一個廣泛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對我們整個發展方式都會產生深刻的影響。綠色轉型也是機遇和挑戰并存的,怎么能夠順應這種國際潮流對各國來說既是個挑戰也是個機遇。
第四個變化就是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在加速調整,與此同時各國爭奪規則主導權的競爭也是更加激烈,所以說我們會看到在百年大變局中全球的格局、技術、環境、治理、制度都在發生深刻的變化。
在這樣一個深刻的變化中,每個國家都會從自身的發展條件發展目標進行分析,對我們來說需要用一個戰略的思維和辯證的思維看待變化的世界,力爭在危機中遇新機,在變局中開新局。
我覺得從中國發展的角度來說一些重大的機遇需要我們去把握,第一就是剛剛我們講的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的產業變革,這里面蘊含著巨大的戰略機遇。
回顧歷史我們會看到每一輪重大技術變革是國際發展的格局進行演變的最根本的因素,中國現在發展到了這個階段以后,從總量上來說我們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當前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挑戰同時也是未來的發展方向,就是能夠實現從過去的粗放的靠要素投入轉向以創新驅動的高質量發展。
信息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就給我們帶來了這種機會,需要我們把握好這個機遇,把握好了這個機遇會有利于我們構建新的發展格局,也有利于我們構建現代化的經濟體系和形成國際競爭的新的優勢。
從全球來看我們在數字經濟里面有落伍的地方,比如在高端的芯片、系統軟件、工業軟件方面我們還是相對落后,但是在一些領域里面比如在5G、平臺經濟的發展中,特別是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相結合的一些領域,我們依托國內大市場多場景的優勢,我們的數字經濟發展也有自己獨特的優勢,也是蓬勃發展的,也產生了一批有一定國際競爭力的大的數字經濟企業,這些都是我們未來參與到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
同時還要特別看到我們作為一個最大的制造業國家,我們有龐大的經濟存量,這些經濟存量怎么從傳統走向現代,用好數字化改造提升這個空間是巨大的。所以要一方面注重數字的產業化,就是要發展我們的新經濟,同時還要特別注重產業的數字化,用數字技術給傳統產業賦能,提升傳統產業的效率和它的國際競爭力,大力發展以數字賦能的制造業和服務業。
第二個很重要的戰略機遇就是要把握好綠色低碳轉型帶來的機遇。綠色低碳轉型一方面對我們來說有著很大的挑戰,現在我們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我們的排放總量比美國還多。碳達峰、碳中和,這個挑戰無疑是巨大的,因為很多發達國家用了50年甚至60年的時間才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轉變。實現碳中和從根本上來說是要靠經濟發展的轉型,所以我們一直強調綠色低碳轉型是一個廣泛深刻的經濟社會的系統性變革,轉型越快減碳就越快,所以我們需要主動地去謀劃它。
在看到這個巨大挑戰的同時還要看到綠色低碳轉型本身是一個發展的新的戰略機遇,綠色低碳轉型會帶來大量新的需求,需要有新的技術突破,會帶來很多新的產品,比如國外有人預測未來十年綠色低碳轉型會帶來數十萬億美元的新需求,國內也有很多專家在分析十年會帶來超過100萬億人民幣的新需求。在一些新的產品,中國有一定的基礎,比如像光伏發電,我們現在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光伏設備的生產國,裝機容量也是最大,風力發電也是如此,同時我們還是這些新能源設備最大的出口國,新能源汽車是新的發展亮點,特斯拉的市值已經超過了排在他后面的好多家傳統汽車制造廠家的市值之和,說明投資者對未來在新能源汽車發展前景的看好,我們國內一些和新能源汽車相關的既有造車新勢力也有電池的生產商等等市值也是迅速提升。
在新能源汽車的發展中,我們和傳統汽車相比,傳統汽車這些年一直在追趕,追趕越接近先進的技術難度越大。新能源汽車給我們的汽車國際競爭開辟了新的賽道,我們的新能源汽車從總的產量上來看是世界第一,銷售也是世界第一,而且新能源汽車和傳統汽車相比,傳統汽車長期是國際貿易逆差,說明傳統汽車的國際競爭力是不足的,盡管我們是全球最大的汽車生產國,汽車領域實現的是進口替代的戰略。新能源汽車依托國內市場的同時也注重國際競爭力的提升,新能源汽車的國際貿易呈現出了順差,說明新能源汽車的國際競爭力比傳統汽車要好,所以新能源汽車已經成為了我們未來發展的新的增長點,當然類似的還有很多。
如果我們觀察一下光伏、風力發電設備、新能源汽車等等,大家都會看到它的需求來源于綠色轉型,但是它不僅僅是一個綠色產品,它既是綠色產品同時還是一個信息化技術應用的新產品,也就是說21世紀人類命運的兩大轉型,一個是數字化轉型一個是綠色低碳轉型,而這些新產品是兩大轉型的疊加。如果我們看看新能源汽車特別是高端的新能源汽車,那我們會發現它的動力系統變成了電池,少量的還有新能源等等,這是綠色的轉型,更多的你會看到這里面有大量的數字技術的應用,有很多人說我上班累了下班以后到了停車場坐在車里面并不馬上回去,先看個大片、聽聽音樂,隨著自動駕駛技術的普及,我看前兩天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已經有了無人駕駛的出租車,未來隨著數字技術的應用,汽車除了綠色化以外還會呈現出智能化、老年化可能還會有共享化新的變化,這些新變化會讓汽車的功能發生很大的變化,除了是一個代步工具以外,它可能會變成你娛樂的場所,也可能會變成一個移動的辦公場所等等。
所以總的來看,綠色低碳轉型和信息化轉型的疊加會給中國這樣一個處在產業升級關鍵階段的大型的追趕型經濟體帶來一個新的賽道,所以說是我們未來發展的一個戰略機遇。
第三個重大的機遇就是中國超大規模的市場在加速推進結構調整,這種加速調整會帶來吸引全球高端要素的機遇。我們已經是世界第二大市場,在過去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經歷了幾輪需求結構變動帶來的產業結構的升級,80年代我們解決了吃和穿的問題,所以帶來的是輕紡工業食品工業的快速發展、農業的快速發展,90年代我們帶來的是用,就是家電設備等等,帶來了家電產業的發展,新世紀經歷了住和行的升級,帶動了汽車、住房這些產業的發展。一輪一輪的產業發展、消費升級帶來了主導產業的升級,到了今天我們說未來靠什么,內需一個共同的特點是消費的升級,也就是說過去的發展是一個量的擴張,是滿足一個最基本的需要,未來吃穿住用行更多的都要質量的提升,消費的升級希望供給側能提供更高品質的商品和服務,這樣它就會內在地帶動我們實現高質量的發展,也就是說消費升級會帶來產業結構的升級,這種升級過程使得中國經濟未來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基礎,這個增長的前景再疊加上這兩年我們看到在防疫方面取得的成績,會吸引全球各種各樣的生產要素來加速向中國的匯聚。
比如因為疫情的沖擊,全球的跨境投資明顯回落,但是來中國的投資是保持穩定和增長的,今年前九個月來華的外商直接投資達到了1293億美元,增長了25.2%,這和全球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除了資金,外資是一個生產要素,外資的這些項目所包含的要素實際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這里面技術含量更高的項目越來越多,與此同時我們看到特別重要的就是人才在加速向中國匯聚,這是未來我們建設創新型國家特別重要的戰略機遇。本世紀初的時候歸國留學的人里面一年2萬多人,到現在一年回來50多萬歸國留學人才,除了自身的留學人才回流以外還有很多其他國籍的科學家、研發工程師在向中國流動,所以這一系列高端生產要素對中國的匯聚是我們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機遇。
所以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世界大疫情疊加的背景下,我們要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通過紛繁復雜的變化看到挑戰,同時也要看到機遇。我們會看到這個過程中機遇和挑戰是并存的,很多事情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面一樣同時存在,我們一方面要善于識別機遇,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勇于采取行動來搶抓機遇。未來中國需要按照三新一高的要求立足新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不斷提高我們的開放水平和質量,多措并舉地把握好機遇。我點點題。
第一需要我們進一步把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增強我們國家的創新能力。要引進高端的生產要素需要我們做很多的工作,不是說坐等人才,需要我們在認識制度方面進行改革,才能真正把人才引得進、用得好、留得住。同時也需要我們進一步通過對外投資來整合全球的研發資源。總之實現高質量發展根本上要靠創新,所以我們的創新既要用好自己的戰略科技力量實現自立自強,我們的創新又不是封閉的創新,它是開放的創新,善于用好全球的創新資源來增強我們的創新能力。
第二就是要構建或者培育國際競爭的新優勢。中國已經變成世界上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國,雖然從海關統計來看我們出口的很多商品是高新技術產品,比如我們用的電腦、智能手機等等,但是從全球生產價值鏈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這些所謂的高新技術產品在國內大部分還是依靠勞動密集的增值環境,是全球的高新技術產品最大的組裝國出口國。隨著我們發展水平的提升,我們的要素成本在上漲,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競爭力正在削弱,盡管我們說因為疫情今年前十個月出口增長了32.3%,是短期的,我們希望把握好這個機遇。未來我們怎么能夠應對因為比較優勢的變化帶來的國際競爭力在國際市場上的兩頭受力,一方面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面臨著來自更低成本的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另外一方面是我們的競爭力升級面臨著發達國家的打壓,我們需要在兩個方面都要用力,在傳統的產品上我們要通過數字化改造智能制造來維護國際競爭力,同時我們需要在資本和技術密集產業上通過創新通過改革來形成新的優勢。
第三要構建開放型經濟的新體制,打造一流的營商環境,吸引全球的高端生產要素進一步匯聚,同時也在國內形成一個良好的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促進創新。
最后,我們要發揮大國經濟的新優勢,主動塑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經貿環境,為中國未來現代化建設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經貿環境。
總之,面臨新的變化,我們需要把握好新的戰略機遇,應對好新的挑戰。我就說這些,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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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梁斌 SF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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