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一個，遇到問題怎么辦？三鹿董事長田文華說“08年6月，即使意識到自己的產品出了問題，三鹿集團想到的卻不是及時少報，而是考慮怎么應付輿論的壓力”。

　　當然很痛心，這個認識沒有完全認識到位，一個合資企業，一個大的公司，來了這么大的產品質量危害，原來錯的時候光想著把輿論捂就可以了，我們也到過一些協會，他們講怎么把它弄住了。現在錯誤在哪？沒及時善后。是這個錯誤嗎？我說最大的錯誤在哪？董事會的作用沒有發揮好，董事會在第一時間不是一個質量的問題，開過董事會外資方提出來要回購收回產品，遇到問題先打報告。我們搞市場經濟，最大的收獲除了問題不要找市場，要找市長，產品賣不出去了都找市長的市長說我能解決嗎？現在我們告訴大家要找市場不要找市長。現在公司治理出了問題，應該找董事會，而不是找政府和你的市長。

　　現在還沒有認識到錯誤，那么都到了中央和總理那，能解決你所有的問題嗎？我們還是計劃經濟那個在公司治理上、社會責任上，還沒有到這一步太落后了，現在要宣判還沒有認識到整潔在哪。公司治理要你干什么？董事會要你干什么？問責要你干什么？現在所有的大事件殘害了多少萬人？最后所有的處理都是上級政府處理的，然后董事會沒有發表聲明。而且三鹿出問題就是外資方的懂事覺得責任太大，回國之后報告的。產品安全問題剛才說了，從表面上是個質量管理問題，安全管理問題，但是現在演化為公司治理事件。為什么？它已經發生了后果，怎么處理。不是一個技術上的問題，日本你看，發生這個事件，雖然出現了自殺，咱們不說自殺，但感覺社會問責壓力太大。另外一個，我們是不是產品質量出了問題就是社會責任就是產品質量啊？不是，不要等到出了問題再管。另外外資并購也是很大的問題。我那時候在跨國公司論壇上說了一句話，中國這么大的經濟體，所有龍頭企業、領航企業都有跨國公司做，這是中國企業家不講社會責任的表現。一個企業可以控、可以放是沒有問題的，并不是中國所有企業都要控，都要把住不放。但中國這么大經濟體所有龍頭企業都讓你控了，這是什么現象。我在美國看了一下，美國、法國最緊張的時候議會的還有企業，不能讓政府控制，那反映是什么。當然了，作為企業來說，不是做宏觀政策，你放放的下，控要控的住。這就是聯合國貿發會議提出的，企業對于低于收購的自衛的設置，我們國家九十九點幾沒有，所以外資如入無人之境，我們的企業被別人并了以后大呼上當了，像哇哈哈等等都是我們最著名的企業家，整天在北京接受頒獎的企業家，我也參加過評比，因為世界優秀企業、CCTV年度人物等等，你這個問題怎么基本糊涂了？你讓出去可以，但是你不能說上當了，那就是吃虧了，那就是游戲規則不懂。那么我們都上當了，歷史的責任讓你經營企業，你是執行社會責任嗎？

　　再一個，投資者權益保護的問題，這是另一個問題。大家想想，在產品市場上，服務市場你不能危害客戶，你的消費者。在資本市場上，你也有客戶，這是誰？投資者、出資人。我們現在知道了，學市場經濟知道了客戶、消費者是上帝，得罪了上帝沒有好果子吃。但是，在資本市場、證券市場你首先要上市，誰是你的上帝？投資者，你讓投資者血本無歸，你讓投資者陷入困境，難道你的社會責任盡到了嗎？所以，這里面就有一個一股獨大，很多的企業抱著圈錢的目的，不考慮回報的問題。消費者買你的東西進行使用，銷售服務，投資者買你的東西是什么？就是感覺和我無關的事情。那么，在這里面要做到這些問題，當然我認為，光讓他講社會責任是不行的，和公司治理連在一起，這是一個責的基礎。你對于利益相關者是不是當做上帝，你對于董事會、你的這些機構管不管用？在美國有60%，在歐洲有50%，大公司專門設置倫理主管和倫理機構，有的董事會甚至設置社會責任委員會。這個你得靠機制來保證。這里面我講到這兒，時間關系詳細得我不說，我給大家講一個嚴厲，大家聽聽，基本的社會責任達到以后，再往上有一個例行社會責任，比如說汶川大地震捐款的時候。第一種是萬科，出事不久，200多萬捐上了，為什么出200多萬？就是合規的框架。董事會、股東大會一年授權的捐款額100萬，加上很多的大事一年的額度都捐了，只有這200萬了，這在公司的治理上合規了，但是大家知道這是捐款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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