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中國資本市場實現跨越式發展后，股票市場總市值可能達到100萬億，其對GDP的比率可能高達幾倍！中國還將出現一個巨大的企業債券市場。幾乎所有大型企業都將在資本市場上市或融資。而長遠看，人民幣必將實現資本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我們的金融體系將直接面臨來自外部的沖擊。我們雙順差的國際收支格局不會永遠持續下去。而隨著中國與發達國家經濟差距的縮小，我國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將出現不可避免的系統性下降。所以，保證過去和現在中國不發生金融危機的諸多因素在未來都會變化。因此我們有必要認真分析在未來中國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

　　我們認為，在未來導致中國可能出現金融危機的原因在于一個背景，一個外部因素和一個內部因素。

　　3.1一個背景

　　作為一個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目前享有后起的趕超優勢，這是長期以來我們保持10%左右經濟增長速度的重要原因。具體原因在于中國的城市化尚未完成，還有大量勞動力要從低效率的農業部門轉入高效率的工業和服務部門。中國的人口相對年輕，加上傳統文化的影響，因此保有很高的儲蓄率。中國的科技水平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因此我們在很多領域不需要做多少研發，只要引進國外技術，就可以直接提高生產效率。但經濟增長速度系統性下降與人口結構的顯著變化，將是未來出現資本市場波動和金融危機的重要背景。因為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和人口結構的變化影響金融市場的供求關系。金融系統的運行，總是基于特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如果宏觀經濟運行的特征發生重要變化，這對金融系統的影響是深刻而長遠的。具體而言，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如果在未來某一時刻開始出現系統性下降，與此同時中國人口的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導致儲蓄率系統性下降，那么資本市場的估值水平也可能出現系統性下降。如果此前存在資產泡沫的話，則泡沫難以支撐。

　　根據Williomson(1997)，人類再生產類型通常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模式經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模式，最終轉變成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模式。在這過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時間上具有繼起性，從而形成年齡結構變化的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具有高少年兒童撫養比、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撫養比的特征。不同年齡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經濟行為，因此，在不同的年齡結構階段，人口對經濟增長具有不盡相同的影響。在人口轉變的前一階段，易出現人口年輕化趨勢，少年兒童快速增長，老年人口增長緩慢，其結果是總撫養比、主要是少兒撫養比快速上升，經濟增長深受其累，這時會形成所謂的“人口負債”。而在人口轉變的后一階段，易出現人口老齡化趨勢。一般來說，在人口的較大比例由少年兒童或老人組成的情況下，社會負擔率較高，生產性較低，對經濟增長不利。然而，通常出生率下降速度和人口老齡化速度不是同步發生，而是前者先于后者發生。在出生率下降初期，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齡化速度。在這一人口轉變過程中，會形成一個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也就是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在一個時期內都比較低的局面，并會持續較長一段時間。總人口“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使得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負擔較輕。年齡結構的這種變化將帶來勞動力增加、儲蓄和投資增長、人力投資增加等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局面，人口學家稱這段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或“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于學軍，2003；蔡昉，2004；陳友華，2005)。人口紅利具有兩個潛在地促進經濟增長的源泉：第一、在具備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大這一潛在人口優勢的條件下，勞動的參與率和就業率均保持在較高水平上，就意味著一個人口結構產生的充足勞動力資源得到了較好的利用；第二、經濟活動人口比例高且就業率較高，使得社會儲備總量大，經濟活動中的剩余總量也大(蔡昉，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