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問題中，日本帝國主義和納粹德國在真實世界中所倡導過的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理念和實踐，都需從我們社會和政治心中抹去，如今我們已經很難想象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以前享受過的權利和聲望。它們不只是統治集團中一個小團體的政治理念，而是灌輸給許多青年以舞蹈他們的理想的毒藥。實際上，它們采用內部鎮壓和外部軍事武裝的方法來進行擴張。

　　它們首先在蘇聯主導的歐洲戰場和美國主導的亞洲戰場上被擊潰。此外還有許多其他國家為勝利做出貢獻。當然中國在抵抗外地肆意侵略中付出了重大代價，韓國和其他國家也為抵抗侵略者和民族解放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 。當然還有無數不知名的人用他們自己的力量與法西斯進行抗爭。甚至是在日本，我也能列出一連串人名，他們以個人的力量與統治階級對抗，他們絕望中帶著希望，不畏任何艱難，他們是日本人民。看到日本主流社會在近代歷史上沒有澄清立場，我感到遺憾，對于他們令人不快的過去，日本人似乎還沒有達成全國性的共識，他們深深如何稱謂太平洋戰爭的結束都搖擺不定那是戰敗、敗戰或者結束的狀態，還是屈辱，或是解放？看這除此之外，一切優秀的國家在任何定義和理解他的近代歷史上不知所措，著實令人尷尬。

　　再次重生，在我們消除悲傷的過去和照亮未來之路的過程中，經歷的共享非常重要，在這個意義上分享歷史可以使我們在殘酷的現實中做出正確的判斷。在這個意義上分享歷史可以使我們的殘酷的現實中做出正確的判斷。太平洋戰爭的結束似乎在每個國家都作為一個成功抵御和戰勝侵略者的國家性事件來進行紀念。但是為什么我們不能走到一起來慶祝人道主義的勝利？它戰勝了企圖扭曲和阻礙我們人性發展的誤導性思想和力量，并且分享我們近代的歷史。分享歷史可以延伸到分享我們的身份定位。我們習慣用于某國公民來定義自己。以座位某國人為傲無可厚非的，這有時會導致大民族主義的排外情緒，除了國際，我們還有其他定義自己的方式，如某個種族或共同團體的成員，新風同一宗教的人，屬于同一職業 領域的人，分享共同意識形態的文化理念的人等等。歷史中有許多例子，對某一身份的忠誠演變為與其他身份成員的沖突 。在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英國天主教徒站在西班牙一邊，馬克思列寧主義用戶他們，杜康民主，他們公民身份的國家，我經常給學生逗樂，說我在700年前是中國人，這不僅僅是個玩笑，根據族譜，我的家族在700年前從山東移民到了朝鮮的半島。

　　我想，這個并不是要混淆各位聽眾關于我們身份的看法，我只是想指出我們可以盡量以分享我們身份定位的方式來定義自己。由此為我們自己和后代共同的未來而一起努力。如何看待自己在我們生活和探求與他們的關系中至關重要。因為從我們定義自己的方式中可派出生，支配我們的人際關系的文化，對待他人的態度，對期望中他人的行為的隱含確定性，一級支配我們的大部分共同價值觀和準則。

　　這把我們帶到了最后一個話題，分享準則。我堅信的準則是，任何有以用的政治改革或者政治發展上的任何行動都應當由人民自己來實行。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由局外人插手，不管他的本意有多好，我們知道我們擁有不同的政治體制。沒有必要也沒有理由要求每個國家擁有相同的體制。盡管我們的政府形式不同，我們都宣稱要實行民主制度，盡管我們的政治體系不同，我們都有共同的基本道德準則。在任何一個政治體的邏輯根源處，肯定有一個基本準則，可以用來分享或座位不同體系進行對話的基礎。我相信，這個區域在受到西方的 影響進行現代化之前，有著一個以傳播中國智慧為中心的共同政治準則。至少在這三個國家之間哲學圣賢思想的傳播構成了城市倫理道德的基礎。時代變了，但在當今的民主時期，除去政府形式的不同，難道我們之間沒有任何相似之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