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江蘇國信原老總王益民夢斷徐國健案(2)

　　仕途轉折點

　　1998年華夏銀行總行行長李錫奎的調離，使華夏銀行出現了不利于王益民的變化。

　　2001年，華夏銀行總行面向全國招聘副行長，王率先報名應聘，但終因考試未能通過 而落選。當時，總行為了安撫他，曾試圖給他一個總稽核的職務，王拒絕。此時，王已下定決心要離開華夏銀行。

　　但對于新的去向，知情人透露，王曾有幾種考慮。當時江蘇省政府有意在全省城市信用社、農村信用社的基礎上組建江蘇銀行，王對這一位置躍躍欲試。然而上述方案很快被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否定。王轉而又想去江蘇省國際信托投資公司，遭到其領導層的集體抵制。

　　盡管屢屢受挫，但王益民去意已決。　　2002年2月，王益民被安排至江蘇蘇豪國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以經營絲綢紡織品進出口貿易為主的大型國有企業擔任董事長。

　　“王益民來，他自己意外，我們也意外。”蘇豪集團原辦公室主任段曉俊說。

　　顯然，從金融系統進入到紡織系統，對王益民只是權宜之計。段曉俊對《財經》說，王益民在任職蘇豪集團的一年時間里，并沒有怎么參與具體業務——他也不懂。王一來就抓制度建設和內部管理。他在蘇豪集團沿襲了在華夏銀行的工作作風。但他的強勢領導在蘇豪集團內部得到了比較正面的反響，雖然有很多人對他半夜打電話叫人開會的方式有些意見。

　　僅僅一年之后，王益民就離開蘇豪集團，出任江蘇省國信集團董事長。

　　買官交易

　　王益民的這次調動，被證實是他被“雙規”的主要起因。

　　江蘇省國信集團成立于2001年8月，是一家在江蘇省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和江蘇省投資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基礎上組建的大型國有獨資企業，也是江蘇省政府授權的國有資產投資主體，業務涉及證券、信托、電力、工業、天然氣、高新科技產業、房地產、貿易等領域，截至2003年底，總資產達到186億元。

　　根據中紀委的調查結果，王益民賄送徐國健百萬元謀到這一“肥缺”——國信集團的一把手須由組織部任命。2003年3月，原國信集團董事長徐建明調任常州市市長，徐國健把這個位置留給了王益民。

　　江蘇省委辦公廳主辦的《江蘇內參》曾刊登過一篇討論徐國健案的文章，文中將徐、王二人的交易稱為“還沒有來得及變現的腐敗期權”——交易剛剛開始，就東窗事發了。文章還指出，按照圈內行情，這是一筆對雙方回報率都極高的交易。

　　國信集團的人士透露，王益民在2003年初如愿以償后，曾在一個很小范圍內“酒后失言”：“徐部長有個存折在我這里。”說完覺得失態，連忙解釋是“玩笑”。

　　王益民將國信集團作為實現自己“人生追求”的新的制高點。甫上任，他就提出要將國信集團發展成為金融控股公司的構想。2003年3月，《新華日報》曾以對話形式，整版發表了王益民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就創建金融控股公司的探討，為其構想造聲勢。王益民提出，當今世界，以組建金融控股公司為主要形式的金融混業發展已成主流，金融機構間跨行業、跨國界購并，形成能量巨大的金融集團已是大勢所趨。

　　江蘇國信集團的金融業務中，恰恰缺少銀行這一重要板塊，因此王提出要收購省內的城市商業銀行，并由國信集團絕對控股。然而這一方案遭到江蘇銀監局否決。江蘇省銀監局局長周忠明向《財經》表示，并非不可以搞金融控股公司，問題是“走什么路”，是以市場化方式還是依靠行政力量去推進。

　　從王益民提出的方案來看，完全是行政方式。“他要收購城商行，不直接去找銀行的領導談判，而是找市委書記談；他提出一家一家收購，不是拿錢買，而是拿國信的股權置換，還要求絕對控股。”

　　王益民的方案遭到了江蘇省內所有城商行的一致反對，他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宏愿也因此流產。

　　灰飛煙滅

　　截至目前，由于相關涉案人員尚處于立案調查階段，整個徐國健案件的全貌仍未明晰。2004年11月29日，“雙規”近半年的徐國健被宣布開除黨籍、公職，移交司法機關立案審查。中紀委在傳給江蘇省委的書面處理決定中稱，徐國健在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先后收受賄賂共計人民幣460萬元和8000美元，接受禮金10萬元”，其中涉及王益民的大約有100多萬元。

　　消息人士向《財經》透露，王益民被“雙規”后態度強硬，對專案組的調查非常不配合。據悉，江蘇省紀委曾多次到華夏銀行查賬，但都未從賬目上查出什么問題。去年秋天，有三家本地企業的老總被省紀委叫去詢問。這幾位老總平時和王益民來往密切，多是王在華夏銀行期任職期間結識的關系。

　　另據消息人士透露，由于王益民的不配合，目前有關其受賄的數額尚無法確定。

　　江蘇金融系統的一位干部認為王益民是一個悲劇，并替他感到悲哀。他說，王益民在金融系統收入不菲，到了國信集團年薪更是達到70萬元，“想不通他為什么還是去走那條路”。

　　不過，了解王益民的人都說，錢固然對他很重要，但仕途及權力才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標。王雖然時時表現出傲慢乃至霸道風格，但內心深處其實深藏著自卑。他看到了權力帶來的好處和榮耀，“很羨慕，很眼紅，很想追求。”

　　然而，他的更為“遠大”的政治抱負，終因徐國健案發而灰飛煙滅。

　　(該文刊于3月7日出版的《財經》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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