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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訊網-《證券市場周刊》特供
衡量得失
針對產權改革中的腐敗問題，周其仁說：“侵犯工人利益，引起社會不公，當然要打擊，不打擊就沒有社會的基本秩序。”但是，這個問題又和承認企業家的歷史貢獻，推動產權改革混在一起，“所以改革要允許有一個實踐的過程，把兩者剝離開來，爭取兩個問題都能很好解決。”
對于衡量改革成敗的標準，張維迎表示，從經濟學角度看，最理想的狀態當然是帕累托改進。但現實中可能還達不到這個標準，那么還有另外一個標準，就是社會總財富最大化。如果一項變革能夠使得社會總財富增加，或者說受益者所得足以彌補部分人受到的損害，這種變革就是正確的。因為不這樣做的話，整個社會就會被鎖定在無效率狀態。
產權界定的過程需要實踐。“如果我們不能容忍這樣的實踐過程，要求任何事情一開始就做好，一點錯誤也不發生，一個誤差也沒有，那么結果就是走不出歷史。”周其仁說。“是有人在盜竊國有財產，因為國有財產很容易被盜竊。傳統公有制不改，資產被攫取的花樣百出，最后的命運就是被攫取干凈。只有改制徹底，攫取才最終失去土壤。叫停改制的戰略，不論主觀動機如何，實際效果只能是延長國資被攫取的時間、增加國資被攫取的機會和數量。正確的選擇，是堅持改制方針，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的程序合理性，盡最大可能減少改制中的攫取損失。”
但對于付出改革成本的這些人來說，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理性就應當建立在他們的痛苦之上嗎？對此，周其仁表示應設法補償：“適者生存，但不能說不適應的就完全不管，當然應該有社會救濟、社會保障，尤其對中老年工人。這不是企業的債務，而是國家債務。”
“國家曾經承諾，全民所有制的企業工人終身有靠，現在做不到了，這是國家的一筆隱性債務，應該在國家的資產賬上劃出一塊來解決這個問題，不能拖泥帶水”，“比如現在這些壟斷性行業這么大的資產規模，去年中移動一家公司的利潤是588億元，把這個優質資產拿一塊補償下崗工人，這樣社會可以比較和平、比較和諧地度過這個轉型期”,“資產要放在經濟過程中才能增值，要動員有企業家才能，或者有這種潛力的人，運用這些資產在市場競爭中創造財富。然后考慮到公平，考慮到效率，考慮到社會的穩定，也考慮到法律逐步變化的權威性和適應性，逐步把歷史形成的包袱解掉。”周其仁說。
回顧55年以來的經濟發展過程，張維迎說：“在過去55年里，整體來看經濟取得了相當不錯的發展，這主要是利用了后發優勢，包括發達國家創造的技術和管理。在前30年里，我們是通過計劃經濟動員國家資源，用國家積累的辦法，借鑒西方成熟的技術和管理來發展自己。到70年代之后，計劃經濟能夠利用的后發優勢的潛力已經消耗殆盡，這個時候我們開始改革開放。在過去25年的改革開放中，通過放松管制，利用民間的力量，給人們以更多的自由，這樣使得每個人都產生積極性去發展、致富，這時候我們利用了新的后發優勢，也是技術和管理的兩方面。下一步中國的經濟有沒有可能繼續維持比較高的發展？非常重要的就是能不能從技術上、管理上的后發優勢逐步轉到制度上、體制上的后發優勢。但如果沒有更深入的改革開放，特別是產權制度的改革，這一點是做不到的。”
中國現在所處的是全球化競爭的時代，這個時代一個國家在國際地位上的地位、力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個國家的企業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力量，“如果沒有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中國企業是不可能在國際上有地位的。”張維迎說。他認為，從很多行業的發展趨勢來看，企業的整合非常重要，問題是誰來整合中國的企業？“現在有三個候選人，第一個國有企業來整合，第二個民營企業來整合，第三個外資企業來整合。過去25年改革的歷史證明，國有企業沒辦法承擔這個任務。過去限制民營企業的發展是為了保護國有企業，結果反倒是外資企業大規模、全面、全方位地進入中國，變成中國一支重要的經濟力量。”
“如果不允許民營企業整合中國的經濟，國有企業又沒有能力承擔起這個任務，我們只能把中國未來的整合任務放手給外資企業，也就是在10年之后，我們看到中國市場上有品牌的企業，大規模的企業基本上都是外資企業。中國民營企業、國有企業，除了幾個壟斷行業之外，基本都是人家的二級供應商、三級供應商。”張維迎說。“所以，對待民營企業的態度，不僅僅是涉及民營企業本身的問題，而是國家利益的問題。某種意義上講，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是對國家未來發展不負責任的一種態度。如果我們不愿意讓國家的經濟命脈完全被外資企業所主導，就必須給民營企業創造很好的發展環境，無論是政策上還是體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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