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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在推動中國農村的改革當中,所做的第一件事,應該說是肯定“包產到戶”。1978年,中國農村開始探索進行土地制度改革,這個重大的變革拉開了中國改革的序幕。鄧小平在這一變革中作為國家的領導人,以他堅決的支持,為這個變革鋪平了道路。[全文]
杜潤生為了總結推廣群眾包產到戶經驗,創造了過渡性的、阻力較少的概念:“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集體與農戶雙層經營”、“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集體土地農戶承包經營機制”、“股份合作制”等,使更多的人同意或者不反對“包產到戶”。[全文]
1978年底,安徽鳳陽小崗18戶不想餓死的農民在一起賭咒發誓,簽下分田到戶“生死契約”,關閉了一扇門,又開啟了一扇門。嚴俊昌是當時小崗生產隊的隊長,他出于求生本能做下的決斷,震驚高層,并終獲認可,“中國改革第一村”由此誕生。[全文]
在華西這片并不肥沃的土地上,村黨委老書記吳仁寶苦心經營數十年,開辟了中國新農村建設的發展道路,創造了中國新農村的幸福和諧,締造了“天下第一村”的恢宏奇跡,弘揚了華夏民族瑰麗的民族精神,吳仁寶本人也由此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里程碑式人物。[策劃]
在中國,無論何時,重提改革開放初期的那段歷史,年廣九都是一個絕對無法繞開的話題。那些打著時代烙印的代價,總是需要走在最前面的人來付出與承擔。是年廣九,用自身經歷讓開放之初的國人逐漸認識到“投機倒把”不是罪、雇傭工人也不是罪、發家致富更不是罪 。[策劃]
南街村之路,起源于1979年。當年,村里興辦了第一家集體企業機磚廠。1985年,全國最后一批249個人民公社解體,而南街村卻在此后,重新完成了逆向的分合過程。王宏斌的底氣來源于企業的發展,1989年,第一條方便面生產線上馬,當年村工業產值便跨過了2000萬元。[全文]
當倡導了六年的“新農村運動”被寫入“十一五”規劃,林毅夫成為最值得關注的人物。幾年的奔走呼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議終于被中央采納,圓了他“左手經濟政策,右手經濟理論”的夢想。在林毅夫看來,政府在基礎投資當中也會有不少轉化成農民的增收。[全文]
把 “中國研究‘三農’問題最權威專家”的帽子戴在溫鐵軍頭上,也許有點言過其實,但要加上“之一”便毫不夸張了。他獨到的視角、新穎的見解、深刻的思想以及文章中充盈在字里行間的憂國憂民之情,在今天讓不少中國人牢牢記住了一個名叫“溫鐵軍”的經濟學人。[全文]
坐在自己命名的“瀑布稻”大幅圖片下,76歲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抑制不住內心的興奮。“國家的重視和支持,對我來說既是鼓勵又是鞭策。”袁隆平告訴記者,到2010年,中國超級雜交稻將實現畝產900公斤的第三期目標,“這是我立下的軍令狀!”。[全文]
李昌平斗膽上書給朱镕基總理,傾吐自己關于中國“三農”問題的苦惱與思索。朱總理在李昌平的長篇書信上作了肯定性批示。李昌平被大眾媒體推為年度風云人物,他向總理反映的原版三句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也成為中國“三農”問題的經典表述。[全文]
黑龍江綏濱農場作為全國農墾唯一的農村改革試驗區,率先開展土地承包制度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多次成功改革;從單一種植到多種經營,讓玉米、大豆、食用菌等產品在國內國外打開一條條銷路……為全國農墾系統提供了生產經營的寶貴經驗。[全文]
早在1969年,華西村就開始辦小五金,比較早就搞起了農村工業化。鄉鎮企業大力發展是在1980年代,小城鎮化熱起來是在1990年代中期,而華西在1980年代末就搞了城鎮規劃,分工業區、農業區、娛樂區、游覽區等等。[全文]
獨家視頻:華西村:致富路上的變與不變
作為中國農村改革發展的一個重要典型,翻看它20多年的改革進程,有如一幅幅跌宕起伏的連環畫,其中既有模糊與暗淡,又不乏美麗與精彩。2006年,撤村建鎮后的13年后,大邱莊經濟再次騰飛,但大邱莊人的性格似乎也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全文]
他們還是每月只有少量的工資,強調著自己的集體主義。昔時的“共產主義”樣板村——南街村,仍然是時下一條紅色旅游熱點,村里實行著“共產主義”的分配制度,成為外界特別關注的對象。其實,早在三年前,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的事件就發生在南街村。[全文]
馬克思主義并不認為在一個國家和一個區域內可以建成共產主義。但是,依然有許多人將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鎮的劉莊稱為“共產主義社區”。劉莊的集體所有制和共同富裕道路已經持續了數十年,在中國農村的發展歷程中享有顯赫聲譽。[全文]
7月14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正式發布。而由于甘冒風險創造性地完成了“分林到戶”,并自下而上引發全省乃至全國波瀾壯闊的集體林權改革,洪田村被國家林業局等部委譽為中國林改的“小崗村”。[全文]
四川南充,一個700多萬人口中600多萬為農業戶口的川東重鎮。2007年,它的名字頻繁與農村金融體制改革聯系在一起。2007年3月1日,經銀監會批準,國內第一家村鎮銀行和貸款公司在南充市儀隴縣正式成立。這兩家機構的服務對象被確定為基層中小企業和農戶。[全文]
1979年,鄧小平把中國帶上了改革開放之路。在浙江義烏,當代敲糖幫到1982年時已經成為遍及全國的小商販群體,對各地的小商品需求極為敏感,而更多的義烏當地人也紛紛開始為他們提供貨源,這成了義烏小商品市場的雛形。[全文]
伴隨著農村包產到戶的實行,原先負責農村公共事務管理的“生產大隊”等領導機構變得不適應。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地方開始探索村民自治的路子。1980年,廣西壯族自治區宜州市屏南鄉合寨村村民代表選舉產生了全國第一個村民委員會,成為“中國村民自治第一村”。[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