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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肖 華
什么是義烏
“義烏市距上海300公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聯合國、世界銀行和摩根士丹利等機構聯合發布的《震驚世界的中國數字》報告如是介紹。
2006年的義烏，儼然是《馬可·波羅游記》中世界之城泉州的現代版。
5.8萬個攤位、2.5萬家工業企業以全球最低的價格提供著全球50萬種商品目錄中的40萬種商品，每天接待客人20萬人，1000多個集裝箱從這里運往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
整個城市就像一個巨大的擁有無限包容力與張力的市場：既有嘈雜的由2000多個1米寬的小攤擁擠而成的襪子市場，也有寬敞明亮4萬多個攤位都裝著寬帶的國際商貿城，還有幾十條仿佛是不斷膨脹得要溢出來的內衣街、圍巾街、拉鏈街……
50平方公里、68萬人口的小城吸引了8000多名膚色各異的異國常住者，大街上美式快餐、韓國燒烤、日本料理、清真餐廳和招牌上的英文、朝文、日文、阿拉伯文和諧相列，為數眾多的私人旅館里配有連著寬帶的計算機，電視里可以看到CNN、BBC和中東的國際頻道。
擴張仍在進行：一個又一個工地和腳手架凌亂而不掩飾地彰顯著膨脹的痕跡，更多的買主和貨物在涌入涌出。
在義烏這個城市里，幾乎每個人都依靠市場而生，商人、工廠主、房東、工人、廚師、三輪車夫都圍著市場在轉，連偏遠農村六七十歲的老人都能靠著疊圍巾每天賺上一二十元，而義烏工商學院里的學生們也個個開起皮包公司接訂單、下訂單、報關。
沒有任何一個城市像義烏這樣，只有一個絕對的中心。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像市場一樣，深刻影響著每個義烏家庭的生存或者繁榮。當地流行的一個玩笑是，如果市場有什么風吹草動，最緊張的人一定不是市長而是房東，但這些數量龐大身份復雜的房東緊張了，市長當然會比他們還緊張。
很難想象，僅僅20多年前，這里只有兩三條小街，城區面積不足3平方公里，而商業世界僅僅存在于鄉民們的貨郎擔和提籃里。
讓觀察者感到吃驚的是，從最初的不忍、默認、旁觀，到主動規劃、管理，再到把市場的產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義烏的城市管理者們所做的決定與其他改革先行地區的決策并無二致，但是為何在這里，政府的作用看起來更恰如其分？
“四個允許”
“如果說義烏社會經濟諸方面猶如宇宙間之眾多星球，地方政府就是導致這個龐大體系運轉起來的第一推動力，”在《市場義烏》一書中，陸立軍如此評價。1993年起，陸擔任義烏市政府顧問與義烏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
義烏人多地少，許多地方因土壤酸性重難以種植農作物，人們苦苦耕耘卻總是“去年總盼今年好，今年又是破棉襖”。窮山惡水逼出了綿延數百年的“敲糖換雞毛”傳統：冬閑季節，農民們肩挑貨郎擔，手搖撥浪鼓，到外地叫賣本地紅糖，換取雞毛漚肥來改良土壤。
鼎盛時期，敲糖幫網絡密布江南，活動范圍南至廣東、西至湖南、北到徐州。
建國后，義烏進行工商業改造，“敲糖幫”一度銷聲匿跡。國民經濟出現嚴重困難時肥料奇缺，換雞毛的綠燈又不得不亮起。1963年，剛成立半年的義烏縣工商局首次辦理了上千份臨時許可證。即使是在“雞毛換糖”被當作“資本主義復辟”的“文革”期間，全縣外出糖擔最多的一年，仍達7000多副。
就像500年前大西洋貿易為英國打開財富之門，并引發人類第一次工業革命，數百年間原始的紅糖與雞毛的交換，卻在1970年代末，機緣巧合地迸發出巨大的活力，給義烏帶來了希望和財富。
1979年，鄧小平把中國帶上了改革開放之路。在浙江義烏，當代敲糖幫到1982年時已經成為遍及全國的小商販群體，對各地的小商品需求極為敏感，而更多的義烏當地人也紛紛開始為他們提供貨源，這成了義烏小商品市場的雛形。
但是，雖已沒有了“復辟資本主義”的嚇人帽子，上述行為卻仍在當時政策的嚴厲禁止之下。
1982年初春，一個被收走提籃的婦女馮愛倩憤怒地沖進新任縣委書記謝高華的辦公室。爭論持續了一個下午，依然沒有結果，但縣委書記在她走后陷入沉思。
1982年11月，瘦小、喜歡一根接一根抽煙、一杯又一杯喝茶的縣委書記提出“四個允許”：允許農民進城經商，允許長途販運，允許城市市場開放，允許多渠道競爭。參加那次會議的龍華村金關福老人后來回憶，謝高華對他說，我最看得起先富起來的人。
市場放開后，義烏這個三面環山的窮縣交易額像發酵般飛速膨脹，從1980年的39萬元上升到1983年的1444萬元，遠高于全省平均121萬元。
收放之間
就像被猛然推入一個飛速旋轉的星系，義烏的攤販們很快就發現短缺經濟提供了一個無比饑渴的市場，仿佛他們用盡24小時也填不滿。
1984年，政府將“興商建縣(1988年義烏撤縣建市后改為“興商建市”)”確定為義烏的戰略方向。
老百姓潮水般涌向市場，湖清門臭水溝邊的百米小街漲潮般地滿了、堵了，政府、工商局和個體工商戶一起出資55萬到太祖殿蓋了個玻璃鋼棚，那里很快又像吹氣般地膨脹成小城最臃腫的地方。于是第三個、第四個市場次第出現，一個比一個更大、更專業化。
難題隨著繁榮出現：
1990年以前，義烏成了“上海灘”——貨物的聯托運點每天都上演著打斗、搶客、抬價錢、強裝強卸，甚至有人因此而被判刑。
“一小伙人”走在了變化中的時代的前列，趁機漁利。1985年5月，幾個在市場拉貨的三輪車夫架起一臺磅秤，幾張桌子，成立第一家聯托運處，將各種貨物拼裝起來，用汽車拉到南京浦口轉從鐵路運出。豐厚的利潤使類似公司馬上如雨后春筍，政府機關、事業單位、鄉鎮企業名目下都掛滿了運輸公司。
爭斗也由此而生，心驚肉跳是許多人對那時的共同描述。這樣的狀況一直延續到新任市長上任。
1990年，政府成立“聯托運整頓指揮部”，決心把六七十條線路的經營權全部收回，以承包的方式發放，一條線路一家公司，時稱“一點一線”。上接第17版
但安靜的日子只持續了一段不長的時間，很快，壟斷又帶來新的麻煩。許多客商又開始怨聲載道，服務不好不說，同樣的路程，貨物從義烏出去的價格比外地過來要高出許多。安徽客商投訴說利潤的2 ／ 3都被運輸吃掉了。
市場上頻頻出現客商越過義烏，直接找廣東、上海等地廠家拿貨的現象，而“黑點”(未經政府批準的私人聯托運處)悄悄地從許多角落鉆了出來，公安局報告說強裝強卸又開始出現。
1994年，政府成立新的整改領導小組，這次是為了讓價格降下來費盡心思。先是讓利1000多萬，免收5分錢 ／ 公斤的市場建設基金。接著要求各托運處交納風險押金，少則50萬，多則300多萬。
但情況并未就此好轉，后來，政府宣布如有違規收費的情況，兩次就吊銷線路運營權。結果一家義烏—湖州的托運處恰好被抓到兩次，盡管加起來也才多收了幾十元錢，但還是毫不留情被吊銷運營權，以期殺雞儆猴。
可是殺雞并沒有嚇到猴子，只不過讓猴子更加小心隱蔽。1995年，政府成立聯托運開發總公司，將原來分屬各單位的108個托運處權力上收，同時新增加幾十個點。為了保證路線的獨立，他們像當年敲糖幫一樣仔細劃分了每條線每個點的范圍。
但“一線一點”制造的麻煩依然在延續，抱怨聲還是不斷從各種渠道發出來。
1997年，繼任者宣布“打破壟斷”，“一線多點”，從貨運量較大的北京、上海等線路開始，分7個批次開放130多條線路，至于誰跑哪條線路，不能挑肥揀瘦，由符合條件的公司一塊抽簽決定。
此舉一出，競爭激烈，運輸價格應聲下跌30%，有的甚至跌破成本價，比如核準8毛 ／ 噸公里的，有人2毛5就干。最多的時候，出現了203家托運處。
不過很快數量又開始減少，因為合并不斷在發生，有被兼并的，也有同一條線路上經營的好幾家公司由拼得頭破血流到自發合成一家，提高價格后按股分成。
到2004年，國家實行新的道路運輸法規，道路許可證徹底退出舞臺，這意味著義烏聯托運將徹底放開。一場大討論由此而生，部分政府官員認為線路全部放開難以管理，說不定“上海灘”又將重現，而更多的人則相信競爭只會對市場有好處。
“爭論非常激烈，”時任聯托運總公司老總的華林群回憶，“但最后還是達成放開的共識。”
從2005年起，政府取消風險押金，不再收取承包款。只要有執照和稅務登記的公司，均可經營任何一條線路。不久，200多條線路一下就冒出700多個托運點，不過他們很快就發現，運輸市場的利潤并沒有想象的那么高，數量又漸漸少了下來。
現在，市場上每天都有托運處開張，每天都有托運處關門。
保聯東街的故事
2月13日，元宵的月亮剛上柳梢，浙江義烏市郊的公路上早已“龍燈”成群。與其他地區不同，義烏“龍”由放著燈籠的一條條板凳串成，只要你愿意，可以隨時抄起家里的板凳串進去，堂閣村里看熱鬧的老人們說，過去家家戶戶齊上陣，一條龍能綿延幾百米。
不過龍燈們耍斗起來總免不了出事故，有人打架，也有人摔傷。直到前兩年政府規定村子里要耍龍就得先交1萬元押金，混戰才不再發生。
分工與合作將分散的農民凝聚成龍，依照游戲規則奔跑跳躍，“板凳龍”的奧秘也許正是這個浙江中部的小縣城從貧窮到繁榮的一個重要秘訣。
保聯東街這條專業街的故事，就是一個從混亂到有序、從分散到合作的義烏注腳。
1982年市場放開后，攤位一次次告急，市場幾乎每兩年就被撐滿不得不搬遷、新建。
但還是有許多商販沒法進入市場，1991年，一些塑料制品商販漸漸租起了保聯街的店面。這條街離已有的兩個大市場都不遠。
1992年，新建的市場蓋好，20多戶塑料制品商販獲得攤位，不過他們很快發現，在一米寬的狹小空間里，根本擺不了多少個品種。看到保聯東街已經有一部分塑料制品集聚起來，也紛紛搬到那里，漸漸就形成一條專業街。
不料，1995年賓王市場開張，劃行歸市后紡織品整體搬遷進入，保聯東街人去店空，房東們陷入極度恐慌，一致同意主動招租。
他們選出5名房東代表，成立專業街籌備小組，還審批來一枚公章。剛好，一位首飾商人向一名房東打聽房租，順口抱怨他們原本所在的稠州路租金漲得太快。說者無心，聽者有意，保聯東街的房東們馬上開始招商，他們制作了上百份通知，一戶戶送到工藝飾品店面。通過和幾家牽頭的大戶討價還價之后，100戶工藝飾品商販搬進了空蕩蕩的保聯東街。
不過，熱鬧并沒有持續多久，保聯東街的生意沒能做起來。
眼看著三年租約馬上要到期，保聯東街的房東們又開始四處打聽各行各業的情況。聽說內衣走俏，經營戶又非常分散，房東們馬上想到將他們組織到一起。剛好，不遠處的第三代小商品市場已經改成針織市場，襪子、內衣、內褲剛好可以連成一片。
吸取了上次沒能引來大多數大戶，結果分散了市場的教訓，這一次，房東們各顯神通找到了幾十個內衣大戶，基本摸清整個行業的情況，而籌備組和居委會則不斷動員地段較好的房東為大局著想，為長遠考慮，降低租價，吸引內衣商們整體搬遷。
不斷的討價還價之后，房東們確定將保聯東街分為5檔，按照地段好壞，每檔差2000元。最低1.3萬元，最高2.1萬元。
半年之后，120多戶內衣商人搬進保聯東街。
不過這個數字只有當時另一個內衣市場上內衣商人的一半，剛好當時附近的桂林街也正準備效仿保聯東街，聯合起來集體招商，于是保聯東街的房東們就把他們也變成了內衣街第二期。
后來者不斷涌來，于是附近的廬山街、漓江街也漸漸都依樣畫葫蘆，遂連成了一個內衣城。
另一方面，競爭在毫不留情地進行。
1992年，第三個市場開業，整棟樓被劃分為四個交易區，同類商品都歸在一處，是為“劃行歸市”。
競爭陡然就在隔壁產生，客商們個個貨比三家，質量、款式、服務都變得重要起來。笑臉相迎的多了，花色款式變化得更快了。原來頭花和鞋子零散的攤位毫不起眼，但“劃行歸市”后，頭花每天都有新款面世，而鞋子一躍成為市場里僅次于服裝的緊俏貨。
調控有度
義烏市長吳蔚榮將政府的作用稱之為“調控有度”，他告訴記者，做到這一點的秘訣是：一手把握市場控制權，也就是市場產權；一手把握物流場站資源，也就是最重要的配套設施。說這話時，瘦且高、衣著考究的市長語調和表情一樣波瀾不興，卻有一種不容置疑的堅決。
現在，產權依然是壟斷資源，政府通過它來保障“經營者有其攤”。國際商貿城一個9平方米攤位，租金僅為5萬元 ／ 5年，但私底下的轉讓價格高達100多萬。因為要想直接分得攤位，必須滿足許多條件，例如此前連續經營3年，以稅收為憑。據說當年溫州人曾試圖一次拿下整棟樓，卻因此鎩羽而歸。
不過，新的觀念悄悄沖擊著過去習以為常的做法，政府正面臨著在市場經濟中如何保持控制權的新挑戰。
許多人開始質疑商城集團(浙江中國小商品城集團公司的簡稱)。“就像中國石油拿著所有中國人的資源，卻和海外投資者分享利潤，商城集團靠義烏老百姓的資源給股民分紅，這不公平。”一位老板說。
經過5次搬遷9次擴建，義烏小商品市場已從湖清門臭水溝搬進了每個攤位都裝好了寬帶的國際商貿城。這座260萬平方米的巨大建筑里有5.8萬個攤位，即使每個攤停一分鐘，以每天8小時算，要走4個月。
“市場是義烏所有老百姓的命根子，政府怎么會阻礙它的發展？”眾多受訪者都是如此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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