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中國九億農民的代言人

　　本刊特約記者 余瑋

　　把 “中國研究‘三農’問題最權威專家”的帽子戴在溫鐵軍頭上，也許有點言

　　過其實，但要加上“之一”便毫不夸張了。他獨到的視角、新穎的見解、深刻的思想以及文章中充盈在字里行間的憂國憂民之情，在今天讓不少中國人牢牢記住了一個名叫“溫

鐵軍”的經濟學人。

　　這位研究中國“三農”問題的重量級專家，實在太忙了。約定下午一點半接受采訪，可他還在會議廳里“高談闊論”，午餐也是在會議間隙解決的，好不容易挨到散會，可是韓國圣公會大學社會文化研究院的一行專家又插上了，找他探討“公民社會”話題。

　　好不容易才輪到筆者面對面地“調查”這位“三農”問題專家，可是采訪中又不時地被各種電話打斷。溫鐵軍拗不過，索性把電話線拔掉，才一心一意地接受我專訪。

　　高含金量“一號文件”外的異類聲音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重點在農村，難點在農村，潛力在農村，希望也在農村。每一個中國人都該明白:只有當“三農”翅膀不再沉重時，民族騰飛的夢想方能成真。

　　200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出臺后，各大媒體好評如潮。報刊的大塊頭報道，專家、學者的精彩評說，一篇接著一篇，真是好不熱鬧!是的，農民可以直接從文件中得到實惠。然而，與此同時，記者也發現了一個奇特的怪現象，那就是絕大多數的觀點、見解，都是停留在字面上，甚至是理論上的“空對空”。

　　而與眾多的專家、學者不一樣，溫鐵軍則更注重理論和嚴峻現實的結合，即措施是否符合實際，是否能夠真正地解決實際問題。對于“三農”問題，溫鐵軍有著深刻的認識，而且更多的是從經濟角度來考慮農民的利益。

　　有報道說，2004“一號文件”是9億農民在新年時收到的一份溫暖而又厚重的大禮包。其實，在1982～1986年，中共中央連續5年下發過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時隔18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回歸“三農”，并明確地提出了增加農民收入的主題。溫鐵軍認為，從內容上看，此次出臺的“一號文件”和上個世紀80年代出臺的5個“一號文件”有很多的相同性。比如，都強調了鄉鎮企業發展、農業結構調整以及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等內容。“前5個‘一號文件’曾在農民中引了起很大響應，農民們盼望年年都出個這樣的文件。相隔18年，中央再次把‘三農’問題，以‘一號文件’的形式加以落實，這是難能可貴的。”可以說，這是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解決“三農”問題，在政治上做出的鄭重承諾。

　　溫鐵軍認為，這個文件的出臺并不是憑空出世。1993年以來，中央每年召開一次農村工作會議、每年出臺一個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文件，這已經成為慣例。但2003年卻先后召開了兩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下發了兩個文件，為20年來所僅見。2003年一年，國家就“三農”問題發布的新政策，也是歷年來最多的。這些都是2004中央“一號文件”出臺的鋪墊。

　　溫鐵軍坦言，盡管一號文件提供了“三農”問題的解決辦法，但我國農村改革仍然面臨著艱巨任務。“最大的問題是，這些年來對如何深化農村改革的認識不清楚。”溫鐵軍說，當年搞大包干的人曾經說，大包干解決了一些問題，卻引來了更多的問題。“首要問題就是農民的高度分散，出現了2.3億個分散的小農戶。當時農民的兼業化經營即達70%，現在還是這個比例。從這一點上講，我國農村改革25年來沒有變化。而此次文件，也沒有強調這個問題。”

　　采訪中，溫鐵軍“口出狂言”：“目前農村改革只是走了半步，只解決了生產隊以下的生產關系問題，其上的生產關系并沒有改變。現實存在著現代化的制度架構,與基層經濟現實的嚴重錯位。”在多年的調研中，溫鐵軍發現，解決壟斷的最好辦法，莫過于讓農民形成合作組織。“這是因為農民在單純的生產領域合作沒有效益可言，只有放開農民在金融領域、保險領域、購銷領域以及加工領域的合作，甚至對農民合作社在城市中辦的超市進行免稅，將其收益返還農村建設，這些合作組織才能具備競爭條件。但是，這個辦法在我國卻一直沒有被采納。原因很簡單，如果我們像其他國家那樣發展農民合作，必然影響已在涉農領域中占有壟斷利益的部門。”溫鐵軍說,如果政府不從政策上幫助農民合作，反而把相關利益部門當成自己的兒子攬在懷里，又給資金，又給政策，只會讓其產生更多的壞賬和更大的問題。所以，不是農民不能合作，而是壟斷部門難以放棄已經得到的壟斷利益和壟斷權力。從這個角度看，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直擊農村改革的要害。

　　他還認為，“盡管目前中央政府想幫助農民解決問題.但縣級以下所有部門早已離農而去，很少為農民服務了”。例如,供銷社、信用社以前是農民合作組織，現在已變成以贏利為目的了。還有一些部門，仍在以支農名義開展業務，但每增加一點權力，向農民伸的手就會更長。

　　“這意味著，整個制度環境需要重新建構。而這一內容，也沒有進入決策的視野。”溫鐵軍說，當然，不能要求一個文件把這么多年積累的問題全部解決。此次“一號文件”作出的調整，就是實事求是地針對現實。從他堅毅的臉上，記者仿佛看到了中國成熟的一代知識分子的良知、信念和使命。

　　跳出“三農”怪圈 破解“三農”難題

　　“我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對農民的深切同情，含著淚水給您寫信。我要對您說的是: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2000年3月，時任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在《上總理書》的開頭這樣寫道。李昌平的上書，通過媒體披露后感動了中國，“三農”問題的危機也暴露在公眾面前。

　　無論在工作還是生活中，溫鐵軍都是一個低調的人。但談到“三農”問題時，這個低調的知識分子卻言辭犀利，不斷地為農民處境大聲疾呼。溫鐵軍強調“三農”問題不是“農業、農村、農民”，應是“農民、農村、農業”問題。“三農”問題中恐怕更多的應該關注農民問題、關注農村發展問題，農業問題只是派生的，“農民在‘三農’問題中是第一位的”。他說:“其實，這并不是我個人的獨創。‘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這句名言，是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兩個人物孫中山和毛澤東說的，是他們最先發現了中國革命和建設中農民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充分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這一點眾所周知。我今天這樣講的時候，只不過增加了一點解釋:20世紀的農民問題是土地問題，21世紀的農民問題主要是就業問題，這是我個人在基層調查研究、向農民學習的體會。”

　　溫鐵軍最早是在1985年左右提出了“三農”問題的研究思路。迄今，“三農”問題已經寫入黨和政府的政策、文件。這足以說明，其影響力和洞察力的卓越。采訪中，他不斷地變換著手勢，分析道:按照國家統計公布的數據，現在農村勞動年齡人口是5個億。在這個正式公布的勞動年齡人口基礎之上，恐怕還得加個30%，因為還有半勞動力。這么算下來，農村的勞動力就有6個多億。我們的農業按照現在的生產力條件，大概需要1.5億的勞動力，也就是說，還有將近5個億的剩余勞動力。這怎么不是就業問題呢?”溫鐵軍認為，無論上什么項目，只要能夠帶動就業，那就是好項目。另外，應該為農民安排必要的保障。“中國其實沒有純粹意義上的農業經濟科學，沒有單純農業問題。農業經濟科學的一般理論，對應地解決不了中國現在復雜的‘三農’問題。”溫鐵軍認為，對我國的“三農”問題，起制約作用的矛盾主要是兩個：一是基本國情矛盾即人地關系高度緊張；二是體制矛盾即城鄉分割對立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溫鐵軍強調指出：從根本上講，人地關系高度緊張是我國農業不發達、農民貧困的根本原因。由于人地關系高度緊張，耕地承擔的對農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遠遠大于耕地的生產功能。

　　在人地關系高度緊張這個內在的基本矛盾制約下，解決我國的“三農”問題，很大程度上要靠農村外部條件的改善，要讓農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發展的新空間。溫鐵軍說:“我們知道1978年的時候，小城鎮的總量在2000多個，現在已經超過2萬個。它的發展速度非常之快，符合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為什么呢?以前我們分割兩元機構的社會，進大城市非常難，所以在80年代中期.一旦大包干實現以后，首先第一步是解放農村勞動力。農村勞動力要就業，上哪兒就業呢?發展鄉鎮企業自然要形成規模，那就向小城鎮集中。我們看到小康在小城鎮的實現，相對來講，它就既能夠使農民群眾基本上享受到小康社會應該享受到的現代生活，又同時使它維持了自己傳統鄉土社會的這些基本的文化特征，應該說這是符合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要求的。”溫鐵軍直言，破解“三農”難題，功夫在農外。

　　工業化城鎮化的目的，是為了發展包括農民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如果以損害農民利益為代價，那就有違初衷。溫鐵軍長吁一聲后，這樣說: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農村特別是城鎮周圍土地被征用的數量越來越多，導致一些地區數量不少的農戶成為無土地、無職業、無收入的“三無”人員。解決這一問題，除治理開發園區過多過濫、謹防“圈而不用”外，還要考慮征地費補償合理，并嚴防中間克扣截留，決不能讓農民吃虧。他強調，要把“轉土地”與“轉農民”結合起來。

　　“我們中國不是一個農業大國，而是一個農民大國。”經歷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飛速發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今天已經成為現實。然而，作為一個整體的農民，這個特殊群體仍處于相對貧困。在以市場為主導的未來競爭中，他們無論從受教育程度，還是信息擁有量等方面，可以說都處于絕對劣勢。在本鄉本土是如此，背井離鄉進城打工以后更是如此。

　　幾乎每年開春，都有大量的農民工涌向城市，撂下一畝三分地，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用自己的雙手墾拓著城里的“責任田”。“民工經濟”的崛起和“民工經濟”的巨大潛力，使人們看到了解決“三農”問題的新希望。但是另一方面，他們的權益卻得不到完全保障，甚至被歧視、被排斥。溫鐵軍說：“面臨這么多的農民，他們所面臨的這么多的復雜問題，你應該去替他們做點事，盡中國一個普通知識分子的責任。”

　　當然，解決“三農”問題，既要在“三農”之外下工夫，也要在“三農”之內找出路。溫鐵軍坦陳：有些問題，如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等，則需要“農內”與“農外”功夫，雙管齊下方能奏效。

　　坐在田間地頭與農民聊侃的高層智囊

　　2004年元旦，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2003CCTV年度經濟人物頒獎會上動情地說：“中國的農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覺得，9億農民就像希臘神廟里的柱子，他們托起了大廈，而溫鐵軍就是中國農民的代言人。”站在一旁的溫鐵軍厚重中透出幾分“靦腆”，很誠摯地表白：“我不敢稱自己是農民的代言人，黨才是，我只不過是做了一點調查而已。”吳敬璉說：“農民很多，但是真正關注農民的人不是很多，替農民說話的人也不是很多。”

　　17歲那年.溫鐵軍到山西汾陽插隊，他當年最大的夢想曾是每天能在火車站扛大包。11年的工農兵經歷，形成了他從農村基層出發看問題的角度和關注農民的感情。1979年，溫鐵軍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學的是新聞，卻最終選擇了研究“三農”問題。也許是新聞專業的熏陶，溫鐵軍一向注重社會調查，注重“用事實說話”。畢業后不久，1985年發起并組織了首批記者團，駕摩托車沿黃河考察了8省40多個市縣的經濟發展狀況。

　　說道“溫三農”這個綽號的來由，溫鐵軍說：“不太認同，這是輿論界的炒作。‘三農’是千千萬萬從事農村調研工作者的總結，不是我的獨創，說有什么情結有點太過了，只不過是我們這代人與共和國一同成長，這代人責任感比較強，沒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只是認真地執行上級安排的任務。”說完，溫鐵軍感嘆自己“得之于認真，失之于認真”。這種復雜的心理，一般人或許難以理會，但局內人的溫鐵軍自有一番品味。

　　溫鐵軍至今難忘兩位恩師在學術上給自己的影響，一位是自己的博士生導師杜潤生，一位是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80年代，我在杜潤生老先生門下做農村調研，私下有個想法，不圖別的，就圖跟他當一位研究生。如果你想跟他匯報什么問題，你可以推門而進，不用通過秘書匯報。但是，他所問的東西，第一個是你這次調查到沒到村到戶，迫使你想跟他談問題之前，一定要把基層弄清楚。他問你的問題，會一個接一個地問、深入地問，問你調查情況。”溫鐵軍慶幸自己碰到了一位好導師，一生受之無盡。“其次，杜老先生能博采眾長，多方面的意見他都能聽，除聽老同志意見外，還特別注重聽取年輕同志的意見，在各種政策討論的場合，總是不忘跟在基層調研回來的年輕人交流機會。”

　　說到吳敬璉，溫鐵軍也有一種特有的感恩心理:“90年代初，我一次有機會跟他談，一次談了三四個小時，他一直默默無語地聽，毫無架子，聽得很認真，最后給了我非常短的點評，讓我受益匪淺。而這方面的問題，恰恰是對我除了農村問題之外，并對有關宏觀問題給了指點。”為此，每當溫鐵軍在學術研究上有困惑時，便主動向吳敬璉求教。也正是吳敬璉力主溫鐵軍接手主辦《中國改革》雜志的。

　　為文不說民疾苦，再作詩書也枉然。這些年來，咬準“三農”問題的溫鐵軍，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大部分農村，細心地調查，認真地研究，然后把第一手材料寫成文章。我們只要看一看他文章的題目，就知道他的研究成果為什么會令高層領導和國外學者這么關注。他寫了《世紀之交的“三農”問題》、《“三農”問題的認識誤區》、《當“三農”遭遇WTO》、《半個世紀農村制度的變遷》……。這位很少呆在研究室里的“研究員”成果多多，這些論著有具體例證、有抽樣調查、有確鑿數據，因此具有振聾發聵的說服力。溫鐵軍把心貼向百姓，把腳踏在大地上，用他自己的話說，他的文章都是用腿“寫”出來的。

　　隨和、親切，沒有學者架子，這是周圍人對溫鐵軍的印象。盡管多年從事農村政策調研，為政府出謀劃策，部分觀點被決策層采納，影響到中國農業政策的走向，但作為一位比較典型的“政府經濟學家”，溫鐵軍不樂意說自己是中國高層的智囊人物，更愿意把自己說成是一個農村問題的普通調研員或實驗者。他認為形成正確決策的惟一途徑，是通過廣泛調查研究，聚思廣議、才能形成的，而不是少數幾個人捏造出來的。”在注重實際的調研中，他找到了一種做學問的好方法，不管是與高官腳踏紅地毯交談，還是和農民坐在田埂上聊侃，他都是那么笑容可掬。多年的農村研究給他留下的理念是：“深入基層試驗所得到的感性經驗，比書本上那些精確漂亮的理論模型，更能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他已經經歷了一個從教科書式的專家到奏折式的策士、再到影響大眾躬身實踐從而最終也影響到決策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轉型。是的，只有在基層沉下身子。才能獲得對中國現實問題的深刻體悟。20多年田間地頭的行走，溫鐵軍對中國農民的要義和處境，有著超乎尋常的理解。正是穿著大褲衩、騎著自行車，寂寞地穿行在鄉間小路上的多年農村調研經歷，給了他今天縱論“三農”問題深厚的底蘊和足夠自信。他的大聲疾呼“沒有農民，誰能活在天地間”，給人以醍醐灌頂般的警醒;他那發自肺腑的吶喊，喚起世人將視線重新投向其實一直張目可及的苦難，也令一度逡巡的決策者找到了果斷的落點。

　　溫鐵軍生活閱歷豐富，長期關注民生，為民請愿。因為肯為農民說話，求告無門而找溫鐵軍解決問題的人何其多矣。他們寫信，遞條子.或不遠千里去首都北京找溫鐵軍。這些問題，不知道溫鐵軍能解決多少，又解決了多少，這畢竟不是振臂一呼那么簡單，后者只需要勇氣和正義而已。

　　“人家來了，我作為一個新聞單位負責人，人家作為讀者，反映情況，我不能不接待。不過死案我不能辦，太復雜的我也辦不了，但凡和政策相關的上訪，我會安排有關的人打個電話，幫助他們問問，給這個縣里面、市里或鄉里打個電話，說有個什么人來反映問題，是不是關注一下?”溫鐵軍總是讓專職負責接待的人員，根據中央有關農村政策給地方提個醒。“也許有的事人家就理解了，可能就派干部下去幫著調解，幫著解決一些問題。”有些問題可能沒有得到解決，如果是重大案件，溫鐵軍就組織記者去了解，同時給地方一點壓力。如果還解決不了，溫鐵軍便積極協同其他新聞單位，一起做配合報道，力求問題解決。

　　有一回，天津一個地方搞開發區建設，占用了農民100平方公里，可是開發區建設因無起色而撂荒，農民既失了地，又失了業。于是.村民幾經輾轉找到了溫鐵軍。為此，一年多來，溫鐵軍組織村民和當地干部多次對話，幫助協商以緩解矛盾。同時，溫鐵軍發現其中可能有用地的違法行為，便請國土部專家來定性，并約中央電視臺協同報道。因為社會反映很大，“開發區非法占地”事件解決起來就漸漸順利起來。出于感激，這個村村民為溫鐵軍送了一塊鑲有“中國農民之友”的銅匾。

　　“農民是很辛苦的，是中國最大的一個弱勢群體，中央‘三個代表’說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我看其實就是代表農民。”溫鐵軍說，自己能力有限，最多只能作一些“改良”工作，不讓矛盾激化，根本上還是靠地方政府與中央保持一致，落實上級政策。因他無法拒絕讀者，于是有訪必接，“盡自己的一點力”。

　　“用腳做學問”的溫鐵軍，曾在密執安大學、康奈爾大學、南加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著名學府作過訪問學者，擔任過世界銀行、聯合國、歐盟等多種國際課題的主持人。他通讀了大部分有影響的西方經濟學經典著作，熟悉東西方各種流派的經濟理論體系。他還先后到過30多個國家進行調研和交流，學會了用世界的眼光看待中國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但是，這位可以在國際最高學術論壇上用英語滔滔雄辯的知名學者.卻從來不使用那些國外“舶來”的時髦概念、不生搬硬套那些抽象玄虛的名詞。他喝洋墨水是為自己的研究補充營養，從這些參照系中汲取有用的東西，他的著力點依然放在中國的具體國情上，他要用全人類的文明成果，做“中國特色”的文章。

　　高擎新鄉村建設的改革試驗之旗

　　或許目前少有人知道，在河北定州市東亭鎮翟城村這個偏遠之地，有一所以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陽初命名的鄉村建設學院——“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院長就是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的“三農”專家溫鐵軍。進入校門，最先映入眼簾的，是掩映在花叢中的晏陽初的雕像。盡管晏陽初已經從很多人的記憶中淡出，盡管一度聞名世界的“定縣實驗”的一頁已被翻了過去，盡管翟城今天只是中國千萬個鄉鎮中普通得讓人沒有理由知道或記住的一個，但是，當一段歷史的脈絡被重新梳理出來，溫鐵軍和他的鄉村建設學院，儼然有了某種民族英雄般的光彩。

　　對關心中國農民及農村問題的人來說，這應該是難以忽略的一頁。1926年.以晏陽初為干事長的中國平民教育促進會，選址定縣為實驗區，進行了為期10年的平民教育實驗工作。遺風猶存，口碑尚在。晏陽初針對中國“愚、窮、弱、私”四大問題提出的“四大教育”，即識字(文藝、文化)教育、生計(生產)教育、衛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以及以此為基礎逐漸發展起來的鄉村建設運動，數十年來吸引了絡繹不絕的參觀者。其中不乏趙元任、俞平伯、張學良、斯諾等著名人士，定縣因此成為聞名世界的鄉村建設實驗區。

　　2003年年初，溫鐵軍安排大學生到這個村做社會調查，對村民介紹說，他們現在在搞鄉村建設論壇和鄉村建設活動。讓溫鐵軍沒想到的是，“老百姓很高興，說咱們結合吧，一起來搞這個事。翟城村老百姓就貸款30多萬塊錢，把他們村的廢棄中學買下來，他們把這個學校免費提供給我們，辦晏陽初建設活動的點。我原來沒想叫學院，搞一個培訓中心或培訓點，但老百姓不干，晏陽初是國際名人，咱們不能搞培訓咱們得搞學院。我說，你們能注冊下來就辦，結果老百姓在定縣就注冊下來了。”

　　早在3年前，溫鐵軍就在醞釀一個諾亞方舟式的鄉村建設實驗基地:在那里，人、動物、自然協調生存……這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完整和理想的社會。2002年的10個月，他發起組建“中國鄉村建設中心”，先后為300多名有志于農村建設的人提供了培訓。這些接受培訓的“種子”轉而又為福建、四川、云南、貴州、江西等省區的貧困山區培訓了第二代的“扶貧種子”3萬多人。和晏陽初一脈相承的是，溫鐵軍要通過這種建設方式，達到重建鄉村改良社會的目的。

　　辦學校就要用錢，但錢從何來?溫鐵軍2003年在美國演講，海外華人主動捐的7000美元，加上他自己的3萬元以及香港一批大學老師、醫生組建的中國社會發展研究服務中心捐的3萬元，給了溫鐵軍辦這所學院。溫鐵軍還把英國某組織捐助以支持《中國改革》雜志辦農村版的6萬元，拿一半用到這個學院，作為開辦費。目前，溫鐵軍把自己所有非工資收入(獎金、稿費、講課費等)都交給辦公室管理，建了一個專門賬號，“專款專用”于鄉村建設、扶貧、資助貧困大學生等。“我們生活已經很好了，黨和國家給了我們很多，大家有能力的，都應該做一點善事。”

　　溫鐵軍一再強調，重建這個學院，是農民辦，他不過是一個跟從者。今天，溫鐵軍選擇在定縣實驗的舊址重開鄉村建設學院，繼承晏氏遺風的心愿不言而喻。溫鐵軍原本就是堅定的實驗主義者。他說，“不做實驗，你怎么知道哪個觀點是對的?不做實驗，你又怎么知道哪個觀點符合中國國情?”看溫鐵軍為鄉村建設學院設置的課程:農民學、農村學與農村可持續發展理論；政治經濟學常識與農村(農業)合作社教程；可持續生計、生態、環境保護與生物多樣性；歷史及國外鄉村建設與另類經濟的理論及實踐；現代科學發展概要，文化藝術常識；參與式農村工作方法、傳播與溝通;社會心理學與城鄉二元結構條件下的社會心理現象。等等。這不是“定縣實驗”的簡單復制，溫鐵軍相信自己能夠主導這個鄉村建設學院的改革實驗方向。

　　學院的培養對象，是來自全國各地具有建設鄉村、改變鄉村面貌的理想，同時認同鄉建理念的城鄉居民、農民帶頭人(

　　“目前，我搞鄉村建設，可能還是孤樹一幟。成與不成，我還是要打著這個旗號為農民改善處境做一點事的。”溫鐵軍在傾力建造中國第一個免費培訓農民基地的同時，還積極籌款投入“大學生支農調研”和“勞動者免費培訓”計劃，試圖幫助廣大農民提高合作精神和組織化程度。他要像晏陽初、費孝通這些老前輩一樣，扎扎實實地去一個一個地調查農村問題，一個一個地去幫助解決農村問題。

　　如今，“三農”問題已成為傳媒眼中的寵兒。溫鐵軍反復稱“三農”問題為中國的“世紀難題”，而更多的學者則稱之為“結”。對此，盡管有人視之為危言聳聽，但誰都不能否認，“三農”問題是中國近百年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問題。目前“三農”存在的問題，確實到了一個相對比較嚴重的、亟須解決的關口。“三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