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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人目前難得地享受著較長期的和平，難得地第一次不再感受到“救亡”之緊迫，第一次可以倡言“啟蒙”，可以實行并且反思啟蒙，誰敢斷言這一歷史契機不是“千載難逢”的呢？誰愿意虛擲這段時光，讓昨日的情緒繼續遮蔽今日的思考呢？
□ 汪丁丁/文
約100年前，1905年9月2日，科舉廢止。“著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
此舉非同小可，非經歷過極大刺激而不能為。這極大刺激，遠者起自英倫，近者來自日本。后者向西方學習，表面看去，與李鴻章等人“興洋務”的舉措差不多。可是兩相較量，甲午海戰，北洋水師居然全軍覆沒，于是分出來“器物層面”與“制度層面”兩種不同的西化方式。由器物層面的改革深入到制度層面的改革，逐漸變得激烈起來，按照余英時先生的看法，不僅導致了“新文化運動”，而且最終導致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每敘及此，我都要援引另一重要思想史家發表的與余先生的看法一脈相承的看法：近代和現代中國歷史的第一大難題在于，我們似乎養成了一種試圖以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努力來解決一切問題的慣式，殊不知，許多器物層面的問題不能以思想層面的努力來解決(林毓生教授2004年6月19日在浙江大學“跨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演說)。
十分貼切地，李澤厚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把100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概括為“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在啟蒙與救亡這兩重同等緊迫的使命之間徘徊，從一個極端跳躍到另一個極端，似乎永遠不得解脫。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再到中蘇社會主義大論戰，甚至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救亡”之呼聲似乎始終壓抑著“啟蒙”之訴求。
為什么我們只能在“救亡”與“啟蒙”之間徘徊？追究歷史，是因為在過去100多年里，我們只能在“強權”與“公理”之間求我們的生存。不僅中國人和日本人，而且歐洲人，或者主要是歐洲人，在過去幾百年里，又何嘗不是在馬基雅維利的強權與康德的道德律令(公理)之間求他們的生存呢？
洋人里面，有守護公理者，也有濫用強權者。如上所論，這是他們過去幾百年生存方式使然。那么，國人的態度呢？讓我轉引“涵廬”在《每周評論》1919年5月11日發的一番感慨：“我編了這篇青島交涉失敗史，我心中很有幾重感觸：(一)覺得現在的世界，尚不是實行公理的時候�！�(三)覺得中國外交失敗，無一處不是‘賣國賊’播弄成熟的。(四)覺得實行國民的外交，平民主義的外交，是一刻不容遲緩的。愿國人快快的起來！”這番感慨，代表著當時與眼下許多中國人的感慨。
如果篇幅允許，我還打算轉引水均益那篇著名的號召國人抵制日貨的長文——“日本，聽我對你說”。歷史數據表明，當年“抵制日貨”的國民運動確實對日本經濟造成了相當大的損害。同時，根據1939年公布的幾份研究報告，我們相信，這一運動也對中國經濟造成了相當大的損害。雙輸局面，當然是因為“救亡壓倒了啟蒙”。一個弱小民族，它用來抵御強權的，只有公理而已。惟公理之不昌，弱小民族才轉而求強權——以強權對抗強權。然而，強權畢竟是雙刃的。縱觀歷史，讓人類走出雙輸局面的，還是交往和貿易。
強權可恨，學生抗議強權卻遭軍閥鎮壓尤為可恨。激憤之中，讓我轉引一段更冷靜的文字。“涵廬”發了那番感慨幾天之后，梁漱溟先生寫道：“我算是北京大學的一個人，……我也同大家一樣的氣惱。但我今天拿我與大家不同的意思來投稿在大家認為學生派的報紙上貢獻于我同人�！囌埓蠹遗e目四觀，國人中除了仰臉的就是低頭的，除了低頭的就是仰臉的。再看一個人，除了仰臉的時候就是低頭的時候，除了低頭的時候，就是仰臉的時候。尋一個事事曉得不肯橫行，與不受橫行，實在不容易得�！@個毛病不去掉，絕不能運用現在的政治制度，更不會運用未來社會改革后的制度。質而言之，就是不會作現在同以后的人類的生活。不會作這種生活，不待什么強鄰的侵略，我們自己就不能在現在世界上未來世界上存在�！�(《北京國民公報》，錄自《每周評論》第22號特別附錄，1919年5月18日)
梁先生早年發表的這番感慨，結合著“文革”期間他面對群眾大批判時發表的平靜回答：“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足以震撼國人的靈魂。不過，我們舉目四觀，許多國民還是懷著那樣的心態，還是除了仰臉橫行的時候就是低頭順受橫行的時候，還是缺少那種不肯仰臉橫行且不肯忍受橫行的國民。后者今天被稱作“公民”——因為他們是啟蒙了的國民。我們何時才有“公民意識”呢？我們何時才有在全人類心中確立“世界公民”理念的高遠志向呢？
康德說：啟蒙，就是每一個人敢于運用他自己的理性能力，做獨立思考。�？陆又f：啟蒙，就是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對占據主流位置的傳統，持永恒的批判態度。
我們當代的中國人，目前難得地享受著較長期的和平，難得地第一次不再感受到“救亡”之緊迫，第一次可以倡言“啟蒙”，可以實行并且反思啟蒙，可以深入到西方文明傳統的內部去探求啟蒙理性的種種特征與種種利弊，可以反省中國文化傳統的種種特征與種種利弊，務求融合之、改造之、發揚之。誰敢斷言這一歷史契機不是“千載難逢”的呢？誰愿意虛擲這段時光，讓昨日的情緒繼續遮蔽今日的思考呢？
至于我們是否愿意或是否有能力走出“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是否愿意或是否有能力發揚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來彌補這一尚徘徊在強權與公理之間的世界的缺陷呢？各位讀者，見仁見智。
在斯密和康德倡導的“世界公民”的視角下，審視世界歷史，我們看到，過去100多年及至未來的100多年，很可能是人類對歐洲經濟發展方式進行反思和轉而尋求更高級的發展方式的時期。100年前力促中國社會變革的那一代有識之士，以梁啟超為首，已經看到了歐洲發展方式的致命缺陷。關于歐洲的命運，歐洲思想家們有更為深刻的反思，這一反思把我們的視野擴展到了西方歷史的源頭，從那里出發，世界歷史逐漸地演變成為西方的歷史，又在當代成為有識之士反省和批判的對象。這一反思尚未完成，它將把人類帶往何方？我較為悲觀，心態也較為復雜�？墒遣徽撊绾�，問題畢竟已經擺在我們面前，呼喚著更具智慧的解答。
在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謹以此文，追思在那場慘烈戰爭中的死難者們——中國人、日本人、以及死難者當中其他國家的人類成員。又以此文，反省最近發生的一系列中日關系事件——包括“砸王直碑”事件。-
作者為本刊學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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