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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國家文物局在京召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通報了河北尚義四臺遺址、云南晉寧古城村遺址、甘肅禮縣四角坪遺址、寧夏賀蘭蘇峪口瓷窯遺址、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上京遺址等5項重要考古成果。
新京報記者從會上獲悉,此次通報的重要成果是中國史前文化與社會發展、國家禮儀與祭祀制度、手工業技術、都城建筑營造的生動體現,展現了中華文明輝煌燦爛的歷史成就。
河北尚義四臺遺址
第一、二組遺存初判為一支新的考古學文化
四臺遺址位于河北省尚義縣,是一處新石器時代早中期遺址。經國家文物局批準,2020至2022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對四臺遺址進行了系統的考古調查、發掘。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趙戰護介紹,四臺遺址面積約15萬平方米,考古發現房址40余座,出土了陶、石、骨、貝類遺物800余件,可以區分為年代不同的五組文化遺存,其中,第一、二組遺存處于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階段。
趙戰護說,第一組文化遺存年代距今10400至10000年,發現6座近方形半地穴房址,出土了打制石器、細石器、磨制石器、骨角器以及動物骨骼等,陶器有筒形罐、板狀器等,器表戳印圓圈紋或壓印折線紋、網格紋。第二組文化遺存年代距今9200至9000年,發現4座近方形半地穴房址,出土陶板狀器、石研磨器以及較多骨針、骨錐等,與第一組呈現出連續發展的特征。
專家認為,以壓印紋筒形陶罐、陶板狀器、細石葉石器、研磨器等典型器物為代表的第一、二組遺存,文化特征鮮明,可初步判斷為一支新的考古學文化,是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考古的重要突破。考古所見的成組房址,實證了北方地區早期定居村落的出現,展現出人類生存方式從舊石器時代的流動性棲居到新石器時代早期逐漸定居的發展轉變。細石器工業繼承自泥河灣盆地一萬余年的楔形細石核技術傳統,表現出文化與人群的連續性,為中國北方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研究提供了典型和直接的證據。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人員通過對出土動物骨骼的分析,發現其種類有蚌、螺、田鼠、野兔、刺猬、犬、狼、熊、小型貓科、野馬等。“犬可能存在家養,表明周邊古環境為適宜野生動物生存的山地草原環境,有一定的河湖等水源。這些動物種類也表明四臺先民的生業模式以狩獵經濟為主,肉食來源主要為野生鹿類、野豬、野馬、野牛等大中型哺乳類動物,魚類、鳥類和淡水貝類等也是其補充性肉食資源。”趙戰護說。
此外,在植物考古方面,專家認為,距今10500至10200年之間,四臺遺址周邊以草原植被為主,先民可能采集苔草屬、蓼屬、禾本科等種子;距今8000至7000年之間,此地氣候條件濕潤,發育森林-草原植被,先民采集一些喬木類果實,并有粟黍農業活動。
云南晉寧古城村遺址
完整商周時期環壕聚落是探索滇文化來源的重要線索
古城村遺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晉寧區,是一處商周時期的大型湖濱貝丘遺址。據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周然朝介紹,202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基本建設考古工作中發現古城村遺址,2021年以來在國家文物局支持下轉為主動性考古發掘。
古城村遺址面積約4.2萬平方米,現存的貝丘堆積最厚處達6.5米,由大量尾部被敲破的螺螄殼與灰土層交替堆疊形成。經碳十四測定,年代為距今3600至2500年,約相當于中原地區的商代至兩周時期。
商代遺存可分為早晚兩段,早段發現了保存完整的橢圓形環壕聚落,由中心臺地、外圍環壕和護坡組成,中心臺地面積約27000平方米,環壕和護坡周長約600米,這種聚落格局一直延續至兩周時期。商代晚段發現一批土坑墓和甕棺葬。兩周時期的遺存以房址、螺螄殼堆、灰燼、活動面等居住類遺跡為主,房址多為方形半地穴式。出土青銅器、陶器、玉器、石器、骨器、木器等文物4000余件。
周然朝稱,古城村遺址是首次在滇文化核心區內發現的一處完整商周時期環壕聚落,文化特征鮮明,代表了一個早于滇文化的考古學文化,是探索滇文化來源的重要線索,為構建云南地區商周時期的考古學文化體系,研究滇文化出現之前滇池地區的聚落形態、生業模式、族群構成、古滇池環境變遷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此外,相關發掘成果也為建立云南滇中地區距今4000年至2500年前后的考古學年代框架和文化譜系奠定了基礎。
寧夏賀蘭蘇峪口瓷窯遺址
目前發現最早的西夏瓷窯址 揭示一個全新窯業類型
蘇峪口瓷窯遺址位于寧夏賀蘭山蘇峪口內,為一處西夏時期的精細白瓷手工業生產遺址。2021年至2022年10月,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復旦大學進行了考古發掘。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柴平平介紹,蘇峪口瓷窯遺址面積約4萬平方米,發現窯爐13處,外圍的山坡上還發現了開采瓷土、煤、石英、石灰等制瓷原料與燃料的礦坑。此次考古工作發掘了一、二號(Y1、Y2)兩座窯爐。Y1與Y2為馬蹄形半倒焰饅頭窯,用條石壘砌,由火膛、窯室、煙囪和兩側擋墻等組成。作坊遺跡系兩窯爐共用,以煤為燃料,有儲泥池、轆轤坑、釉料缸、存貯間等。
據了解,整個窯場,包括廢品堆積區,均以遺跡的方式進行清理。發掘過程中僅剔除泥土,留下包括窯具、窯磚以及各種產品等在內的所有遺物。考古人員利用激光掃描、無人機遙感、近景攝影測量、三維圖像等多種手段進行記錄。
窯具以直筒型瓷質匣缽為主。燒制時均用匣缽正燒,匣缽之間用釉封口。瓷器產品主要為精細白瓷,以碗、盤、盞、碟等日用器為主,另有花口瓶、執壺等大型器物及建筑材料等。胎白細膩,釉色溫潤、白中微泛青,玻璃質感和透光性強。根據出土器物判斷,Y1與Y2為西夏時期,始燒于西夏早期偏晚。遺址內發現了多件“官”字款匣缽,可推斷為西夏宮廷用瓷的燒造地,具有西夏“官窯”的性質。
柴平平稱,蘇峪口瓷窯遺址是目前發現最早的西夏瓷窯址,揭示了一個全新的窯業類型。考古人員首次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區發現大規模用釉封匣缽口的裝燒技術,首次在西北地區發現在瓷胎、瓷釉和匣缽中大量使用石英的制瓷技術,填補了西北地區精細白瓷燒造的空白,復雜的窯業面貌也反映了兩宋與西夏經濟、文化交往交流的歷史。
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上京遺址
一號建筑基址經三次營建 應為都城內極為重要的皇家建置
遼上京遺址位于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林東鎮。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汪盈介紹,遼上京是遼代五京中營建最早、地位最為重要的都城。城址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漢城兩部分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總面積約5平方千米。
2022年6月至10月,經國家文物局批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組成遼上京考古隊,對遼上京皇城西南部一號大型建筑基址(2022JZ1)進行了考古發掘。
一號大型建筑基址位于皇城南門大街西側的一處院落中,坐北朝南,是該院落中央的主殿。考古發掘證實該建筑在遼金兩代經歷過三次大規模營建,三次營建過程中建筑的軸線位置、朝向和院落規模沿用未變。該建筑在遼代始建時殿身面闊九間、進深四間,前出月臺。“主殿JZ1的方向和軸線位置,遼金沿用未變,只有JZ1單體建筑的形制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這是我們首次在遼上京皇城內確認遼代始建的大型南向建筑,對認識遼上京城址布局在遼、金兩代的沿革具有重要意義。”汪盈說。
遼代的改建是規模最大的一次營建,殿身面闊九間、進深五間,前、后均出月臺。至金代改建后,建筑規模略有縮小,殿身面闊七間、進深四間,殿內中央設壇安置塑像。出土遺物主要包括建筑構件、陶瓷器、泥塑和銅錢等。
專家表示,一號建筑基址是遼上京皇城南部區域內規模最大的建筑基址,超過了目前發掘所見的遼代宮城內宮殿建筑,推斷應為都城內極為重要的皇家建置。根據《遼史》記載,遼上京皇城西南分布孔廟、國子監、寺院和道觀等遼代早期重要建筑,為確認一號建筑基址的性質提供了線索。
甘肅禮縣四角坪遺址
層級分明、秩序井然或為秦統一后的祭祀相關禮制性建筑
四角坪遺址位于甘肅省隴南市禮縣,是一處秦代大型建筑遺址。2020年至2022年,經國家文物局批準,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復旦大學組成聯合考古隊開展系統的考古調查、發掘工作。
四角坪遺址坐落于縣城東北四格子山頂部,海拔1867米,原有山頂被削平,形成面積約2.8萬平方米的山頂平臺,勘探發現平臺外圍有夯土墻環繞,內有大量夯土建筑基址。四角坪遺址建筑群層級分明、秩序井然,以大型夯土臺為核心、整體呈明顯的中心對稱格局。已發掘部分主要由中部方形夯土臺基、土臺四邊正對的四組附屬建筑以及四角曲尺形附屬建筑組成,各方向對應位置的建筑,平面及柱網布局一致。中部夯土臺基邊長約為27.8米,土臺中心有一邊長為6.5米的方形半地穴空間,土臺四邊各連接兩處踏道,有柱洞緊靠臺緣,四周環繞散水。中心夯土臺四面中部分別對應四組附屬建筑,現存相對的兩個近方形夯土臺,土臺邊緣環繞柱洞和柱礎石,二者共同被一圈散水包圍。中心夯土臺四角分布曲尺形夯土臺基,同樣由散水包圍,臺基邊緣環繞柱洞及柱礎石,臺基上散布零星的柱礎石。出土遺物主要以建筑用材為主,包括云紋瓦當、繩紋瓦件、回紋地磚、空心磚、陶水管等。
根據出土建筑材質和制作工藝推斷,四角坪遺址應為秦統一后的遺存,該建筑群整體呈典型的中心對稱格局,有別于日常生活的建筑空間,體現出較強的禮儀性,可能為一組與祭祀相關的禮制性建筑,對于研究秦代政治、禮儀制度以及建筑歷史等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A06-A07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張建林 A06-A07版圖片/國家文物局供圖
責任編輯:呂成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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