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劉艷美

　　“大城市”，是普通人的向往，也是城市的追求。

　　但很少有人能真正說清：什么是大城市？全國有多少個大城市？它們是如何分布的？過去，要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主要靠每個城市自己公布。城市統計標準不一，也存在不少爭議。

　　不久前，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制的《2020中國人口普查分縣資料》（下稱《分縣資料》），公布了全國縣級單位的人口數據，683個城市（包括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省會城市、普通地級市及縣級市）的城區人口數據也對外公開。翻閱歷次人口普查分縣資料，這是首次將城區人口數據納入其中。

　　城區人口是衡量大城市的關鍵指標。根據2014年國務院印發《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下稱《通知》）：

　　城區是指在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區、市政府駐地的實際建設連接到的居民委員會所轄區域和其他區域。根據城區常住人口數量，將城市分為五類七檔：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城市為超大城市，500萬~1000萬為特大城市，而300萬~500萬的I型大城市和100萬~300萬的II型大城市并稱為大城市。

　　根據《分縣資料》，全國共有105個大城市，包括7個超大城市、14個特大城市、14個Ⅰ型大城市以及70個Ⅱ型大城市。從省份來看，除西藏外，30個省份均有大城市分布，數量基本呈從東部沿海到西部內陸遞減趨勢。其中，江蘇、山東和廣東位列前三。較為特別的是，昆山、慈溪、義烏、晉江四個縣級市“打敗”全國大部分地級市，躋身大城市行列。

　　而從這些大城市出發，此次公布的城區人口數據，還有更多信息值得進一步挖掘。

　　大城市≠人口大市

　　事實上，使用城區常住人口指標來衡量城市規模，尚不足十年。

　　在2014年上述《通知》出臺前，我國一般根據1989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確定城市劃分標準——按照“市區和近郊區非農業人口”指標，城市以50萬和20萬為界，被劃分為大、中等、小城市三類。

　　以“城區人口”替代“市區和近郊區非農業人口”，學界曾提出兩方面意義。

　　一來，外出務工人群規模不斷擴大，已經使城市人口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石楠曾分析指出，沿海城市的農業人口、非戶籍人口占比很大，以常住人口界定，能更真實反應城市人口聚集情況。

　　二來，從公共服務資源分布來看，城區仍然是絕對“主陣地”。因此，有專家指出，“以城區常住人口統計，對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社會管理等公共服務都有積極意義”。

　　去年，有機構統計發現，即便是北京、上海等已具備輻射效應的發達城市，優質公共資源仍集中于中心城區，客觀導致中心城區的有限空間內鎖定了更為優質的公共資源價值，推動人口向中心城區聚集。反過來說，現有城市發展階段下，城區人口規模越大，也意味著城市集聚資源要素和輻射周邊能力越強。

　　從這個角度來看，以城區人口來衡量的大城市，并不只是“人口大市”這么簡單。

　　仔細對比，西部的新疆、青海、寧夏、甘肅和海南五省份省會城市均為大城市，但其常住人口并未進入前105名；相反，中部的河南、江西、湖南、安徽四省則有人口大市并非“大城市”，導致其“大城市”數量不及人口大市數量。

　　湖北統計局原副局長、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葉青分析指出，在近年來“強省會”發展趨勢下，過去發展較為落后的西北地區，省會率先崛起。由于距離沿海發達城市較遠，省內其他城市人口外流時優先就近選擇省內大城市或省會城市，而作為外來務工人員，他們通常更傾向于向城區聚集，以尋找更好的工作崗位。

　　與此相比，中部城市分散在非城區的人口占比相對更高。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河南南陽，雖然常住人口接近千萬級，但城區人口僅84.97萬，尚未邁過大城市門檻。

　　外來人口推動城區“繁榮”

　　若計算大城市城區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比例，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和直轄市“領頭”，而普通地級市普遍靠后。比值較高的省會城市中，既有烏魯木齊、西安、海口等西部省會，也有南京、廣州、杭州等東部發達地區省會。

　　此種趨勢下，廣東城市的表現十分特別。

　　在這一比例排名前20位大城市中，僅出現4個普通地級市，而3個來自廣東。其中，東莞、佛山分別以城區人口占比91.3%和89.9%位于第3和第4位，珠海該比例也達到77.8%。

　　一種解釋是，三個城市均為外來人口大市。與省會城市類似的是，大量外來務工人員聚集在珠三角城市，并帶動當地城區迅速發展。體現在數據上，東莞2020年戶籍人口僅263.88萬人，外來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高達74.8%。2020年，佛山和珠海該指標分別為50.2%和42.9%。

　　不過，在長三角地區，卻出現一些不同的趨勢。

　　比如，在南通772.66萬人口中，城區人口占比僅20%左右。寧波雖為計劃單列市，但僅不到四成常住人口居住在城區，占比低于絕大部分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

　　據葉青分析，在鄉鎮企業發達的長三角地區，許多年輕人并不愿離開其生活的鄉鎮，當地優質的教育等公共服務資源也使其不必“扎堆”城區。而生活在當地城區的，不少并非土生土長的當地人。

　　對于不少仍將重心放在城區的城市來說，“外地人經濟”也為當地發展提供重要基礎。

　　一個例子體現在基建升級上。比如，對于期望修建地鐵的城市，根據2018年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軌道交通規劃建設管理的意見》，“市區人口在300萬以上”為硬性指標之一；再比如，根據最新政策，城區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將不得修建250米以上建筑。

　　四大縣級市突圍

　　另一個令人關心的問題是，誰將成為下一個超大、特大城市？此次發布的數據，也提供了更為準確的參考。

　　從特大城市現有名單來看，排名靠前的武漢、東莞和西安三市均提出沖擊超大城市的目標。但比較城區人口占比，武漢和西安均有20%左右的“挖潛”空間，除自然增長外，能夠進一步通過從市內、外兩方面推動人口流入城區；而東莞“天花板”更為明顯，需要花更大力氣從外地引人。

　　而對于I型大城市，距離升格超大城市最近的分別為南寧、石家莊、廈門和太原。其中，廈門外來人口占比超過40%，而南寧、太原均不足10%。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共有四個縣級市成功“闖入”大城市行列，分別為江蘇昆山，浙江義烏、慈溪，以及福建晉江。其均為II型大城市，城區人口最高的為昆山，城區人口規模超過代管晉江的泉州和代管義烏的金華兩市。

　　四個縣級市有諸多共性。它們均位于沿海發達地區，在賽迪顧問發布的2022百強縣報告中，均排名前列。

　　2022賽迪百強縣

　　從發展動力看，它們特色產業均十分突出，比如義烏的小商品貿易、晉江的鞋服。就在不久前，慈溪因向歐洲大量出口取暖器登上“熱搜”——數據顯示，慈溪共有100多家取暖器生產企業，出口量占全國30%。

　　此外，其所屬地級市，城區人口占比均不高，屬于“小馬拉大車”的城市類型。

　　當下，還有更多縣域迎來突圍的可能。

　　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提出2025年發展目標為，“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取得重要進展”，其中，“一批具有良好區位優勢和產業基礎、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較強、集聚人口經濟條件較好的縣城建設取得明顯成效，公共資源配置與常住人口規模基本匹配”。

　　一般來說，“縣城”指的是縣級行政單元政府所在的城區，即縣級政府駐地鎮或街道。

　　對于縣城人口發展，一方面將“融入鄰近大城市建設發展，主動承接人口”，同時“更多吸納縣域內農業轉移人口”。

　　隨著縣城的發展，人口流入也將是大勢所趨。中規院院長王凱曾提到日本的情況——通過縣城產業發展，以及公共服務水平、交通條件提升，縣城與城市已出現了資源和人口的雙向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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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