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此次服務業缺工的原因，坊間多有猜測，有人說是農村外出務工者逐漸回流或分散至內陸城市所帶來的總量缺失？也有人說是農民工對城市在社保、醫保、子女就學等務工環境上有新要求？還有人認為是深圳產業結構轉型所帶來的陣痛？這一變化背后究竟隱藏著什么問題？

　　本報請來相關專家從當前缺工的性質、務工者的心態、缺工原因和影響、企業在這一現狀中應承擔的責任、政府最需打造的務工環境等多個層面進行對話。在交談中，不論專家們對于部分問題的答案驚人地相似還是大相徑庭，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不管具體的數字怎樣，不管是否受客觀原因影響，這個務工市場的吸引力是在相對減弱的，深圳對于外來務工人員的吸引力在降低。

　　馬敬仁：深大行政管理學院教授

　　劉開明：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博士

　　汪永成：深大管理學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究竟是結構性缺工還是總量缺工？

　　“兩種情況不同程度存在”

　　多年來，深圳的缺工現象一直被定義為“結構性缺工”，并與“勞工荒”進行了區別，將其細化為“技工荒”或“普工荒”，但有關這一性質的爭論卻一直存在。

　　深圳觀察：從制造業缺工到今年凸顯的低端服務業缺工，這一變化究竟隱藏著什么原因，缺工究竟是結構性的，還是外出務工人員逐漸回流或分散至內陸城市所帶來的總量缺失？

　　劉開明：這次服務業缺工凸顯和今年春節的雪災有一定關系，有些外來工在春節后回家探親了。但其實我一直不認同深圳的缺工是結構性缺工或季節性缺工，它就是總量缺工！

　　這里有諸多原因，一是深圳大多用工單位還是勞動密集型行業，這些行業越來越難吸引到城里人，員工幾乎90%是農村人；二是深圳的優勢幾乎沒有了，長三角地區也在缺工，但那邊的工資水平和深圳關內850元／月的最低工資標準一樣，而且不僅是上海、江蘇、寧波等地，就是縣級市也是這樣的水平，社會治安又比深圳好，而深圳的生活成本還比那里高了一倍；三是這些年外出務工人群的家鄉也在發展，本地就業也可以滿足生存需求；四是湖南、湖北、江西、四川等勞動力輸出大省都是獨生子女政策執行嚴格的地區，制造業、服務業喜歡的年輕人少了；五是這些行業大多要女性，但女性40歲后一般就很少出外務工了，這又流失了一批。

　　汪永成：我認為短缺確實是結構性的，尤其是服務性行業，但為什么難招到人，因為服務員、保潔員、保安員有個共同特點，即從職業規劃、職業生涯的角度來講，吸引力比較小，說白了就是沒前途。現在出門打工的很多都是80后，他們和1960、1970年代出生的人思想觀念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的心理預期、未來期望很高，因此這些行業肯定空檔相對更大些。

　　馬敬仁：我覺得深圳目前的情況并不是總量性缺工或結構性缺工單一作用的結果，而是兩種情況不同程度存在。不過在相關部門的統計數據還未公布前，具體缺工形勢如何還較難把握。但從全局上看，缺工問題還只是在小范圍內，不必驚慌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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