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看2022|馬駿：應該更多采用市場化手段推動企業低碳轉型

　　12月8日至10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會議總結了2021年經濟工作，分析了當前經濟形勢，為下一步的中國經濟錨定了前行的方向。

　　中國經濟未來的機會與變量在哪里？怎樣“穩”與“進”，如何“破”與“立”？關于2022，許多答案等待揭曉。

　　歲末年初，新京報貝殼財經推出《看2022》，我們對話了16位各領域專家，圍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關鍵詞，談他們對中國經濟的觀點和判斷。

　　受訪者供圖。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2022年“雙碳”工作，已是碳達峰碳中和連續兩年被其視作重點工作部署。過去一年，“雙碳”目標下的綠色金融快速發展，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金融工具不斷豐富，綠色金融基礎性制度安排持續完善。

　　如何準確理解和把握“雙碳”政策趨勢？我國綠色金融體系和碳中和還有怎樣的差距？繼續提升綠色金融潛力，需要重點解決什么問題？對此，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下稱“綠金委”）課題組12月初發布報告展開詳細敘述并提出建議。該課題組組長、綠金委主任、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馬駿接受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國在實現碳中和的過程中必須關注若干宏觀經濟與金融風險。

　　針對“雙碳”目標提出后，今年有地方“一刀切”關停高耗能項目，去煤化過快甚至導致部分地區拉閘限電。馬駿表示，如果簡單粗暴地關停高碳企業或限制生產，可能會導致某些高碳產業供給大幅下降，推高能源和原材料價格，從而帶來經濟滯脹和失業的風險。我國應該盡早制定碳達峰碳中和路線圖，更多地采用市場化手段推動低碳轉型。

　　盡早制定路線圖，采用市場化手段推動低碳轉型

　　新京報貝殼財經：在“雙碳”目標下，我國綠色金融體系發展主要成果有哪些？

　　馬駿： 我國綠色金融在過去幾年取得了長足進展，并在多個領域產生了重要的國際影響力。截至2021年9月末，我國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達約15萬億元，規模位列全球第一；從2016年1月至2021年11月末，金融機構和企業累計發行的綠色債券規模達約1.9萬億元；含ESG主題概念類基金和使用ESG投資策略構成投資組合的基金約270多只，存續規模約3000億元。

　　“雙碳”目標給綠色金融體系提出了更高要求，是促進其迅速發展與不斷完善的推動力。作為綠色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全國碳市場于2021年7月順利啟動，首批納入了2225家電力企業，是利用市場機制控制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推動綠色低碳發展的重大制度創新。 

　　此外，2021年7月起施行的《銀行業金融機構綠色金融評價方案》中，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綠色金融業務被正式納入銀行業的業績考核范圍；8月，中國人民銀行發布國內首批兩項綠色金融標準；11月，碳減排支持工具出臺。圍繞與碳中和相關的戰略規劃，國內一些領先金融機構也做了許多有益的嘗試，若干銀行已經公布了碳中和行動計劃，21家大銀行已經開始氣候風險壓力測試，一些機構推出了碳中和債券、轉型債券、可持續掛鉤產品、碳配額質押貸款等創新產品，多家機構參照TCFD要求開展了環境與氣候信息披露。

　　新京報貝殼財經：如何準確理解和把握“雙碳”政策趨勢？

　　馬駿：我們的分析表明，落實我國現有政策可實現溫室氣體凈排放在2030年前碳達峰，但要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還需進一步強化節能、削減煤炭消費、提升發展可再生能源和低碳技術的力度。 

　　我國應該盡早制定碳達峰碳中和路線圖，更多地采用市場化手段推動低碳轉型，充分體現我國能源轉型、綠色投資和技術進步可能帶來的宏觀經濟效益，強化在一系列綠色低碳領域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同時高度關注并管理好轉型相關的宏觀經濟和金融風險。 

　　風險方面，第一，如果政府機構大量使用行政措施來落實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采用“運動式”減碳的措施，簡單粗暴地關停高碳企業或限制生產，可能會導致某些高碳產業供給大幅下降，推高能源和原材料價格，從而帶來經濟滯脹和失業的風險。 第二，如果在低碳轉型過程中，不能有效為高碳企業賦能，幫助這些企業盡快轉型為低碳企業，一批高碳資產就可能面臨“擱淺”，成為不良資產，或出現估值大幅下降，從而導致金融風險。

　　上述兩類風險，即使不會成為全國性、系統性的問題，也可能在某些地區（特別是嚴重依賴煤炭的省區）成為系統性風險的來源。相對于行政主導的“運動式”減碳，未來需要更多地采用市場化手段（如碳市場交易、碳稅、對綠色活動的補貼、綠色金融激勵機制、強化信息披露等）來提升企業對低碳經濟活動的盈利預期、降低其對高碳活動的盈利預期，從而達到激勵其逐步（而非突然）調整經濟和業務結構的目標。這些市場化手段可以推動高碳企業在多年內逐步調整其投資結構和業務發展方向，實現碳強度的“有序”下降，避免“一關了之”的行政做法對經濟造成沖擊。

　　轉型風險可能成為重大金融風險來源

　　新京報貝殼財經：提升綠色金融潛力，重點要解決哪些問題？

　　馬駿：據課題組測算，碳中和背景下我國在未來30年間（2021-2050 年）的綠色低碳投資需求將達487萬億元。我們認為，實現碳中和會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大大提升綠色金融的發展潛力。 

　　從需求側看，實現碳中和意味著政府將出臺一系列力度更大、覆蓋范圍更廣的低碳項目扶持政策，完善相關激勵機制。這些政策和機制包括全國碳交易市場的啟動和擴容、財政對綠色低碳活動的補貼和減稅政策、各類降低綠色項目融資成本的金融激勵政策，以及在能源、交通、建筑、工業等各個行業支持綠色生產和消費的政策。這些措施將顯著提高綠色低碳項目回報率和收益的可預期性，提升綠色投資積極性，帶來大量綠色金融服務需求。

　　從供給側看，預期中的綠色金融政策，包括央行的低碳項目支持工具、綠色銀行考核機制、環境信息披露要求、風險權重調整、綠色項目擔保和貼息等，都將提升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業務回報，從而激勵這些機構提供更多的綠色金融產品與服務。

　　在供需共同發力的背景下，綠色金融市場將持續快速擴容，也仍有很大增長空間。以綠色信貸為例，我國銀行業目前所提供的綠色信貸占全部對公貸款余額的比重約為10%， 但根據估算，未來綠色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應該超過25%。因此，綠色信貸作為綠色融資的主要來源，其增長率將遠高于全部信貸的增速。 

　　再如，我國近年來綠色債券的發行額占全部債券發行不到1%，而這個比例在歐洲領先國家已經超過18%。在資管領域，我國資管機構發行的ESG產品余額占全部資管產品的比重也遠低于發達市場可持續投資資產在資管總規模中的比例。如果把ESG產品占資管市場的30%作為我國2030年目標，就意味著未來十年中，我國ESG產品余額將以年化78%左右的速度增長。 

　　新京報貝殼財經：你多次談及金融業面臨的氣候相關風險，金融業面對環境外部性問題可采取哪些對策？

　　馬駿：近年我國金融機構監管層對氣候相關風險的重視程度逐步提高，少數具有前瞻性的學術和金融機構也已有了數年探索，但對氣候相關風險的識別和量化在多數金融機構中只是剛剛起步。 

　　氣候相關風險包括物理風險和轉型風險。在碳中和背景下，轉型風險可能成為重大的金融風險來源。金融機構應強化對氣候相關風險，尤其是轉型風險的識別、量化、管理和披露。 從國際經驗來看，以貸款業務為主的商業銀行側重于評估氣候因素對信用風險的影響，保險公司從承保業務角度一般使用巨災模型估算損失和保險定價，資管機構及銀行和保險機構的投資業務會評估氣候風險對資產估值、投資組合收益率等指標的影響。 

　　識別和量化氣候風險后，金融機構還需要對其進行適當披露。可比性較高的風險披露能夠優化市場透明度、提高市場效率、為后續的風險管理提供基礎。

　　此外，金融機構還應該采取積極措施管理氣候風險。近年一些初步實踐表明，金融機構的氣候風險管理措施可包括建立氣候風險的治理機制和管理框架，設置降低氣候風險敞口的具體目標，完善投前貸前氣候風險評估，根據環境氣候風險調整資產風險權重，以及完善投后貸后氣候風險管理。 

　　建議國內金融機構進一步提高對氣候風險重要性的認識，在監管部門指導下開展環境氣候壓力測試和情景分析，建立氣候風險的治理機制和管理框架， 完善投前貸前氣候風險評估和投后貸后氣候風險管理，強化環境信息披露能力，加快對碳風險對沖工具的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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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