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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集團總部回遷湖北、中國船舶集團總部遷駐上海、中國電子集團總部“花落”深圳……央企被視為國民經濟的壓艙石,而作為大腦中樞的央企總部遷址或選址自然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在剛剛過去的2021年,就有8家大型央企將總部遷址或選址京外落戶,這也顯示出央企總部搬離北京的步伐提速。
據證券時報·e公司記者統計,包括中國船舶集團、中國電子集團、三峽集團在內的3家央企將總部外遷出京,而新組建成立的中國電氣裝備集團和中國稀土集團選擇落戶京外,中國星網集團、中國華能集團以及中國中化集團也于去年正式確定集團總部遷駐雄安新區。
對比之下,目前北京仍是央企扎堆的大本營,國務院國資委去年12月公布的央企名錄顯示,目前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央企有97家,而總部位于北京的央企多達70家。
多位專家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帶動當地經濟發展,以及提高自身國際競爭力是央企總部陸續遷址或選址京外的主要原因。
“從央企發展看,留在北京的意義正在下降,比如珠三角、長三角制造業非常發達,央企很多業務早已嵌入到其他區域的經濟產業鏈中,總部搬入后,央企更加靠近產業鏈、靠近市場,這樣才能持續提高自身的國際競爭能力。”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盤和林告訴記者。
實探中國船舶集團
“集團總部人員有400多人,基本上所有員工于去年12月中旬陸續搬到了上海黃浦區老西門新辦公地,我也已經來上海工作10多天了,目前公司安排了員工宿舍,半個月左右可以回京探親。”在中國船舶集團總部工作8年多的李哲(化名)告訴證券時報·e公司記者。
1月6日下午,證券時報記者實地走訪了中國船舶集團總部此前在京的辦公地——北京市海淀區昆明湖南路72號。
這里地處北京西三環到西四環之間,從北京地鐵10號線車道溝站A口上來,就看到了中國船舶集團的辦公大樓,交通可謂十分便利,而昆明湖南路的另一頭便是中關村軍民融合產業園。中國船舶集團辦公區院內有武警執勤,訪客需要從門口傳達室登記方可進入。在此地停留了近20分鐘,記者發現,進出中國船舶集團大院的車輛和人員很少。
中國船舶集團傳達室一位保安人員告訴記者,“這里此前是中國船舶集團總部所在地,總部人員規模大概三四百人,去年底大部分人員已經搬到了上海新址辦公,目前在此地留守的員工只有10多人,聽說未來這里將留給中國船舶集團下屬企業辦公。”
10多天前,也就是2021年12月24日,中國船舶集團總部遷駐上海大會在滬舉行,這也意味著中國船舶集團官宣遷址上海。
中國船舶集團黨組書記、董事長雷凡培在會上表示,中國船舶集團與上海淵源深厚,集團公司總部遷駐上海,有利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利于優化國有經濟布局,有利于更好融入和服務上海“五個中心”建設,將為集團公司加快建設世界一流船舶集團注入強勁發展動力。
中國船舶集團是由中國船舶工業和中國船舶重工這兩家央企于2019年10月合并而來,合并之后成為了全球最大造船集團,其在A股擁有9家上市公司控股權,這也是作為央企巨無霸之一的中國船舶集團備受市場關注的一大背景。
官網信息顯示,中國船舶集團資產總額8733.8億元,員工人數達34.7萬人,記者還注意到,中國船舶集團聯系地址已經更新為上海市黃浦區老西門街道中華路889號。
疏解非首都功能
實際上,中國船舶集團總部遷入上海只是近期多家央企遷址或選址落戶京外的一個縮影。2021年,多家央企動作頻頻,搬離北京的步伐提速趨勢明顯。
去年12月23日,由多家央地國企稀土板塊整合而來的中國稀土集團在江西贛州亮相;12月24日,由“南北船”重組而來的中國船舶集團總部遷駐上海;12月25日,我國最大的國有IT企業中國電子集團總部“花落”深圳。
更早之前的9月25日,新組建的電力裝備新央企中國電氣裝備集團在上海選址并宣布正式揭牌成立;9月26日,中國長江三峽集團在武漢召開搬遷大會,并官宣正式啟動回遷湖北。
而作為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的雄安新區,也于近期迎來3家央企。
12月17日,雄安新區公開掛牌出讓了兩塊啟動區的土地,分別被中國中化集團和中國華能集團摘得,到12月21日,此次交易也正式在雄安新區公共資源交易服務平臺公示完畢,加上中國星網集團,3家央企正式確定了在雄安新區的新地址。
公開資料顯示,去年4月和5月,中國星網集團、中國中化集團先后將總部注冊在了雄安新區,8月初,中國華能發布的消息顯示其總部將疏解至雄安。
綜合來看,剛剛過去的2021年,就有8家大型央企決定將總部遷至京外或在京外選址落戶。不過,對比之下,北京目前仍然是央企扎堆的大本營。
國務院國資委12月發布的央企名錄顯示,目前,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央企有97家。有統計顯示,央企名錄中總部位于北京的央企多達70家,占比超過72%。同為一線城市的上海僅有6家、東北三省5家、廣東5家、湖北3家、河北雄安2家、四川1家、江西1家、港澳4家。
“央企總部扎堆北京是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現象,現在很多央企都是由原先的工業部改組或者拆分而來。目前北京正在疏解非首都功能,央企和其他企業一樣,都是市場主體,因此央企總部職能屬于非首都功能,這正是央企總部搬離北京的重要背景。”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研究員吳剛梁對證券時報·e公司記者表示。
實際上,央企總部遷址出京的步伐提速,可以視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向縱深推進。
2014年,國家明確了北京作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的四大核心功能,要求努力把北京建設成為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這也是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政策導向的一大背景。
2017年4月,國家決定設立國家級新區河北雄安新區,而雄安新區也正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載地;2021年1月,北京市“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了“推動非首都功能向雄安新區轉移”、“支持部分中央在京行政事業單位、總部企業、高等學校等向雄安新區有序轉移”等內容。
“目前,雄安新區已進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大規模建設同步推進的發展階段。從2021年起,部分在京部委所屬高校、醫院和央企總部已啟動分期分批向新區疏解。”在去年12月1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叢亮公開表示。
提升自身國際競爭力
值得注意的是,央企總部扎堆北京導致過多資源集中一地,從而加重了首都城市運行的負擔,同時也不利于央企提升國際競爭力成為業內共識。
盤和林告訴證券時報記者,從北京的角度看,首都城市功能過于集中,中心化程度太高,會造成擁堵和人口激增,出現城市病,所以當前北京的城市功能需要疏散,通過城市去中心化來提高城市生活體驗,解決城市擁堵,資源供給不足等問題,而當前央企離開北京起到了帶頭作用。
“從央企發展看,留在北京的意義正在下降,比如珠三角、長三角制造業非常發達,央企很多業務早已嵌入到其他區域的經濟產業鏈當中,總部搬入后,央企更加靠近產業鏈、靠近市場,這樣才能持續提高自身國際競爭力。”盤和林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央企總部搬離北京對首都經濟發展的影響也備受各方關注。
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宏觀分析師周茂華表示,“央企總部搬遷對北京影響有限,央企總部工作人員一般不多,且央企總部不存在對實體產業鏈的影響,總部搬遷對北京就業影響有限。”
“北京疏導人口是為了讓首都發展更為順暢,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北京的經濟總量,但是疏解非首都功能會讓北京更加宜居,能夠讓北京在舉辦各類會議、活動、賽事的時候更加從容。”盤和林認為,北京并不需要擔心未來發展的問題,專精特新的科技創新企業和產業將成為北京經濟發展的助推器。
而北京市也在積極謀篇布局,2021年11月,《北京市“十四五”時期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規劃》正式發布。規劃稱,到2025年,北京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基本形成,建設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到2035年,北京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創新力、競爭力、輻射力全球領先,建成全球人才高地,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切實支撐好科技強國建設,更好向世界展示科技創新“中國貢獻”。
帶動遷入地經濟發展
央企總部的搬離在有利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同時,也將為新遷入城市的發展起到總部經濟效應。
財經評論員譚浩俊撰文表示,過去,一家央企能夠成就一座城市,特別像鋼鐵、汽車等企業,都把一個城市帶動起來了,“如十堰、馬鞍山、攀枝花、鞍山、本溪等。雖然都是特殊情況下的特殊產物,但是,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發揮好央企的作用,在促進經濟發展、帶動地區產業提升、推動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起到積極效果。”
“央企總部遷入的利好,主要是能給當地帶來更多的稅收和就業,另外可能增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這些都是典型的總部經濟效應。”吳剛梁指出。
從央企總部近期遷址或選址案例看,除了中國稀土集團選址在江西贛州這樣的三線城市外,其余的7家大型央企遷入地主要包括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或者雄安新區。那么,這樣的選址有何特點和原因?
對此,盤和林認為,央企選址普遍貼近產業鏈、供應鏈,或者貼近市場,“比如中國電子集團總部遷駐深圳,深圳所在的粵港澳大灣區,擁有強大的電子信息產業鏈,中國電子集團能夠更加貼近電子信息產業的供應鏈。”
不過,也有專家建議,在根據自身發展選定新址的同時,也應鼓勵央企到二三線城市落戶。“央企憑借強大的實力可以吸引人才、資金以及產業向所在城市聚集,這樣就能夠把當地城市的經濟發展帶動起來。從目前看,央企總部對一線城市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有限,如果央企能到二三線城市,對當地發展則更加有利。”譚浩俊對證券時報·e公司記者表示。
責任編輯: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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