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鄧宇

　　經濟史的研究是一門常學常新的學科領域，因經濟實踐活動和新的經濟生產方式層出不窮，經濟理論范式大量涌現；同時也是一個充滿爭議的研究領域，因經濟史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很強的歷史性。盡管如此，作為社會研究、經濟研究以及制度研究的重要理論源泉，經濟史的研究卻在當今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扮演著更加突出的作用，重新審視經濟史的意義，特別是回溯前資本主義到資本主義時期的歷史演進的關鍵要素，例如財產制度、工業經濟組織、貨幣、城市、市民以及官僚制度、政黨等，更能探索出區別于純粹經濟學理論的研究范式。

　　作為近現代極具影響力的思想家，馬克斯·韋伯將經濟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特別是《經濟與歷史 支配的類型》一書，開辟了經濟史研究的全新范式，充分融合其過往政治、社會、宗教、歷史、文化等重要領域的研究，賦予了經濟史更高的地位；同時拓展了經濟史研究的概念、內涵和意義，為后發國家特別是東亞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鏡鑒。

　　研究經濟史和研究經濟理論有著不同的價值取向、目標任務和學術定位。經濟史研究主要存在兩套方法論體系：一是通過歷史資料、數據的時間序列，研究探討經濟生產方式的運動過程，從而能夠比較客觀地評價經濟理論、經濟實踐的經驗教訓，而非先入為主地進行批判研究；二是通過不同文明和地區的經濟社會生產活動的案例研究，把握經濟社會演進的差異性、多樣性，避免過于簡單的“二分法”，尊重歷史發展的客觀性、邏輯性和合理性，即韋伯所主張的“價值中立”。因此，本書以及韋伯的其他著述幾乎都以“理性”和“理性化”作為研究的前提，超出了一般的意識形態或價值觀的范疇，這也是韋伯的學術研究之所以被不同文明、不同制度的國家和地區所接納的一個重要原因。

　　韋伯擅長從整體性來思考歷史。經濟史的研究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演進，其間貫穿了從封建領主、莊園經濟到手工業、工業，這一比較完整的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進程。經濟與社會的運動構成了既是互動又充滿矛盾的結構，各種因素的矛盾最終衍生出了新的經濟生產方式、組織形態和勞動關系。例如，韋伯考察了莊園制度、手工業、工業和礦業等不同階段的經濟生產活動、勞動關系的特征，以經濟史的脈絡展現社會發展圖景。他偏好用理性解釋分析社會運動的因果關系。無論是在研究不同宗教文明的社會學還是研究社會學的支配類型時，韋伯均提出了現象和問題的因果關系，通過嚴格的概念、范疇和特征的界定加以區分。例如本書對城市概念與類型的研究，韋伯提出根據市場、經濟要素、經濟政策的經濟概念，來定義城市類型，同時也提出以政治管理、歷史軍事等概念解釋城市的緣起、類型和特征，城市的內涵因此更加豐富。

　　從現代經濟來看，城市和經濟的關系日益緊密，城市的人口規模、勞動力、人力資本以及由此產生的消費需求構成了經濟運行的主體，經濟發展的意義從根本上說，在于為城市的人們提供消費產品和服務。韋伯認為，從純粹經濟角度定義，城市是一個其居民主要依賴商業及手工業（而非農業）為生的聚落，同時經營的行業必須有某種程度的多樣性，并伴隨有常規性的交易貨物的存在，即市場。韋伯對城市的定義主要從人的角度出發，體現了經濟史的社會價值。同時，他將城市類型劃分為消費者城市、生產者城市和商人城市，定義了城市中不同群體的經濟角色和經濟功能。韋伯認為城市經濟政策、政治管理對城市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市自治促進了民族國家的發展，催生了大量市民階層，為資本主義發展創造了條件和機會。因此，其城市與城市經濟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資本主義的緣起和發展。

　　此外，韋伯獨辟蹊徑，從支配類型的視角著重探討了城市變遷。現代意義上的城市經濟與城市管理幾乎同步產生，如何進行城市管理就衍生出了關于支配問題的討論。韋伯認為，傳統型支配對經濟行為的影響主要體現為長老制及純粹家長制，即身份制權力，但用其規范新經濟行為會帶來財政專斷，限制理性經濟行為的發展。而現代資本主義的產生，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于城市管理制度、城市經濟生產方式和城市勞動關系的重要轉變，這一因素或許可以解釋東西方在工業和現代化進程上的“大分流”現象。就此而言，韋伯的經濟史研究不僅拓展了傳統經濟史研究的空間，而且為現代宏觀經濟、政策以及周期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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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