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11沒到，快遞已經掐得一地雞毛 

　　南風窗 作者| 姚遠

　　全網交易額4101億元，僅來自天貓的包裹就有12.92億件，這是去年雙11的兩個重要數字。

　　今年，人們期望著這個數字會更高。

　　這是電商零售業的狂歡，也是物流業的盛宴，大小快遞公司，早已磨刀霍霍。

　　刀不是捅向豬羊，而是捅向端著碗準備分豬肉的人。

　　10月19日，韻達在內網發布了《關于全網禁止代理極兔業務的通知》，正式封殺極兔速遞。據悉，此前申通、圓通也已發布類似通知。

　　網絡上流傳的某通系總部下發的封殺極兔速遞的通知（圖源：物流指聞）

　　這像是“通達系”對外來者的一次“圍剿”。

　　然而，日子不好過的不僅是極兔，在整個中國物流網絡的血管末端，網點倒閉，快遞員罷工、集體辭職的消息不斷傳來。

　　盡管各快遞公司均對罷工事件予以否認，但在抖音、百度貼吧上搜索關鍵詞，包裹在網點無人分揀的消息和圖頻比比皆是。

　　天昏地暗的廝殺

　　2019年，中國共送出635億件快遞，快遞業市場規模達7497.8億元。據估算，未來5年仍將保持20%的行業增速，每年遞增約100億件。

　　疫情加速了這個趨勢。

　　前不久，10月18日，在今年”雙11”、雙十二等年底電商節來臨前，我國快件業務量已達600億件，與去年總量幾近持平。

　　從數據上看，行業蒸蒸日上，一片光明，但只有局中人知道，行業內部過的是什么日子。

　　快遞行業目前處于微利甚至無利狀態，原因在于越來越高的市場集中度，和越來越激烈的市場爭奪戰。

　　自1月份疫情爆發以來，一方面，線上消費猛增，物流需求旺盛，另一方面，全國公路免高速費，疊加油價下跌，快遞成本下降。

　　焉知，帶來的卻不是利好。需求暴增刺激了各大快遞公司爭取市場份額的野心，進而引發一場近乎慘烈的價格戰。

　　一位從業者以為，這甚至可以稱作“價格屠殺”。

　　韻達股份9月份的經營指標快報顯示，每份快件單價收入僅2.15元，同比下降31.31%。圓通速遞的這兩個指標分別是2.18元和20.38%，申通是2.18元和22.70%。

　　就連走高端路線的順豐也未能幸免，9月順豐速遞快件單票收入為18.47元，同比下降了15.16%。

　　低價惡性競爭讓行業深陷泥淖。

　　派一單賠一單

　　國家郵政局數據顯示，上半年，我國快遞業務量同比增長22.05%，然而，快遞業務收入同比只增長了12.57%，而2019年上半年業務量和業務收入的增速分別為25.7%和23.7%。

　　對比來看，今年量收結構的剪刀差明顯擴大，以至于陷入怪圈：業務擴大了，送的快件更多了，收入卻不見長。

　　以義烏為例，這里是享譽世界的小商品集散地，也是快遞價格戰的“中心戰場”。據《金華日報》統計，中國占全球快遞業務量一半以上，浙江省占全國快遞業務量的1/5，而義烏占浙江快遞業務量的30%。

　　“得義烏市場者得天下”，成為了業內共識。

　　往前追溯，義烏的快遞價格戰最早于2013年由百世匯通的“均價銷售”戰略引爆。低價競爭如潘多拉魔盒一般，一旦開啟，魔鬼就再也關不回去。

　　2013年6月時，義烏每單快遞均價為6元。此后，價格開始以平均每年0.6-0.8元的速度遞減，直至2019年，最低降至1.2元，跌破了成本底線。

　　迫不得已，2019年7月，各大小快遞企業負責人匯聚義烏談判，達成共識，最低單票價格不得低于2.2元，這才暫時休戰。

　　2019年11月12日，浙江義烏，雙十一后第二天，義烏某快遞分揀中心內，工人們正在加急進行快件處理

　　今年，戰斗被重新點燃，并被推向新的高峰。

　　3月，在義烏快遞黃牛群出現了一條信息：“快遞8毛起，歡迎聯系。”簡單9個字，卻彌漫著濃烈的硝煙味。各家公司紛紛下場，義烏快遞均價從1月份的3.41元，跌至8月的2.91元。

　　義烏市快遞行業協會一位負責人曾對媒體透露，一件發往江浙滬的快件，人工、網絡和材料成本無論如何都超過3元。可見，在低價競爭之下，來自義烏的快件，派一單，賠一單。

　　對參與血戰的快遞企業而言，義烏像一個不斷失血的傷口，需要全國網絡的其它部分抽肥補瘦，補貼成本，集體死撐。

　　目前為止，沒有贏家。

　　少罰多得

　　快遞便宜，按說消費者會從中獲益。然而，不但沒有，還送來了苦惱。

　　你一定能體會到這種強烈的變化：四五年前，快遞還會送貨上門，如今，除了順豐和京東等自營速遞，其他包裹基本都會丟在驛站或者代收點，自取。不少人會為此投訴快遞員，投訴網點，但收效甚微，不再送貨上門的普遍趨勢無可逆轉。

　　原因很簡單——前面說過，快遞業務逐年快速增長，快遞員們實在忙不過來了。

　　“最后一公里”自取，是不是就解放了快遞員呢？

　　No！他們也是受害者。

　　單件快遞價格下跌，往末端傳導的結果，就是快遞員每天要負責的快件越來越多，單票派費卻越來越少。

　　以往送貨上門，一單掙1元，隨著部分地區派費不斷下調，一單掙8角，甚至4角，如果再不想方設法節省單件投遞時間，完成不了業績，那就更要命——罰款。 

　　福建省某縣快遞網點負責人“大何”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如果一名快遞員希望月收入6000元，以一件8角錢計算，扣除必要的短信費、電話費和罰款支出，他一天至少得完成300件派送。一個電話30秒，300個打完3小時，送貨上門，一次上下樓至少5分鐘，根本是不可完成的任務。

　　要么無法完成業績，被公司罰款，要么不送上樓，被消費者投訴，再被罰款。“大何”總結，其他行業是多勞多得，而快遞行業是少罰多得。

　　快遞員們進退兩難，處于極其矛盾的境地。

　　快遞巨頭價格戰讓利析出的成本，連帶著服務質量下降所引發的消費者不滿，最終都轉嫁到網絡末端的快遞員身上。

　　一位有8年工作經驗的中通快遞基層網點負責人告訴記者，以前一天派4000件快遞，現在要派6000件才能和之前的收入持平。壓力越來越大，他打算“干到年底撤了”。

　　在百度快遞員貼吧里，不乏對派費下調的抱怨，以及對作為基層員工如何表達抗議的討論。

　　得出的結論大都消極，一言以蔽之：“中國就是不缺人。”你不干了，總能找到人干，于快遞公司來說毫發無損。

　　盡管如此，瓦解和抗議仍在發生著。

　　今年以來，有公開報道的快遞網點罷工23起，未見諸報端的更數不勝數。打開抖音，搜索“快遞罷工”關鍵詞，你會發現不同地方無人分揀的包裹堆積如山。

　　那么，你的快遞還能收到嗎？

　　據記者觀察，快遞員集體辭職和網點停轉的情況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區二三線城市，加盟商所屬公司主要集中于競爭較為激烈的“通達系”。公開報道也證實了這一點。

　　3月，湖南、河南、江西等地快遞加盟商發布聯合聲明，因派費下調，無法周轉，決定暫停快件的攬收和派送。

　　4月，河南省潢川縣數家通達系加盟商聲明，因派費降至6角，經營壓力頗大，決定從17日開始停止工作，并不接受總部對其延誤、投訴情況的一切罰款。

　　6月，湖北永州地區韻達快遞加盟商暫停運營。

　　10月，中部省份某快遞網點罷工，現場無人分揀的包裹堆積如山

　　積少成多，涓流成河。

　　毛細血管的末端不斷失血，對再龐大再健全的機體來說，久而久之都會構成致命的傷害。因為，快遞業的生存之本在于網絡，網絡的生存之本在于末端，在于一個個網點，在于每一名在職的快遞員工。

　　業務量暴增，企業和員工的收益卻在暴瘦，值得嗎？

　　別忘了，醫生總是提醒人們，如果短時間內體重暴跌，那就得高度警惕了。

　　犧牲人，不應該

　　中國物流學會特約研究員楊達卿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分析，之所以頻頻出現快遞員離職、網點經營困難的現象，一方面是網點業務量增加，但利潤在下滑，另一方面是快遞行業出現了新的外部競爭者。

　　比如那只被萬炮齊轟的兔子——極兔速遞。

　　極兔，2015年成立于印尼，去年9月開始布局中國市場，來勢洶洶。極兔被稱為快遞界的拼多多，不僅在攻占下沉市場的策略上與拼多多出奇一致，在“通達系”被阿里巴巴入股，京東自建物流網絡的市場環境里，拼多多確實也是極兔主要的業務來源之一。

　　極兔速遞寄生于通達系網絡，野蠻擴張，奉行價格戰的打法，讓其他電商巨頭們警鈴大作。因為極兔把手伸向的是最后一塊尚未瓜分殆盡的蛋糕——下沉市場。

　　連順豐和京東這兩個高端配送品牌也在覬覦這塊蛋糕。兩者于今年組建的加盟制快遞在全國起網，主打低價物流市場，分別是順豐旗下的豐網速運，和京東系的眾郵快遞，令“通達系”腹背受敵。

　　在如此格局中，為爭奪市場，價格戰幾乎是無可避免的競爭趨勢。

　　用最近很火的一個詞形容，快遞業的“內卷”之激烈，已達到“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程度，“卷”無止境。

　　再想想最終是誰在為“卷”付出代價。

　　10月20日，國家郵政局召開2020年快遞業務旺季服務保障動員部署會議，要求切實保障服務質量和末端網絡穩定，嚴格守住安全發展的底線，杜絕價格戰和刷單問題，把質量“雙11”落在實處。

　　與往年強調確保全網不癱瘓相比，今年“雙11”，國家郵政局更加重視末端網絡的穩定，重視快遞業務的服務質量，杜絕低價競爭，引導健康發展。

　　盡管物流行業的數字化管理愈發先進、便捷，但它依然是一個需要大量人力資源來“打通最后一公里”的行業。良性的商業競爭，絕不應以犧牲人本為代價，擠壓一線員工的生存空間。

　　其實快遞員們的心愿很簡單，正如一位從業者在貼吧的留言，他想的“無非是掙點辛苦錢，騎車送件一路安全，努力讓自己活的好點”。

　　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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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