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語說得好,“兄弟同心,其利斷金。”在重慶報業市場,最能稱得上是兄弟的應該非《重慶晚報》與《重慶晨報》莫屬了。二者同屬于重慶日報報業集團,同屬都市類報紙,同為集團下屬的二級法人,發行同樣由集團發行公司負責,甚至在內容上也有太多同質之處。在集團的統一調控下,這兩位“兄弟”當然是“同心”對抗競爭對手的,
之前與《重慶商報》打得火熱,后又與《重慶時報》頑強抗衡。然而據記者的調查,晨報與晚報的“同心”卻在某種程度上并沒有達到“斷金”的效果,相反,經過幾年的博弈,兩位“兄弟”卻越來越面臨著不同的命運。
晚報當年
“愿做報春燕,飛入百姓家”。24 年前的4月25日,《重慶晚報》以這樣一句頗富詩意的口號深入到重慶的千家萬戶,成為重慶市的第一張都市類報紙。
由于缺乏同城競爭者,《重慶晚報》當之無愧地坐享著“老大”的利好,日子也過得相當紅火。“那個時候只有4個版,最多的時候8個版,但是每天在日報集團門口的張貼欄里,圍滿了看報紙的市民。報販們每天都在報社排隊等著取報紙。特別是到20世紀90 年代,廣告客戶爭著上廣告,都要排隊3天以后。”一位曾在《重慶晚報》供職的老報人如晨報》如是說。
在記者的街頭走訪中,大多數讀者反映,在重慶報業市場上,《重慶晚報》的確是一張老牌的有著深厚的受眾基礎與品牌底蘊的報紙,在《重慶時報》進駐之前,《重慶晚報》一直還穩坐老大的位置。就連《重慶商報》社長郭漢江也對《重慶晚報》表達了由衷的敬意。他告訴記者,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重慶晚報》還是能做到一報獨大的。即使到了2000年,《重慶商報》的廣告還只有2000多萬元,而《重慶晚報》已經穩收1.4億,純利達到8000多萬。而這一切離不開《重慶晚報》的一位強人,他就是該報現任總編輯石剛。
翻開石剛的履歷,這位在重慶報業中頗有聲望的報人主要的職業生涯都與《重慶晚報》密不可分。石剛1991年進入《重慶晚報》工作,歷任該報副主任、主任、編委、副總編、常務副總編等職務,對報紙經營管理有著豐富的經驗。特別是在他主持《重慶晚報》廣告業務工作期間,晚報廣告營業額超常規發展,從1992年的700萬元起,年年·番,短短5年,凈增長17倍。
然而正如全國大多數晚報一樣,雖然曾經輝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重慶報業的形勢與格局也開始發生變化,《重慶晚報》也越來越開始正面迎接新型都市報的挑戰。1995年《重慶晨報》創刊,1997年《重慶商報》創刊,2004年《重慶時報》創刊。這些新來的報紙客觀上在慢慢通過自己的擴張蠶食著晚報的市場份額。曾經過著自在逍遙日子的集團內的這位“大哥”也開始緊巴起來。
2008年應該是《重慶晚報》不容易的一年。盡管按晚報的說法,在競爭如此殘酷的情況下,《重慶晚報》的廣告收入依然保持了12%的增長,完成1.6億元。但是重慶本地有識之士指出,對于這張老牌報紙而言,完成1.6億的廣告額不僅從數據上看是基本無增長,而且由于廣告含金量較低,從種種綜合表現來看形勢不容樂觀。
并不輕松的“老幺”
與晚報如今的境遇相比,1995年創刊的《重慶晨報》顯然要幸運得多。
有意思的是,《重慶晨報》現任總編輯張永才,其在重慶的職業經歷就已經反映出重慶報業競爭的戲劇性。
張永才與《重慶時報》的柳祖源其實均出自早年有著“中國都市報之父”之稱的《華西都市報》總編輯席文舉帳下,二人為同根同源師兄弟,且均有過成功運作多家報紙的經驗。當年柳祖源遠足湖南,將《瀟湘晨報》一舉帶成湖南排名第一的報紙,而《華西都市報》經濟部主任出身的張永才其實還早于柳一年離開華西闖天下。張2000年1月接受了福建廈門元洪集團的邀請,到昆明任《生活新報》副總編輯,開始了媒體職業經理人的生涯,2002年出任《生活新報》總編輯。但由于在《生活新報》發展過程中,張與老板的辦報思路出現了分歧,張決然地接受了師兄柳祖源的召喚,于2004年5月出任《重慶時報》的副總編,成為《重慶晨報》競爭對手中的強悍一員。這就是張在出任《重慶晨報》執行總編輯之前的全部履歷。但記者至今對張永才當年為何從《重慶時報》再次跳出加入“敵營”充滿好奇,更何況,張加入《重慶晨報》后如何面對昔日恩兄柳祖源,如何再次調整角色定位去適應與《重慶時報》的競爭?
面對記者的疑惑,張只是用“因為家庭需要”的理由向記者簡單地解釋了他投奔《重慶晨報》的原因,聽似有理卻也充滿著無盡的玄機。有知情人士透露,當年張曾再次被云南省有關高層看中,欲召回昆明辦報,結果被重慶日報報業集團總裁陳夷茁獲悉,陳馬上找到張,將其留在了日報集團并委以《重慶晨報》執行總編輯的重任。不管情況是否屬實,張被集團“招安”無疑是集團的一招妙棋,既瓦解了對手,又收獲一員虎將,可謂一舉兩得。
2008年8月,在晨報原總編輯唐林光榮退休之后,張永才順利地接任了《重慶晨報》總編輯的位置。
張永才的確比石剛幸運。按照集團的總體部署,對于三張子報,集團的競爭戰略是扶持一張報紙獨大,而不是付出三倍于對手的成本,于是《重慶晨報》被集團選為競爭的急先鋒。對晨晚商三報而言,同屬一家集團,有限的資源決定了三家不可能都做大。正如集團總裁陳夷茁所言,只能集中力量做大做強一家報紙,同時做優做強另外兩張報紙,使之共同形成市場強勢,從而保證集團整體的新聞競爭力和利潤水平。但是,三張都市報,哪一家應該作為重點扶持對象?除了讀者市場的最終選擇,也涉及到很多非市場的因素,對集團競爭戰略決策必然產生很多制約。在陳夷茁心目中,晨報是“做大做強”的最優選擇——在未來幾年內,將晨報“做大做強”,從數量上應對集團外以及市外的競爭,而對晚報與商報則采取“做優做強”的市場策略。因此,盡管當時晨報在發行、廣告方面只是相對優勢,但有集團的大力扶持和政策傾斜,晨報無疑具備了勝出的極大可能。
于集團而言,這樣的部署也不無道理。晨報得到集團扶持的最直接的體現就是:集團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政策向晨報相對集中,比如晨報上市時間最早、發行政策最到位等,加上晨報原總編輯唐林苦心經營多年,晨報在集團也有著良好的資源優勢,因此,在三張子報中,《重慶晨報》的日子是最好過的。
但張永才并不輕松。
重點扶持之下,集團要求的回報必然也不同于其它兩家。一是集團目前的經營創收壓力主要依仗晨報,《重慶商報》名義上雖是集團子報,卻還沒有承擔向集團上繳利潤的任務;二是由于有所謂政策傾斜,集團內部同樣面臨平衡問題;加之2008年下半年以來受金融危機影響,《重慶晨報》與全國其他強勢都市報一樣,經營并沒見太大的起色,盡管今年3月有所回升,并且依然保持了市場份額第一,但前途如何仍有待觀望。
不同命運的背后
而石剛所面臨的形勢與環境可能要嚴峻得多。晚報是四報中資格最老的一張,雖有24年來積累的讀者群體和公眾影響力,但讀者群年齡偏大。自從經營高峰增長之后,2004年開始,晚報的增長勢頭更受到《重慶時報》的沖擊。最直接的原因可能還要歸于上市的時間較其它三張都市報都要晚一兩個小時。而《重慶時報》依仗華商報系動輒上億的不惜血本的做法及柳祖源的“柳氏”報道風格,最先搶到的必然是上市最晚的這張都市報的蛋糕。事實證明,《重慶晚報》的確在競爭中慢慢失去了部分市場份額,在競爭中所受到的負面影響也較大。這一點從晚報去年下半年就開始醞釀的改版中也能看出端倪。
在西祠胡同等全國較有影響的論壇中,關于《重慶晚報》的改版有著種種猜測,有的說是與全國其它地方的都市報一樣系迫于紙價上漲成本劇增的壓力,也有的說是經過幾年的角斗,《重慶晚報》漸漸處于劣勢,一時風言四起。當然就連石剛在接受某媒體采訪時也不得不承認,由于體制、理念的原因,《重慶晚報》的確失去了一些機會,這次改版也屬于迫于形勢的主動突圍之策。
2009年1月9日,《重慶晚報》成功改為對開小報,與晨報、時報同樣規格的報紙形態,同時通過積極爭取,晚報也實現了與晨報、時報的同時上市。晚報的改版無疑是成功的。無論是集團內部提供的數據還是記者親自在重慶街頭對報販做的調查,結果都顯示晚報改版后發行量明顯上升。但業界人士對晚報今后的發展卻依然持謹慎樂觀的態度,特別是今年頭兩個月,重慶報業廣告總體下降22%以上,晚報的廣告無疑同樣受到較大的影響。
那么張永才能否在利好的政策與扶持下順利地擔起集團的重托?石剛的《重慶晚報》能否再度雄起?重慶工商大學的蔡敏教授認為,關鍵看是否能為兩張報紙松綁。《重慶時報》與日報集團的三張都市報經歷多年的激戰,一直處于膠著狀態。雖未分高下,但時報畢竟只是一報之力,卻拖住了集團三張報紙。最令石剛與張永才無法充分施展拳腳的是,晨報與晚報均不是法人單位,不具有市場主體資格,也就沒有完全獨立運作的權力,一舉一動還得聽集團的統一安排。因此,也有人認為,體制的束縛才是真正捆綁兩張報紙發展的關鍵所在。
張永才與石剛當然是明白這一點的。但面對記者的采訪,張永才卻對記者稱從不主張屬下談論體制問題。究其原因,張認為體制問題并不只是重慶日報報業集團一家,而是中國報業目前普遍存在的現象,作為集團下屬,在其位,與其問責體制,還不如主動適應,尋找新的市場機會。石剛則表示,2009年是《重慶晚報》的超越年,為適應競爭、改變局面,最先應該做好自己。張與石均表示,面對2009年的競爭形勢,他們都有信心、有決心開創更好的局面,經營指標都將努力實現更大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