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徐高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項偉大創舉，沒有先例可循，也無法直接照搬書本。中國改革40年走過的道路不是某個人設計出來的，未來也不會有人能夠設計得出。

　　從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40個年頭。在這40年中，中國社會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在實現。在改革40周年的時候，有必要總結過去40年的成功經驗并加以堅持，以開啟未來40年的輝煌。

　　一、 改革40年的成功精髓需要總結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這種成績不是輕描淡寫地說中國復制了別國經驗那么簡單。經濟學家麥迪遜估計了從公元1年到公元2008年這兩千多年的全球各國經濟規模。根據他的估計，在過去兩千多年中，以經濟總量為衡量標準，世界上曾經出現過3個世界第一。首先是公元1500年前的印度。在這一千多年里，印度占據著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寶座。接下來是中國。在1500年至19世紀末這將近400年里，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在最高的時候，中國占到了全世界經濟總量的1/3。但隨著中國屈辱近代史的開啟，中國從第一的寶座跌落，讓位于美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已經下滑到不足5%的水平。

　　在這樣不利的背景下，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完全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規模快速增長，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也迅速回升。如果用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已經在近些年超過了美國，重回經濟規模世界第一的寶座。而即使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也預計會在未來十年到二十年里超越美國。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我們正在身處歷史時刻，正在目睹一個新的世界第一的產生。這樣的事情在過去兩千年多年來僅僅發生過兩次。因此，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必然會被后人不斷講述。

　　能夠身處這樣的時代，親眼目睹過去一百多年無數仁人志士所奮斗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眼前展開，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幸運，更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如果我們讓這一偉大復興半途而廢，未來的中國人都會為我們錯失這一千年良機而扼腕嘆息。正因為此，在這改革開放40周年之機，我們必須要總結過去40年的成功精髓并將其發揚光大，以延續過去40年的成功。

　　改革40年成功的精髓究竟是什么并非一眼可見，但什么不是成功精髓則比較容易看出來。首先，改革40年的成功不是人口結構變化的功勞。將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績歸結于人口紅利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按照這樣的邏輯，會得出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發展快是因為改革開放前小孩生得多的荒唐結論。對中國的分析不應停留在這種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水平上。

　　其次，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快速增長也并非單純是技術進步所導致。從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已經經歷過了多輪技術飛躍。而從林則徐“開眼看世界”以來，中國也不斷試圖將西方的先進技術引入國內，推動國內經濟發展。但直到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才真正搭上世界技術進步的快車，將技術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發揮了出來。所以，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快速進步是果而不是因。我們需要探究的是，究竟什么東西讓技術的威力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迸發了出來。

　　類似地，中國對全球化紅利的收獲也是果非因。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愈發深入地融入了全球經濟，享受了全球化所帶來的資本、技術和市場的便利。但這種全球化紅利也是因為中國在改革開放40年來做對了些什么，才能夠為中國所獲得。

　　所以，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精髓是比前面所列舉的這些因素更為根本的東西。同樣是這個國家、這片土地、這些人民，經濟績效在改革開放前后會有如此之大的不同，歸根結底還是將各項資源結合起來的經濟制度發生了變化。制度的改變使各項有利因素終于能夠為我所用，共同形成了改革開放之后的經濟高增長。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又反過來作用于經濟基礎。改革開放之后政治目標的調整為經濟制度變化創造了條件。十一屆三中全會將全黨工作重心從階級斗爭調整成了經濟建設。這為國家的發展指出了明確目標，降低了內耗，在全社會形成了合力。

　　在經濟建設這個目標之下，市場機制的建立和發展釋放了生產力。在40年間，市場逐步取代計劃而成為越來越重要的資源配置者。這既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率，也提升了微觀經濟主體的激勵，因而讓經濟績效明顯改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帶來的糧食大幅增產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此外，隨著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中國經濟也越發與國際經濟接軌，從而改善了自身所處的國際環境，令中國能夠更便捷地利用全球資源來發展經濟。

　　不過，如果僅僅把對改革開放40年成功經驗的分析停留制度變遷上，還是有些大而化之。我們需要知道，為什么經濟制度的變遷會向正確方向持續推進。改革開放40年的成功精髓就在這個問題的答案里。

　　二、從計劃向市場轉變的成功精髓

　　從計劃向市場的轉變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而是一個理論上缺乏指引，實踐中充滿陷阱的過程。

　　先來看理論方面。經濟轉型有兩條迥異的思路——休克療法與漸進改革。這兩條思路的理論基礎都是次優理論。這是由Lipsey與Lancaster兩位經濟學家在1953年創立的理論。次優理論可由一個簡單例子來加以說明。假設治療某種疾病的“最優”藥方是一副含5味藥的方子。如果這5味藥中有1味藥找不到，“最優”藥方配不齊，那么治這病的“次優”（第二好）選擇是什么？是用能找到的4味藥來配個方子吃嗎？多半不是。這是因為藥物之間有復雜的藥理反應——5味藥的方子可能是治病的良方，而4味藥配起來則可能成為要命的毒藥。在“最優”藥方配不出來的時候，“次優”的選擇完全可能是其他4味藥都不吃。

　　計劃向市場的轉變也是同樣的道理。雖然可以在理論上證明市場能夠達成最優的資源配置，但這種最優需要一系列條件為前提。比如靈活變化的價格、交易主體間平等的地位、交易雙方的契約精神等等。如果這些條件在現實中不都被滿足，那么市場的最優就無法達到。更為重要地，只要所有條件不同時被滿足，滿足的條件越多，未必一定會帶來越好的資源配置狀態。

　　這看似平淡無奇的理論其實蘊含著相當驚人的結論。所謂計劃向市場的轉變，無非就是把市場所需要的一個個前提條件逐步構造出來的過程。隨著前提條件的逐步實現，經濟中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但次優理論卻說，這種市場化程度的提升未必一定帶來經濟績效的提升，反而有可能讓經濟狀況惡化。

　　正因為此，有些人相信市場化轉型必須要用休克療法的方式進行，在很短時間內把市場所需的一切前提條件都構造出來，以避免在轉型過程中讓經濟惡化。但也有經濟學家相信，市場所需要的諸多前提條件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同時被構造出來。比如，市場化法規可以很快頒布，但契約精神這樣市場所需要的軟環境卻不是朝夕之間就能建立起來。因此就算休克，也不可能立即達成市場的最優。所以，市場化改革只能一步步慢慢來——這便是漸進改革的思路。蘇聯東歐與中國迥異的經濟表現已經表明漸進式改革是更好的策略。但在漸進改革中，一步步改革措施究竟應該按照什么樣的次序來推進，又如何保證邁出的每一步都能帶來經濟績效改善，其實沒有任何人或是任何理論能說得清楚。

　　用次優理論的角度來觀察中國，改革開放其實就是從計劃經濟的次優向市場經濟的最優的轉變過程。中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有其形成的道理，并在長時間運轉中達成了一種平衡，實現了次優的資源配置。對計劃經濟的改革是對舊有平衡的打破，很可能讓經濟狀態從次優滑向更差的境地，而非走向市場經濟的最優。

　　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下才能看出中國40年改革路徑的不凡之處。在中國這個大國中推進市場化改革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創舉，無先例可循。改革方向也無理論可用作指引。而在改革過程也中多有波折。但40年走下來，不斷前進是主旋律。很多當時看起來難以逾越的障礙最后都被逐步突破（如計劃軌之外如何再建市場軌，國企改革，財稅制度改革等），最終帶來了40年的輝煌。回顧走過的改革路線，短期內畫出的是充滿崎嶇、反復、甚至帶有相當程度的隨機性的路線。但把時間拉長來看，長周期的軌跡卻是一條從計劃經濟指向市場經濟的直線。

　　在這根直線上的一個個具體事件中看不到改革40年的成功精髓，因為這些事件都存在相當程度的偶然性。歷史雖然不能重演，但我們總是禁不住設想如果沒有小崗村村民冒著天大風險搞的創舉，中國是不是就不會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我們還會設想如果沒有當年朱镕基總理高瞻遠矚地讓中國加入了WTO，是不是就不會有后面我國快速融入世界經濟帶來的大發展。看上去，中國每每能在關鍵時刻由關鍵的人做出正確地關鍵決策，把發展道路引向正確方向。將其簡單歸結為“國運”是一種庸俗化的解讀。在這些偶然之后有必然。這個必然才是改革成功的精髓。

　　改革40年的成功精髓說起來其實就是兩句大家耳熟能詳的話：“發展是硬道理”與“摸著石頭過河”。前者為各方清楚指出了目標，讓大家能把勁往一處使。此外，它還確立了發展的崇高地位——我國從來都是在發展中解決發展中碰到的問題；不發展從來不是一個選項。而后一句話則充分調動了各方的積極性，讓大家在摸索中找出前進的道路。在碰到一個個具體障礙時，只要大方向是明確的，發動群眾來多方試錯，總能找出突破口。

　　所以，中國的改革不是某個人設計出來的。我們尊稱鄧小平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是因為他所堅持的東西在中國社會中開啟了一種從實際出發，上下一心，目標明確的系統搜索工程，從而最終依靠群眾的智慧畫出了從計劃到市場的一根直線。而在不斷突破障礙的過程中，中國人逐步形成了一種“辦法總比困難多”的樂觀主義精神，相信未來會比現在更好。這種精神和氣質反過來又成為推動搜索工程的強大動力。在這樣的氛圍中，改革所取得的一個個具體突破雖然都是偶然的隨機事件，但改革不斷取得成功的結果卻是必然的。

　　三、重拾成功精髓才是對改革40年的最好紀念

　　但令人擔憂的是，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改革40年的成功精髓似乎正在被遺忘，甚至被否定。社會各界似乎正在迷失方向，失去前進的動力和必勝的信心。如果照此下去，改革40年的輝煌恐怕將難以為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將變成一句空話。

　　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后，全球經濟都陷入困局。受此沖擊，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益凸顯。在這樣的背景下，各界已經形成共識：中國需要平衡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在傳統增長動能之外找尋新動能。對新形勢下的中國經濟來說，這種模式的轉換當然是必要的，也是進一步推進改革的應有之義。但關鍵問題是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新模式，又該如何走向這種新模式。

　　對新模式的探究與對舊模式的反思在同時發生。分析者希望通過對舊模式弊端的診斷來開出新模式的藥方。但在這個過程中，有一種危險的傾向開始浮現，那就是只看到舊模式的問題，而看不到舊模式的價值。在對舊模式的全盤否定中把改革40年的成功精髓也給扔掉了。于是，孩子也和洗澡水一起被倒掉了。

　　中國經濟依靠投資和外需拉動的舊增長模式確實不平衡，但卻帶來了經濟總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四萬億”刺激政策確實帶來了諸多副作用，但如果沒有“四萬億”，中國經濟不可能在次貸危機后保持平穩，我國在國際社會中所處的競爭格局會更加不利。地方政府債務確實存在無序擴張的情況，但也要看到地方政府借債興建了大量優質基礎設施，提升了中國的長期競爭力和居民福利。

　　未能客觀地、辯證地分析舊增長模式的利弊，而只盯住其中的不足，最終危害了發展的目標。按道理，發展本來應該是我們追求的最終目標，具體的經濟機制只是達成這個最終目標的手段。在新形勢下，舊有的機制可能變得不再有效，需要改變。這時，理應找出新機制來在新環境中更好地服務發展這個目標。但對舊機制的反思卻在一定程度上演變成了對發展目標的批判，尤其是GDP目標的否定。在一些人看來，好像中國所有的問題都是追求過高的經濟增長速度而導致的，似乎只要把經濟增速降下來所有問題就都迎刃而解了。但他們沒有想到，GDP固然有諸多不好，仍然是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單靠GDP的確不能帶來充分的發展，但離開了GDP來講發展只是在建造空中樓閣。

　　于是，在對舊模式和舊機制的反思中，發展目標逐步被淡化。當我們在發展之前加上越來越多定語的時候，我們真正想要什么樣的發展反而變得模糊不清了。于是在實踐中，模糊的發展目標被其他目標所凌駕。這樣一來，過去的手段變成了目的，而過去的目的則被人忘記。更有人想出了各種理由來為當前越來越低的經濟增速辯護，讓大家相信過去的美好時光已經一去不返，讓人民接受更差的經濟績效。這打擊了改革40年給中國人帶來的樂觀精神。

　　而在發展目標淡化模糊的同時，基層的試錯空間也在收窄。既然是摸著石頭過河，自然有摸對的時候也有摸不對的時候。如果求全責備，讓人只能摸對，不能摸錯，那就沒有人敢去摸了。客觀地講，過去40年對GDP增長目標的追求營造了一種看主流的評價氛圍，給基層帶來了相對寬松的試錯環境。但當 GDP目標為許多其他目標所取代的時候，“什么都要”的政策導向讓基層的激勵從之前的“求功”轉向現在的“避過”，從而使得“不作為”的傾向明顯抬頭。

　　目前之所以會有這樣令人擔憂的態勢出現，與近些年來中國知識界面對西方經濟學所采取的“拿來主義”態度直接相關。西方經濟學在解釋經濟運行方面確實表現出了極大威力。但西方經濟學發展并成熟于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內嵌了許多反映西方國家特質的隱含假設。不注意理論的適用范圍，而只是簡單地照搬得自西方的經濟學結論，容易形成對中國經濟的誤判。在前文論及的對舊增長模式、“四萬億”以及地方政府債務的片面觀點背后，都有簡單套用西方經濟理論的影子。這種僅從理論出發的分析視角偏離了實事求是的方向，使政策更多地從理念而非實際出發，從而偏離了過去40年的成功路徑。就像馬克思主義需要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結合才能帶來勝利一樣，西方經濟學也需要與中國現實結合才能指導中國的經濟實踐。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項偉大創舉，沒有先例可循，也無法直接照搬書本。中國改革40年走過的道路不是某個人設計出來的，未來也不會有人能夠設計得出。改革開放需要樹立明確清晰的目標，調動上下各方的主觀能動性，讓他們去摸索出前進的道路來。這是改革40年成功的經驗，也是未來我國繼續取得成功的保障。

　　在恰逢改革開放40周年的時候，過去非常清晰的發展目標正在變得模糊，基層試錯空間也在減小，對未來的信心以及破除困難的斗志都在減弱。這些因素正在侵蝕改革的基礎。此時理應重拾“發展是硬道理”和“摸著石頭過河”的成功精髓，重新強調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實事求是精神。只有這樣才是對改革開放40年的最好紀念，從而開啟未來40年的輝煌。

　　(本文作者介紹：2011年5月加入光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任首席宏觀分析師。2014年任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