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張鵬

　　降成本是“三去一降一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最難的，“三去”是政府斷別人的腕，降成本是政府斷自己的腕，而降低體制成本或制度成本又是降成本中最難的，不僅是政府斷自己的腕，還傷筋動骨斷自己的路。

為什么說降成本是最難的改革

　　當下正是全國“兩會”時間，除了舉世關注的修憲和人事議題，一個對于中國經濟和社會可能影響最為直接和深遠的議題則是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筆者認為，這次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既是一項力度空前的政治體制改革，也是一項極為重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以習近平為核 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不僅看到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中存在障礙和弊端，而且下大決心和魄力將其通盤考慮加以解決，將直接涉及到降低體制成本和提高體制效能。因此，體制降成本、提效率將是新的可能落地見效也比較快的重大改革紅利，我們現在可以說“降成本”視為“三去一降一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最具有突破性的一項改革。

　　為什么要特別關注這個問題？是因為降成本是“三去一降一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最難的，“三去”是政府斷別人的腕，降成本是政府斷自己的腕，而降低體制成本或制度成本又是降成本中最難的，不僅是政府斷自己的腕，還傷筋動骨斷自己的路。過去的五年，黨和政府在降成本上多措并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階段性工作，體現為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等諸多方面。無論企業還是私人部門的獲得感邊際在改善，但是總體上獲得感還不是令人特別滿意。

　　一方面，經濟和市場環境日益復雜，企業綜合稅費成本依然較高，除了稅收成本之外，還包括諸如社會保險費用、行政性收費、行政性灰色隱性尋租成本、環保成本等內一系列支出。另外，企業成本依然較高、個稅起征點較低以及邊際稅率較高，實際上也制約了私人部門收入和幸福指數的進一步提高。顯然，私人的消費意愿和能力也關系到消費對于經濟增長和轉型的貢獻持續性。

　　不久前，任澤平先生及其團隊專門做了《中美稅制及稅負比較——供給側改革系列研究》，提出了“在財政總支出不減少、赤字不增加的前提下，個人加稅稅有阻力，企業總稅負難降”的觀點。他說，中國稅收結構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間接稅為主，二是側重向企業征稅。“以2016年為例，13萬億總稅收收入中，除了1萬億個人所得稅之外，其余超過90%的稅收都是以企業為征稅對象收上來的，包括增值稅、消費稅、企業所得稅等。這意味著：如果要在財政總支出不減少的情況下降低企業稅負，個人稅負就需要不可避免地上升。考慮到對個人加稅在政治上的阻力較大，因而從財政收支總平衡的角度而言，如果不增加赤字，那么企業總稅負難以下降。”

　　如果以上結論為真，說明我們的稅制問題還不少，不僅是數量的問題還有結構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體制或制度性成本已經到了不降不可的地步。當然，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已經提出今年將進一步減輕企業稅負，大幅降低企業非稅負擔，同時提高個稅起征點，另外調低赤字率。既然如此，財政總支出規模勢必也要相應降低。否則，等式兩邊將無法成立。

　　問題是如何真正降下來？在財政政策依然積極、財政總支出可能又相對剛性的情況下，只有通過一場同樣比較剛性的改革，尤其是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來部分減少或對沖體制成本的剛性。簡政放權降低總量，才能倒逼體制或制度性成本長期保持在一個相對合理的水平，轉變政府職能確保政令暢通，才能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而真正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激發出市場主體更大的發展活力和創造潛力，最終實現黨領導國家和人民走向偉大復興的初心。我們需要這場改革，當然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改革可能不會畢功于一役，還需要持續跟蹤、階段性評估和適時優化。

　　(本文作者介紹：供職于陽光私募行業，清華MBA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