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溫彬

　　2024年，我國消費增速呈漸進回落態勢，對經濟增長的拉動點數也逐季走低。考慮到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基礎性作用，以及2025年可能面臨的外部沖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列為2025年重點工作的首位，并從多維度出臺提振消費舉措。

　　消費日益受到重視

　　近幾年來，“擴大內需”一直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重點任務之一。2022年會議將“著力擴大國內需求”列為首位，提出“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2023年排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之后列第二位，“要激發有潛能的消費，擴大有效益的投資，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并提出要推進“以舊換新”政策。

　　遵循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以舊換新”政策在2024年漸次展開。2024年2月23日，二十屆財經委第四次會議指出“要打好政策組合拳，推動高質量耐用消費品更多進入居民生活”“鼓勵汽車、家電等傳統消費品以舊換新，推動耐用消費品以舊換新”；3月7日，國務院印發《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行動方案》，“以舊換新”政策正式啟動。

　　經歷了第一輪落地實施之后，2024年7月以來，中央以1500億元超長期特別國債資金擴大補貼范圍、加大補貼力度，繼續支持消費品以舊換新。隨后，包括汽車、家電、家居在內的耐用品消費增速明顯反彈，對于支撐社會消費品零售增速企穩發揮了積極作用。

　　不過，整體來看，2024年消費保持回落態勢。1~11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累計同比增長3.5%，低于2023年全年的7.2%，也低于疫情之前兩位數的平均增速。從最終消費對于GDP的拉動點數來看，2024年第三季度僅為1.35個百分點，為2023年第一季度以來的最低水平，也是非疫情時段的最低水平，甚至低于凈出口的拉動。

　　因此，2024年9月下旬的一攬子增量政策中，促消費成為著力點之一。9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要把促消費和惠民生結合起來，促進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提升消費結構。要培育新型消費業態”。10月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會提出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大對特定群體的支持力度；二是結合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推動大宗商品消費持續擴大；三是擴大養老、托育等服務消費。這一政策思路也延伸到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

　　由于“當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加深，我國經濟運行仍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著力實現增長穩、就業穩和物價合理回升的優化組合”“著力提振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具體來看，2025年提振消費的重點將繼續沿著三條脈絡展開。

　　一是加大對特定群體的支持力度，加強對居民收入的兜底。會議提出“推動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減負，提升消費能力、意愿和層級。適當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醫保財政補助標準等”。從收入端加大對消費傾向高的特定群體的支持力度，這將是2025年提振消費的首要工作。

　　二是加力擴圍“兩新”政策，推動大宗商品消費擴大。會議提出“加力擴圍實施‘兩新’政策，創新多元化消費場景”。在財政政策部分要求“增加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持續支持‘兩重’項目和‘兩新’政策實施”。這些都預示著2025年超長期特別國債發行規模將會繼續擴大，且將會拿出更多資金支持加大對“以舊換新”的補貼力度。

　　三是更重視服務消費，培育消費新業態。會議提出要“促進文化旅游業發展”“積極發展首發經濟、冰雪經濟、銀發經濟”，這些均與服務消費相關。比較而言，2023年會議提的是“積極培育智能家居、文娛旅游、體育賽事、國貨‘潮品’等新的消費增長點”，2022年會議提的是“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車、養老服務等消費”。可以看出，服務消費在穩消費政策中的權重在不斷上升。

　　提振消費的政策考量

　　穩消費之所以繼續圍繞改善收入、擴大大宗商品消費以及促進服務消費這幾個方面展開，背后有著更為全面細致的政策考量。

　　首先，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提振消費必先改善收入。2023年以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一直在5%~6.5%的區間內震蕩，低于疫情之前9%左右的平均水平，成為影響居民消費能力的主要拖累因素。因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促進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作為2025年的發展目標之一，并將“推動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減負”作為提振消費的首要工作。

　　實際上，除了特定群體之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涉及收入的各個方面均有相應部署。對于依賴就業的工資性收入，會議提出“要實施重點領域、重點行業、城鄉基層和中小微企業就業支持計劃，促進重點群體就業”；對于依賴資產價格的財產性收入，會議要求“穩住樓市股市”；對于依賴企業經營的經營性收入，會議要求“出臺民營經濟促進法，開展規范涉企執法專項行動”；對于依賴財政支出的轉移性收入，會議提出“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資金使用效益，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費、增后勁”。預計2025年將通過加大財政對終端消費直接投入、提升社會保障水平等多種方式，推動居民收入穩定增長。

　　其次，“以舊換新”政策收到了積極效果。歷史上，我國曾經出臺過“汽車下鄉”“家電下鄉”等政策，這些大宗商品價格高、占比大，適宜作為短期拉動消費的抓手，也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從2024年的政策實踐來看，經過兩輪“以舊換新”政策提振，汽車消費同比增速由6月的-6.2%回升至11月的6.6%，家電消費從6月的-7.6%大幅提升至11月的22.2%，家具消費從6月1.1%回升至11月的10.5%。在中央提出“加力擴圍”的要求之后，預計消費品以舊換新的補貼力度將會進一步加大，范圍將會由汽車、家電、家居等進一步擴圍，智能手機、電子信息產品等一般消費品也可能會被納入以舊換新行列。

　　最后，發展服務消費有助于改善就業和消費分配，也是新的消費增長點。與商品消費相比，服務消費在2024年的放緩更為顯著，如餐飲收入放緩斜率要超過商品消費。從價格端看，2024年服務業GDP平減指數出現了歷史上的首次下降，前三季度累計同比下降0.13%，為歷史最大降幅。作為對比，第二產業GDP平減指數雖然也在下降，但幅度僅為以往低通脹時期平均水平的一半。

　　服務業屬于人力密集型行業，且收入分配更偏向于居民端。比如，根據廣東省2023年企業調查，制造業人工成本占總成本的比重為14.1%，而13個服務行業的平均比重是25.5%，最高超過40%。因此，支持服務消費，可以創造出更多就業崗位，從而帶來收入增長和消費改善。

　　此外，首發經濟、冰雪經濟、銀發經濟等新型消費也能創造出更多的消費需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后，各省市已對新型消費進行探索。比如，上海發揮“領頭羊”的作用，已優先對首發經濟、銀發經濟作出部署；吉林省聚焦于冰雪經濟，要“把‘冰天雪地’變成‘金山銀山’”；河北省致力于“拓展文化旅游、體育賽事、假日休閑等多元化消費場景”。這些新型消費，有望成為消費的“第二增長”曲線。

　　如何進一步提振消費

　　展望2025年，隨著政策的多維度發力，消費有望得到提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預計也將逐漸改善。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消費作為經濟增長中的慢變量，彈性不及投資，而且也容易受到消費者信心等短期因素和人口老齡化等長期因素影響。如果要切實提振消費，還需“慢工出細活”，做好各項配套工作。

　　首先，最重要的是轉變觀念。這種轉變有兩重含義，一是轉變“只有形成固定資產才是有價值的”這種傳統思維。過去政策主要是面向生產者和企業，現在需要考慮如何面向消費者。比如，將投資重點由基礎設施建設轉向與人力資本相關的投資、與公共服務均等化相關的投資，等等。二是轉變“提振消費要立竿見影”的觀念。消費是慢變量，跟就業、收入、預期等密切相關，很難像拉投資一樣一抓見效。“以舊換新”政策在短期內確實能收到效果，但耐用品在更新之后通常在若干年內都不會有購買需求，而且容易出現提前透支，后續效果會逐漸減退，所以不宜頻繁使用。

　　其次，形成以穩消費為目標的增長模式和政策體系。2024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在金融街論壇上表示，“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方向應從過去的更多偏向投資，轉向消費與投資并重，并更加重視消費”。我國原有的穩增長模式更多側重于基建投資，已經形成了從地方政府、審批部門、項目篩選、金融支持、建設央企、地方平臺的一系列配套體系。穩消費政策體系可以參考借鑒。

　　資金來源方面，可將財政支出重點由建設轉向公共服務，更多資金用于民生領域。執行部門方面，不能僅僅依賴主管流通的商務部，而是將更多部門納入進來，形成一體化的協調和考核機制。服務體系方面，不一定由政府部門直接提供服務，而是可以從市場上購買公共服務等。

　　再次，完善收入分配機制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一方面，通過構建一、二、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另一方面，通過進一步健全社會保障機制來消除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尤其是在人口老齡化加劇的背景下，夯實居民養老、醫療保障至關重要。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也提出要“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促消費、惠民生”的力度有望進一步加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十四五”規劃提出2025年末我國要達到現行的高收入國家標準，目前我國仍在向這一目標奮進。不過，與高收入國家相比，我國的居民消費率還明顯偏低，2023年為55.6%，同期美國為81.3%、日本和韓國則分別為75.4%、67.8%。因此，我國居民消費率還有比較大的提升空間，“大力提振消費”還有非常多的工作需要展開。

　　（發表于《中國金融》雜志2025年第1期）

　　(本文作者介紹：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