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姚洋

　　題記：2024年6月18日，由經濟觀察報主辦的“新價值 新動力2023—2024年度受尊敬企業年會”在北京舉行。本文根據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國發院經濟學教授、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年會上的主題演講整理。

　　今天我想和大家交流的是關于中國經濟熱點問題的思考。我們身處于一個國際環境復雜多變、國內經濟處于轉型期的時代，這無疑帶給我們諸多困惑。一方面，中國經濟展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潛力巨大，我們在諸多領域正趕超甚至引領世界。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免感到些許迷茫，對許多方面難以看清。

　　因此，我就四個方面的內容與大家進行交流，并試圖給出我的觀察和理解。

　　基于數據去理解國際環境與脫鉤論

　　對于國際環境，許多人持悲觀態度。很多人都注意到，美國似乎在圍堵我們，一些“鷹派”甚至提出與中國徹底脫鉤，歐洲則尋求“去風險”。此外，烏克蘭和平大會舉行，中國未參與，使得一些人擔憂中國是否已被西方主導的世界永久排除在外。

　　我認為，這些擔憂往往是情緒化的，并非基于現實。經濟學家擅長依靠數據說話。數據表明，世界不僅沒有與中國脫鉤，反而更加依賴中國。以出口為例，這是經貿聯系中至關重要的方面。疫情之前，中國出口占世界比重為12%，疫情后上升到14%。2023年雖略有下降，但全球出口量都普遍下降，且其他國家的降幅甚至超過中國。因此，中國出口占世界的比重并未下降。今年前五個月，中國出口增長已達7%左右，這一數字充分證明了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為何世界離不開中國？原因在于中國的綜合成本低。

　　有人會說，你只關注全球數據，為何不看看美國？但我要強調的是，我們不應只關注歐美，世界還有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更為重要的是，我們不應抱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心態，認為如果比我們更發達的國家不買我們的產品，我們就矮人一截。事實上，一個產品賣給美國人和賣給非洲人并沒有本質區別，甚至賣給非洲人的效用更大，生產力更強。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平視世界”，但很多人并未真正做到這一點。

　　在審視中美貿易關系時，不應僅僅關注中國直接出口至美國的貿易量，盡管這一數據在去年下降了17%。還要注意到，美國進口商品中的中國產品的含量實際上在增加。這一增長的原因在于，中國將部分產業轉移到了東南亞國家和墨西哥等國家，再從這些國家出口到美國。若僅從直接出口數據看，這一比例確實較低，甚至低于墨西哥和加拿大。但是，若依照原產地原則進行考量，美國進口商品中來自中國的成分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從2018年的20%上升到了約25%。

　　這一現象揭示了中美貿易關系的復雜性，并質疑了“脫鉤”策略的實際效果。所謂的“脫鉤”并未真正實現兩國經濟的完全分離，反而促使中國企業加速向海外轉移。

　　這種轉移對中國而言具有多重益處。中國面臨產能過剩的問題，通過將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不僅促進了這些國家的就業和收入增長，也為中國企業開辟了新的市場。因此，這種趨勢對中國而言，利大于弊。

　　關于當前國際經濟環境與中國的發展態勢，有幾點值得深入探討。

　　首先，關于美國試圖與中國脫鉤的言論，盡管美國政府對其國內企業投資中國施加了諸多限制，但中國對美國投資的增長勢頭自兩國元首會晤以來卻異常迅猛，尤其是在新能源領域。這表明，盡管美國國會中的某些政客可能持悲觀態度，但各州政府卻歡迎中國投資，因為這將為其帶來GDP增長和就業機會。因此，我們應該避免被誤導，不應輕信“世界都在拋棄中國”的言論。

　　其次，在討論歐洲對中國的“去風險”策略時，常有人將其與“脫鉤”相提并論，但我認為這種理解并不準確。以我去年訪問的一家德國芯片制造企業為例，該企業響應歐盟號召回歸歐洲投資，這是其“去風險”策略的一部分。當被問及如何實現“去風險”時，該企業表示，在中國的生產線不會關閉，因為其在中國市場擁有巨大的份額，但他們同時計劃在歐洲和美國建立新的工廠。這種策略實際上對中國并沒有造成實質性的損害。當被問及歐洲工廠生產的芯片將銷往何處時，該企業表示將主要賣回中國，因為中國的汽車制造產業規模龐大，對芯片需求巨大。這一過程實際上是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分散風險，確保供應鏈的穩定性，而不是簡單地與中國市場脫鉤。

　　再者，關于美國對中國科技領域的打壓，結果并未如其所愿。相反，這種打壓反而促進了中國技術的進步。例如，華為即將生產5納米芯片，這標志著中國芯片自給率的不斷提高。盡管這一過程中我們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至少在短期內是如此，但美國的這一行為實際上導致了“雙輸”的結果。原本這些芯片我們可能無需自主生產，但現在卻不得不進行自主研發和生產。

　　此外，我們必須意識到，世界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中國已經站在了世界技術的前沿，特別是在人工智能、新能源以及新能源汽車等領域，我們均處于世界領先的第一陣營。

　　近年來，即便我們常常對基礎研究現狀表達不滿，但事實上，這些領域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在世界大學排名中穩居各類排名前15。這一表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學者的論文在“自然指數（Nature Index）”這一重要指標上的提升。“自然指數”衡量的是Nature高被引文章的數量，中國在這一指標上已經超越美國，且趨勢未見減緩。雖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忽視仍存在的落后方面，但總體上，我們至少可以與美國并駕齊驅了。

　　有些人可能不喜歡用“清場式領先”這樣的說法，但這正是數據的體現。這也是為何美國現在打壓中國的原因。20年前，美國并未如此打壓中國，因為當時中國在科技領域的實力與其相差甚遠；而現在，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情況已然不同。這并不是說世界正在遠離我們，而是世界開始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壓力。這是中國進步的必然結果。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呢？答案就是適應。就像美國人盡管在全球范圍內受到一些批評，但他們依然自信地面對世界。我們也應如此。

　　調整金融源于擔心實業空心化

　　目前，我國經濟正經歷著深刻的調整期。這一調整從2010年開始，標志著出口導向型經濟不再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首要驅動力。過去的十幾年里，我國經濟領域不斷調整深化，幾乎每兩年就會提出一個新的概念或策略，如“新常態”強調適應中低速增長，“去產能”針對鋼鐵等污染產能的淘汰，以及“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等，均旨在推動經濟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然而，這些調整主要依賴于企業和社會自身的調整意愿和行動，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相對有限。盡管如此，政府的政策導向和信號對于企業的行為具有重要的引導作用。

　　近年來，中國政府在降低全社會金融化程度方面做出了努力。自2018年起，我認為全社會正呈現出一種金融化程度降低的趨勢。這一趨勢與隨后發生的深度調整密切相關。為何會有此結論？主要是因為觀察到我國正致力于追趕的對象——美國，其產業空心化的主要成因便是過度金融化。這一觀察與分析是準確的，美國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便是過度金融化的直接后果。

　　為何美國會陷入全球金融危機？其背后原因是大量的頂尖人才被華爾街所吸引。過去，麻省理工學院（MIT）畢業生的理想是成為通用電氣（GE）的工程師，哈佛畢業生曾經以服務國家為首要理想，然而，如今的名校畢業生卻更傾向于在華爾街工作。這一現象深刻反映了美國社會被金融領域所主導的現狀。我多次訪問美國，與華爾街人士交流時，他們普遍表示美國經濟狀況極佳，盡管存在通貨膨脹的問題。然而，與普通美國民眾交談時，卻聽到了截然不同的聲音，他們普遍認為美國經濟狀況糟糕透頂。我個人認為在11月的選舉中，特朗普將會再次當選。這一預測的依據在于，通貨膨脹實際上是財富的大規模轉移，從社會底層民眾手中轉移到華爾街精英的手中。金融行業的過度發展導致了制造業的萎縮，產業逐漸空心化，這對美國的競爭力構成了嚴重威脅。

　　面對美國這樣的教訓，我們應該如何應對當前的局勢？自2018年起，我國開始實施去杠桿策略，這是一項堅定且有力的政策調整。雖然去杠桿的具體影響在此不贅述，但其方向明確，方法策略值得我們深入討論和反思。我們必須承認，在某些情況下，去杠桿的實施方式可能顯得過于嚴厲，但這并不影響其作為必要政策的地位。在去杠桿的基礎上，我們進行了深度的經濟結構調整，這其中也包括金融業自身的調整。金融業正面臨嚴格的監管，國家金融監管總局的成立進一步加強了這一監管力度。金融業降薪措施的實施，并非出于懲罰，而是為了降低金融業的吸引力，鼓勵更多人才投身于創新和制造業。

　　房地產作為居民和企業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金融化程度過高對整個國家的金融安全構成了威脅。房地產的過度發展不僅占據了居民財富的大部分，也導致許多企業的資產過度集中在房地產領域。

　　此外，地方政府債務的過度累積也是金融化過度的表現之一，這種過度借債的行為已經難以為繼。從某種程度上說，2018年以來的深度調整使得許多企業和個人感到不適。過去，我們可能像穿著寬松大衣一樣自由行動，但現在，我們需要穿上緊身衣，按照更加規范的方式行事。雖然這種變化帶來了不適感，但這是必要的，也是我們走向更加穩健、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

　　基于當前的經濟形勢和政策導向，我們可以理解為何政府并未采取所謂的“大招”進行干預。

　　觀察當前市場，有兩個重要部門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趨勢，但政府并未采取大規模干預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房地產行業。自2021年起，房地產行業開始接受整頓，這是人為的調控措施。盡管有人預測房地產行業將崩潰，但根據數據和實際情況來看，2021年并未出現明顯的崩盤跡象，盡管確實存在房價猛漲的現象。于是在6月份，政府決定采取強有力措施整頓房地產行業，實施了所謂的“三條紅線”政策，對房地產行業進行了嚴格的監管。由于這些政策的影響，房地產行業已經連續三年呈現下降趨勢。根據最新數據，今年5月份房地產行業又下降了20%。這種下降態勢意味著房地產行業正在經歷深度的調整?；仡欉^去，2021年房地產市場的銷售面積為18億平方米，而去年則減少至9.6億平方米。今年前五個月的銷售面積僅為3億多平方米，按照這個速度，預計今年全年將銷售約8億多平方米。這一數據表明，房地產行業的調整已經相當深入。

　　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方向

　　關于房地產市場，原先預測的穩定期房屋銷售面積應在10億到12億平方米之間，然而目前顯然出現了過度調整的情況。政府雖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放寬限購政策和央行向商業銀行提供再貸款等，但市場反應并不明顯。普遍觀點認為，要穩定房地產市場，需采取更大規模的措施，如購買大量存量房。然而，政府選擇漸進式政策，可能是為了避免房地產市場的再次過熱。預計最終房地產市場將穩定在約10億平方米的銷售面積，且其中可能包含大量保障房。

　　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也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目前，關于地方政府負債的數額存在多種估算，具體真實數據尚不得而知。從較低的估算來看，有數據顯示地方政府負債約為40萬億，然而也有更高的估算達到100萬億。即便以100萬億這一數字來看，相較于其他國家，這一負債水平也并非不可承受。具體而言，我國政府的負債占GDP的比例約為100%，而美國政府的負債早已超越這一水平，日本政府則更為突出，其債務規模達到了GDP的3.5倍。這表明，在全球范圍內，我國的地方政府債務問題雖然值得重視，但與其他國家相比，尚處于可控范圍之內。

　　在審視地方政府財政狀況時，我們發現其存在一個顯著問題，即大部分債務為商業性債務，因此需要加以控制。此外，由于疫情期間政府支出激增，導致地方政府赤字達到4.2萬億，其中主要為企業債務。加之當前經濟形勢不佳，稅收收入難以達到預期，地方政府資金短缺的問題進一步凸顯。然而，政府在政策層面已經做出了調整。中央政府傾向于消化現有債務存量，并控制新債務的增長，以維護經濟調整的成果。

　　盡管房地產與地方債的困境對經濟產生了顯著影響，其合計占GDP約35%，但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些調整是必要的。從我個人的解讀來看，中央政府旨在通過短期的經濟陣痛，換取長期更為健康的經濟環境。因此，我們需要堅持當前的經濟調整政策，以期實現更穩健的經濟增長。

　　在當前經濟環境下，如何提振國內需求成為我們面臨的重要挑戰。鑒于地方政府債務已得到控制，并且因嚴格的債務管理而減少投資意愿，單純依賴地方政府投資來提振需求顯然不再可行。盡管中央政府發行了一萬億特別國債以支持地方項目，但地方政府提交的項目數量卻相對較少。這主要是由于嚴格的財政紀律，以及地方政府在資金籌措上所面臨的困境——即便中央政府提供資金，也往往不足以覆蓋全部所需，地方政府仍需通過市場來融資，而這在當前環境下顯然并非易事。因此，中央政府的重點已經轉向促進居民消費，通過“以舊換新”等多種方式刺激消費需求。

　　盡管如此，中央政府的核心戰略仍然是推動科技進步和制造業發展。為此，提出了“新質生產力”的概念，旨在向全社會發出一個明確的信號：我們需要更加關注技術進步，將其作為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這不僅是對未來的規劃，更是對當前挑戰的積極回應。

　　在與美國人的交流中，他們經常提及中國國內消費不足，并期望中國能提升國內消費水平。然而，美國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動，如試圖與中國脫鉤和打壓中國的科技進步，無疑給中國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號：美國不希望中國在技術領域趕上甚至超越美國。

　　面對這樣的外部壓力和挑戰，中國的回應是堅決而有力的。中國決定加大在技術進步和生產能力建設方面的投入，這既是對自身發展的堅定信念，也是對外界壓力的積極回應。盡管在發展過程中，中國面臨著產能過剩的問題，但這并不妨礙中國追加投資，以實現技術突破和生產能力的提升。這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也是中國在面對外部挑戰時展現出的堅定決心和戰略定力。

　　來源：北大國發院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