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趙建

　　讓老百姓投資賺到錢，獲得財富保值增值的穩定收益，是經濟發達和社會文明的象征，也是小康社會的基本標志之一。在科學技術和生產生活方式如此先進的今天，老百姓如果還是只能靠出賣苦力賺血汗錢，并非代表著“勞動最光榮”，是經濟社會不夠發達的表現。

　　最近一年，無論是股票還是房產，人們的財富普遍處于一種波動狀態。有些輿論認為“財產性收入拉開了收入差距，不利于共同富裕”，因此要“防范財產性收入過快增長”，這給本就人心惶惶的股票和房產市場帶來了更大的驚嚇。人們都想知道，當前政府對財產性收入是什么態度，為什么最近幾年不再提鼓勵財產性收入？在共同富裕的國家大遠景下，是不是要通過“殺富濟貧”的方式減少貧富差距？如果是這樣，人們積累財富投資股票和房產的意義在哪里？

　　首先需要糾正的是，決策層從來沒有在官方提過“防范財產性收入過快增長”的說法。誠然，最近幾年，政策層很少提到“提高財產性收入”，但是也沒有說是要抑制和打壓。網上流傳的小作文，只是摘抄自某位學者的專著，原意并非有意打壓財產性收入，而是防范由于金融市場投機帶來的財產性收入過快增長。這些專家的思維，還停留在傳統工農社會，對現代金融產業缺乏真正的理解：

　　首先，根本無法真正區分投資和投機的區別，只能區分守法和違法的區別，二級市場本身就是通過交易來創造剩余流動性的市場，這些剩余流動性可以為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提供資本積累，同時自身承擔巨大的風險。

　　其次，對于所謂的金融市場投機，不能只看到這些“投機分子”賺錢的一面，其實還有更多的人承受了損失。抑制過分的投機，自有市場內生的風險來“教訓”，不用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專家們過多的擔心。在抑制“投機分子”的過程中，也更多的抑制了市場的信心和熱情，最終會導致資本市場一片死水，交易量不斷萎縮，資本市場作為二級市場為科技、產業等實體經濟服務的能力大為衰退。

　　第三，如果一個市場里面投機橫行，大漲大跌高波動率和高換手率是常態，這些現象如果普遍存在，根源恐怕主要不是在投資者，而是在于這個市場的基本游戲規則可能出了問題。監管層聚焦的重點就應該放到資本市場的制度建設和完善上，包括對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嚴厲打擊欺詐、內部控制和莊家操控股價等違法行為，完善上市和退市制度，讓長期投資較“短期投機”更劃算。此時市場生態自然變成有利于長期投融資的環境。

　　但是要注意的是，二級市場本身就是一個為提供流動性和公允價值定價的交易平臺，交易是二級市場的核心功能，這是與一級市場最大的差別。在一個交易市場里面，本身就很難區分投資和投機的區別，更不用說什么惡意不惡意的問題。

　　在知識經濟和數字科技革命的今天，勞動價值論更應該強調腦力勞動的價值，更應該重視私人財富的保值增值。由于財富是勞動創造的，那么財富積累過程中形成的財產性收入，根源也是來自勞動。對于那些所謂的“靠投機倒把”積累財富的行為，首先要看違不違法，不能隨意扣帽子，而是檢討游戲規則是否出了問題，加強法制建設和司法治理。完善的游戲規則可以形成穩定的預期和理性的決策，現在社會上一些合法但看上去不合理的一夜暴富行為，很多是套制度的利，這不能怪罪到財產性收入的頭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絕大部分的財富積累還是來自于勞動，有一部分來自于再分配，比如拆遷戶獲得的貨幣化補償，這些也是發展中、城市化進程中國家不可避免的現象。因此，尊重財產性收入，也就是尊重勞動，尊重勞動者。

　　當前的形勢下，不僅不能抑制財產性收入，相反要通過現代金融體系提高財產性收入的占比，做到“藏富于民”。尤其是對于具有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中國，更應該讓人民掌握盡可能多的財富，并獲得持續穩定的財產性收入，這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初期，“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當時解決的是“不再貧窮”的基本吃飯問題。現在中國經濟已經不再是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已經基本上實現了小康社會，主要的工作不是解決貧窮的問題，而是要解決如何富裕的問題。中國與其他國家比有沒有制度優勢，民眾富裕不富裕肯定是一個核心指標。在一個小康社會，財產性收入在總收入中的占比應該是不斷上升。但是我們現在老百姓的財產性收入在總收入中的占比，恐怕不到發達國家的一半。說明在這方面中國可挖掘的空間還很大。

　　至于所謂“財產性收入過快增長拉大收入差距，不利于共同富裕”的說法更是無稽之談，高層早就撰文明確指出，要依靠做大蛋糕來實現共同富裕。有意打壓財產性收入，企圖通過殺富濟貧的方式來調整財富分配結構，不僅不會實現共同富裕，還會帶來共同貧窮。已經無數個案例證明了這一點，基本算是個常識不需要再贅述。由于資本積累的馬太效應，財產性收入的確會拉大收入差距，但是解決的辦法應該是依靠累進式的現代財稅制度和鼓勵多元化的社會慈善組織，通過完善的稅制比如遺產稅、資本利得稅等調節由于財產性收入帶來的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

　　當前最高層提出建設金融強國，國之強者在于民生，金融強者在于民富。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語境下，金融強國的主要功能就是為廣大人民群眾的財富保駕護航，實現財富的保值增值。而且，當下的局勢，提高人民群眾的財產性收入前所未有的重要：

　　第一，養老金的保值增值，本質上都是財產性收入，這個不僅僅關系到金融強國，而且關系到金融安全。如果養老金出了問題，那不僅僅是經濟不穩定，會涉及到社會和政治層面。需要特別注意的一點，因為計劃生育的干預，中國的人口增長曲線極其不平滑，也就是扎堆生，扎堆老，撫養比率曲線波動很大，人口老齡化呈現斷崖式。根據生命周期理論，人在年輕的時候用勞動收入積累財富，讓財富（儲蓄）形成資本，獲取財產性收入，年老退休的時候用財產性收入替代消失的勞動性收入，以實現跨期財富和收入的配置。這里面的關鍵就是財富的倉儲和財產性收入。如果財產性收入高，就有體面的老年生活。如果財產性收入較低，甚至是財富價值受到損害，造成了資產負債表破損，那就相當于一場財富掠奪。中國當前的養老金大部分靠國家，實際上是名義賬戶運營下的現收現付，也就是年輕人繳的社保給退休人員發養老金，還有幾萬億元的社保基金進行投資，但是遠遠不夠。養老還是靠個人，個人養老無非就兩個，一個是房子，一個是投資，都是財產性收入。可見，財產性收入的重要性。

　　第二，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是內需不足，甚至已經出現了通縮的跡象，因此從沒有像現在這樣迫切需要提高財產性收入。中國當前的主要矛盾，已經由過去的生產力落后，供給缺乏彈性和產能不足的問題，轉變為需求不足和產能過剩的問題。因此如何提高和擴大內需，將是未來政策的主要發力點。在擴大總需求的政策選項里面，重點是提高私人部門的需求。過去主要靠提高公共部門的需求，政府投資和公款消費，現在已經不再可能。而且以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競賽式的社會化大生產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債務堆積、資源浪費和產能過剩。私人部門（民企與家庭）的需求，更加注重預算約束和效率，可以實現真正的高質量發展，這是我們一直強調中國最終要抵達消費型社會的原因。私人部門的需求分為消費和投資，投資本質上是延遲的消費。解決內需不足的直接舉措就是提高可支配收入。財產性收入作為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由于心理賬戶的作用，對消費的刺激會更為有效。比如當股票和房子價格升值后，大部分人會產生“賺得容易花的大方”的心理，更容易提高消費支出。心理經濟學的研究成果也表明，財產性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更高一些。

　　第三，現代經濟越發達，人們創造的剩余越高，邊際消費傾向就越低，儲蓄和投資就越多，財產性收入就越重要。人越富裕也是這樣。這就意味著，一個經濟體越發達，對投資需求的滿足越重要。而投資需求就是為了財產性收入。因此加快金融市場化、專業化改革，“打造一流的投資機構”，為廣大人民群眾創造更多的財產性收入，同時將人們的儲蓄轉化為投資和高質量的資本，雙管齊下實現國富民強。可見財產性收入多么重要。

　　在財產性收入越來越重要的今天，我們反而看到出現了相反的現象，那就是股價和房價在同時激烈調整。房地產作為家庭的主要財富和資產，一生的積蓄和勞動收入都押在了這上面，最近幾年普遍調整了20-30%。股票的收益也差不多這個虧損。中國股民有兩億人，房產所有者恐怕得六億以上，這兩大資產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在當前經濟復蘇還充滿不確定的情況下，迫切需要修補和提高資產負債表和提高財產性收入，可以說是從沒有像現在如此迫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最大的政治是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以人民為中心。因此，穩定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彌補和改善人民群眾的財產性收入，不僅僅事關經濟和金融穩定，而且事關社會和政治穩定，可以說是“最大的政治”。

　　(本文作者介紹：西澤資本（香港）首席經濟學家，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西澤金融研究院院長，曾擔任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平安銀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