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劉英（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合作研究部主任）

　　“大矩崇規，鏈金烹礦”。好的規制和標準，如同冶煉金屬和開采礦石一樣需要不斷錘煉、提煉。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

　　7月1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促進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會議時強調，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是我們主動作為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戰略舉措，要圍繞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以制度型開放為重點，聚焦投資、貿易、金融、創新等對外交流合作的重點領域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積極主動把我國對外開放提高到新水平。

　　7月27日，國務院總理李強在上海自貿區調研時強調，大力實施自貿區提升戰略，積極推進更深層次、更寬領域的對外開放，要把“提升”的著力點放在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推進制度性開放上。

　　推進制度型對外開放，提高開放的廣度、深度，實現與國際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的接軌，讓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不僅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的重要內容，也是當下高水平對外開放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當務之急。

　　實現制度型開放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標志，有助于釋放對外開放的制度紅利，既是發揮我國巨大市場優勢的必要條件，更是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必然要求，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十年來，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為標志，我國對外開放的步伐越來越大，推動建設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構建了全球最大的自貿區，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落地生效，成為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戰略選擇。而RCEP的政策紅利亟待挖掘，特別是通過自貿區來加速釋放。十年來，我國連通南北橫貫東西，建成的21個自貿區發揮了制度創新效應，已成為我國對外開放的重要平臺。

　　為深化高水平對外開放和擴大制度型對外開放，我國不僅提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而且提出積極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為此首先要積極對接國際規則和標準。以加入CPTPP為例，不僅要求金融電信監管一致性，更加要求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同時還要求國企深化改革，對國企的信息披露要求充分透明，對補貼的定義完全拓展，補貼的主體不只是政府，還包括國有商業銀行。補貼的主體不僅包括國企，還包括國企的海外分支。補貼形式不僅包括現金，還有國有商業銀行貸款。

　　今年前7個月，21個自貿區進出口額占到全國的16.6%，增長42%，該速度比全國平均增速高出10多個百分點。21個自貿區實際利用外資占到全國的17%，增長33.5%。

　　眾所周知，十八大以來，我國持續加強自貿區建設。全國第一張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于2013年在上海自貿區推出，率先實行外商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

　　2018年以來，國務院每年都出臺支持自貿區發展的政策文件。2018年出臺《國務院關于支持自由貿易試驗區深化改革創新若干措施的通知》。2019年出臺《國務院關于在自由貿易試驗區開展“證照分離”改革全覆蓋試點的通知》。2020年印發《國務院關于支持中國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油氣全產業鏈開放發展若干措施的批復》。2021年，國務院印發《關于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貿易投資便利化改革創新的若干措施》。2023年6月29日出臺《關于在有條件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試點對接國際高標準推進制度型開放的若干措施》。

　　截至目前，21個自貿區共有28個建設方案，推出3400多項改革試點任務，涉及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政府職能轉變等方面。

　　各自貿區也不斷加力加效，提升創新效能。

　　差別化探索推進國家戰略深入實施。自2013年以來，我國自貿區深入開展差別化探索，大力推進產業、技術、人才、管理和開放通道創新，有力促進“一帶一路”建設等深入實施。東部自貿區加速集聚優質要素資源，帶動新產業、新模式發展。中西部自貿區著力打造內陸對外開放門戶，通過內陸暢通對外開放通道，服務“一帶一路”建設。沿邊地區找準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互補優勢，探索跨境貿易、跨境物流、雙向投資，服務“一帶一路”。

　　制度型開放水平達到新高度。各自貿區在投資、貿易、金融等方面推出系列開放措施。特別管理措施由當初的190項壓減到現在的30項。全國第一個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在自貿區上線，提高貿易便利化程度。金融領域創設本外幣一體化的自由貿易賬戶，使得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取得新的突破。在海南自貿港率先推出我國第一張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不斷突破對外開放水平的邊界。

　　倒逼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制度型對外開放本質上要求在深化改革方面有重大突破。自貿區以制度創新為核心，在全國率先探索試驗一批基礎性、根本性的改革，成為全國深化改革的樣板。外商投資管理由“逐案審批”改為“信息報告制度”。自貿區“證照分離”改革實現全覆蓋試點，對中央層面所有的523項涉企經營許可事項實現清單管理，分類推進審批制度改革。截至目前，自貿區向全國或特定區域復制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達到278項，不斷釋放改革紅利。

　　制度型開放的制度紅利推動自貿區外向型經濟、外向型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各自貿區發揮本地優勢，推動適合自身的產業發展。如上海自貿區的總部經濟、金融業發展較快；天津自貿區融資租賃產業快速發展；浙江自貿區的油氣全產業鏈增長快速，航空維修則成為福建自貿區的典型產業。

　　以天津自貿區為例，其租賃業發展全國領先，開展進口租賃飛機跨關區監管、企業設立登記備案限時辦結等試點，建立“專家+管家”的服務體系。截至今年7月底，天津自貿區東疆片區完成的租賃業務涵蓋1833架飛機、150臺飛機發動機、266艘國際航運船舶，還有56座海工平臺的租賃和處置業務，成為全球第二大飛機租賃聚集地。

　　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多重制度紅利和政策紅利持續釋放集成效應，自貿區推進制度性開放的能級也將不斷實現新躍遷。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國際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