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3月5日，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京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下稱“報告”）。

　　報告提出今年發展幾個量化的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左右；城鎮新增就業1200萬人左右，城鎮調查失業率5.5%左右；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左右；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等。宏觀政策方面，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赤字率擬按3%安排；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精準有力，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產業政策要發展和安全并舉。要著力擴大國內需求、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切實落實“兩個毫不動搖”——“用真招實策提振市場預期和信心”、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經濟金融風險等。

　　總的看，今年經濟增長目標的設定較為穩健，財政貨幣政策取向也偏向穩健，金融風險、優質頭部房企風險、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等三大領域的經濟金融風險的防范和化解工作得到進一步強調，對科技創新和數字化轉型的重視和產業政策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

　　經濟增速目標為什么是“5%左右”？我國今年實際經濟增速潛力如何？怎么理解今年財政和貨幣政策的主基調？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應如何出招？如何評估當前安全性考量在產業政策中的重要性？人口形勢變化又將給經濟增長帶來哪些影響？

　　對于上述問題，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特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徐奇淵分享了他的觀點。

　　他總體認為，考慮到內部形勢和外部環境，5%左右的經濟增速目標設定和3%的財政赤字率安排堅持了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的政策基調。2023年我國有很大希望可以實現明顯高于5%的增速，與此同時，今年可能也是我國鞏固產業鏈供應鏈全球地位的較好時機。

　　單純從供給端的角度來看，人口老齡化目前還沒有對GDP增長構成真正的約束。我國當前面臨的主要壓力，不是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短缺，而是和年輕人失業率較高伴隨的對現有勞動力資源、人力資本的利用不充分；主要矛盾仍然是總需求不足，消費者、企業的信心和預期有待改善。穩增長、穩就業、穩收入信心的政策，宜盡早推出，從而盡量減少傷痕效應的消極影響。 

　　以下為訪談實錄

　　1：政府工作報告將今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目標設為“5%左右”，相較此前預期，這個數字似乎并不算高。如何理解今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目標的設置？

　　徐奇淵：一方面，2023年年初以來，疫情基本結束之后我國經濟活動開始恢復正常，并且考慮到去年的低基數效應，2023年我國經濟增速較為樂觀。從年初各地方的GDP增速目標來看，31個省市的數值范圍在4%至9.5%之間，多數省市集中在5%至6.5%，以6%居多。

　　但另一方面，從外部環境來看，2023年一些主要經濟體面臨衰退風險，全球經濟增速勢必較2022年出現一定降溫。同時地緣政治局勢仍有較大不確定性。由此，5%左右的增速目標是一個比較穩健的目標。在此基礎上，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的政策基調，2023年我國有很大希望可以實現明顯高于5%的增速。

　　2、通脹方面，盡管此前普遍預期今年通脹壓力會一定程度的上升，但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目標依然是“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左右”，與去年保持一致。您怎么理解通脹目標的設置？

　　徐奇淵：從國內來看，我國消費會有明顯回升，這是支撐今年國內通脹維持在一定水平的主要力量。

　　但從國外來看，全球增速將有明顯回落。需求方面，海外需求將會走弱；供給方面，大宗商品價格也將低于去年。這些因素將有助于減少我國輸入性通脹的壓力。總體而言，全年可以實現3%左右的通脹目標。

　　3、在宏觀政策方面報告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赤字率擬按3%安排”，這一水平高于去年的2.8%，但低于2020和2021年；擬安排地方政府專項債券3.8萬億元，較去年有所提升。您如何評價今年赤字率水平和地方政府專項債新增限額的設定？如何看待今年財政政策的力度及可持續性？

　　徐奇淵：從財政一般公共預算赤字率的信號意義來看，3%的赤字率雖然低于2020年初、2021年初定下的目標3.6%、3.2%，但從過去十多年的常態情況下的目標設定來看，這一數字已經處于最高水平。這一方面表明我國經濟已經走出了三年疫情的最困難時期，財政發力程度在邊際上有所調整，并且兼顧了財政可持續的考慮；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們對于國內外經濟面臨的新挑戰、新困難也有充足的認識和準備。

　　4、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精準有力”，去年的提法是“靈活適度”。您怎么理解和預測今年貨幣政策的力度？其在當前環境下能在多大程度上發揮擴大總需求的作用？降準、降息是否具備操作的空間和可能？

　　徐奇淵：從外部環境來看，今年全球通脹壓力有所回落，但仍然處于相當高的水平。特別是美國經濟基本面有些超預期，這可能支持其加息過程超出原來的市場預期。要在此背景下來觀察中國的貨幣政策空間。

　　一方面，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已經具有相當的彈性，這意味著我國貨幣政策相對于外部環境的獨立性較強，有條件根據國內情況來實施自主的貨幣政策。

　　另一方面，降準、降息都有一定空間，但當前我國貨幣政策面臨的更大問題是傳導機制不暢，貨幣流動性轉化為信用的過程面臨阻滯，消費者、企業等微觀主體的信心、預期有待進一步改善。

　　5、在兩會前的新聞發布會上，央行副行長劉國強提到，“對結構性貨幣政策供給進行評估，做好分類管理，做到有進有退”。對于今年結構性貨幣政策的“進”和“退”，您有哪些建議？

　　徐奇淵：量化寬松概念的提出者理查德?維爾納教授最近評論道，在“造錢”這件事上，各國央行應該向中國學習。他認為，在中國的非常規貨幣政策（也就是結構性貨幣政策）框架下，銀行創造的信貸主要用于生產、供給端的投資，這樣其在促進增長的同時就不會產生通脹。因此，我國的結構性貨幣政策比歐美以前的寬松貨幣政策更具有可持續性。尤其是如果銀行主要針對小公司增加貸款，那么這將帶來更公平的增長。

　　不過我認為，中國和歐美的貨幣政策應當互相借鑒、互相學習。我們的財政、貨幣政策在生產型、投資型領域做得更多，歐美的宏觀政策可以向我國學習。同時，歐美宏觀政策在穩定消費，尤其是在疫情沖擊下緩解居民行為的傷痕效應方面做得更多。

　　從我國當前國民經濟循環的供求兩端來看，總需求不足，特別是消費者信心不足是主要問題，從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的角度來看，我們的宏觀政策也需要更多關注消費這一端。

　　同時，結構性貨幣政策也要處理好與財政政策之間的關系。在一般情況下，財政政策更擅長處理和應對結構性問題，而貨幣政策在一般情況下的出發點是總量視角。

　　6、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著力擴大國內需求”，“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在外需方面提出，進出口“促穩提質”。您認為，2023年經濟復蘇動力來自何處？消費、投資和出口，哪個變數最大，哪個確定性強？怎樣真正提振市場主體信心？

　　徐奇淵：2023年，我國經濟復蘇將呈現“內需表現強、外需相對弱”的格局。一方面，外需不容樂觀，穩外貿壓力或將陡然上升；另一方面，內需的表現值得期待，尤其是被壓抑已久的消費需求將得到一定釋放。

　　由于外部環境變化，出口在2023年經濟增長中恐怕會成為拖累因素，穩外貿的壓力會顯著上升。

　　從內需來看，消費需求的反彈最值得期待，其次是投資。在一般的正常年份下，宏觀經濟中最為穩定的部門需求都是消費。在2021年以及之前的十年中，消費對GDP的平均拉動作用是4個百分點，而在2022年僅為不到1個百分點。換言之，2022年GDP增速不及預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消費的疲弱。展望2023年，消費需求將得到明顯的釋放，預計將成為GDP增長最重要的推動力量。

　　但是我們觀察2023年的宏觀數據，也要重視兩年平均增速的角度。單獨看2023年的經濟增速包括消費增速，這些指標肯定會表現得相當強勁，比如現在對二季度增速的WIND一致預期已經達到了7.7%。對于這一增速，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不能因為一時數據較高，就認為出現經濟過熱或需要緊縮政策了。即使二季度增速可以達到了7.7%，對應的兩年平均增速也是4%左右，這一增速水平甚至可能低于我們的長期潛在增速水平。

　　我們要特別注意觀察兩年平均增速，觀察宏觀經濟表現和居民消費需求是否真正回到了原有的增長趨勢線上。在兩年平均增速回到合意水平之前，我們要繼續保持穩定經濟增長、穩定就業形勢和穩定收入信心的政策。而且，這些政策宜盡早推出，從而減少傷痕效應的消極影響。

　　7、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的重點工作之一是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經濟金融風險，其中著重提到“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優化債務期限結構，降低利息負擔，遏制增量、化解存量”，對今年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工作，您有哪些具體建議？

　　徐奇淵：第一，增強地方政府資產的流動性，盤活地方政府的存量資產。從國家資產負債表來看，地方政府的債務面臨的是流動性問題，而不是償付能力問題。要推動各項金融工具的使用，使得地方政府的存量資產以公允的價格來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第二，地方財政的資金成本與資金用途不匹配，需要以此為著眼點來解決問題。地方平臺融資成本過高，而支出端對應的是公共產品甚至是公益性基礎設施的收益率，其結果是越貴的錢用得越多，而且越貴的錢用到了收益率越低的地方。為此，需要優化央地的財權、事權劃分，改善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的融資結構。

　　8、您如何評估當前安全性考量在產業政策中的重要性？今年我國如何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

　　徐奇淵：當前國際地緣政治局勢動蕩，疫情、極端天氣和自然災害頻發，這些都促使我們要比以前更加重視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性。我國也處于經濟轉型升級的新發展階段，因此要統籌好發展與安全的關系。

　　具體從內外經濟和金融環境來看，2023年可能是我國鞏固產業鏈供應鏈地位的較好時機。2023年全球經濟面臨衰退風險，同時也有一定發生局部金融危機的風險。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在今年初的講話也提到，2023年將有約三分之一的國家陷入衰退。一些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也將面臨更大壓力。而歐洲的通脹率尤其是生產成本更是大幅高于中國，預計這種狀態還要持續數年。目前總體上全球范圍內的經濟、金融風險都在持續積累，在此背景下，跨國企業的投資可能會進入一個更加謹慎的觀望期。

　　而中國經濟預期會有較好的表現，這和其他主要經濟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對全球市場也是十分突出的積極因素。我們要把這種短期的經濟復蘇利用好，把這種短期的增速差優勢轉化為產業鏈供應鏈鞏固的中長期優勢。

　　在當前全球化遭遇逆流的情況下，我們要堅定捍衛全球和平、發展的時代主基調，這也需要我們統籌處理好開放與安全的關系。政府工作報告也指出，要完善新型舉國體制，同時還強調要處理好政府和企業的關系、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9、2022年中國內地人口60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人口出生率和老齡化走勢會對今后GDP增長產生哪些影響？需要采取哪些短中長期政策予以應對？

　　徐奇淵：如果單純從供給角度來看，人口老齡化目前還不是GDP增長的約束條件。今年1月我國的調查失業率為5.5%，16-24歲勞動力的失業率為17.3%，后者處于2018年有數據以來歷年同期最高水平。我國還有相當數量的年輕勞動力未實現就業。

　　因此從供給端來看，當前增長的主要壓力，并不是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短缺，而是現有勞動力資源、人力資本的使用不充分——這也可能意味著，我國當前的經濟增速明顯低于長期潛在增速水平。

　　從需求端來看，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研究員的分析，在總人口達到峰值之后，人口老齡化會對總需求產生重要影響。全國人口數量的年度變化是一個慢變量，會在長期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從中短期年度經濟增速來看，目前我們面臨的主要挑戰還是現有年輕勞動力的閑置、失業率偏高，而不是年輕勞動力的短缺問題。當然，其中也存在一些結構性的問題，但是更重要的還是總需求不足。

　　當前的總需求不足，主要不是由人口老齡化因素導致的，而是由于消費者、企業的信心和預期有待改善。我們要回到“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的判斷上尋找政策的解決框架，其中的關鍵還是在于預期。

　　不過，人口老齡化確實會在長期對GDP增速產生重要影響，因此我們也要未雨綢繆、及時應對。可行的相關政策包括：逐步延長退休年齡，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人力資本積累，通過新技術替代勞動力。另外，長期來看，還可以積極探討從周邊尤其是東盟國家引入外籍勞動者，以便在未來補充我國勞動力的短缺，這一舉措對于我國鞏固產業鏈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營利性的專業智庫，定位為“平臺+實體”新型智庫，專注于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