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滕泰

　　從 2021年以來全球經濟出現了歐美的大通脹和中國經濟增速下行這樣一種罕見的分化的現象。此外，各國產業大分化帶來的區域分化、居民收入分化、企業分化也越來越嚴重。

　　東西方經濟走勢分化

　　美國的CPI高達9.1%，最新回落到8.3%，歐盟的 CPI也超過了9%，創下了1981年以來的新高。德國的PPI居然高達30%以上，創下了1951年以來的新高。

　　歐美如此高的通脹水平，它的原因是非常復雜的。從供給側來看，既有能源供給沖擊的原因，也有工資和物價螺旋式上升的原因，同時還有疫情影響供應鏈成本、貿易保護主義、糧食與食品價格上漲、壟斷和頭部化等復雜因素的影響。

　　從需求側來看，主要是歐洲、美國這些國家在2020年以來面對疫情防控，他們所采取的穩經濟的措施主要是發錢刺激消費，穩消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2020年6月份，美國的消費就開始轉為正增長，帶動了他們的經濟強勁的復蘇。到去年四季度，美國的GDP增速居然達到了6.9%，失業率也創下了若干年以來的新低。但是作為一個副產品，也帶來了40年未見的通貨膨脹。

　　為了應對通脹，歐洲、美國采取了多次大幅加息的加息的措施。為什么會采取這么過猛的加息措施呢？這跟去年以來他們的錯誤判斷有關系。去年三季度以來，當美國的 CPI已經超過5%的時候，美聯儲一直堅持說通脹是暫時現象，不需要干預。當時我們連續發表了多篇文章，認為美歐的這輪通脹可能是三年以上的一個較長時間的通脹，這些文章的觀點在今年初出版的《全球通脹與衰退》一書中都有體現。當時也有媒體提問我們說你們難道比美聯儲還厲害嗎？比美國的經濟學家還厲害嗎？這一點，我們中國的學者還真的要有自信：自從面臨80年代的多輪通脹，90年代的至少兩輪通脹，2003年-2004年，2007年-2008年，一直到2010年的幾輪通脹以來，中國的學者對物價和通脹的觀察指標、研究方法的跟蹤遠遠超過西方的學者。而美國等國家，他們認為通脹是發展中國家的事，跟他們沒關系，40多年了不論他們的政府部門、決策者、美聯儲，還是美國經濟學界，都很少有人研究通脹。所以去年他們做出對通脹的錯誤判斷，一直到去年11月份才開始改口，之后行動又過于遲緩，到今年3月份才開始小幅加息加25個點，直到七、八月份超過百分之八以后才開始采取過猛的措施，這樣的行動既來自于其對通脹的判斷，也來自于政界，學界，社會各界的壓力。但是連續大幅加息必然加大他們的經濟衰退風險。

　　展望下半年和2023年，歐洲經濟陷入衰退已經是一個事實，而美國經濟的環比的增速雖然下降，但它上半年同比增速仍然高達3.2%的情況下，說美國進入衰退還言之過早，但是美國的經濟衰退的概率越來越大。

　　所以未來1到3年怎么判斷全球經濟形勢？考慮到加息對能源供給沖擊、對工資物價螺旋式上漲、對疫情的影響供應鏈成本、對貿易保護主義、對糧食價格、對壟斷頭部化，都沒有用，它只能減少一些投資和消費的需求。所以我們預測，到今年年底，美國的通脹能夠回到5%左右就相當不錯了。2023年還會維持在3%甚至4%這么一個水平，要實現他們2%的通脹目標，至少要到2023年年底甚至2024年。如果面臨這么長的一個通脹和加息周期，歐洲美國的滯脹風險就在加大，它必將深刻影響全球經濟、貿易、政治、外交和軍事格局。

　　第二點，我們來看一看中國的經濟為什么經濟增速下行？除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的供給沖擊預期轉弱、需求收縮三大因素，以及今年又出現的疫情的多點散發的影響之外，還有從傳統觀念上，我們在過去兩三年以來面對疫情沖擊，一直重投資、重生產、輕消費、輕服務業的原因。這不僅是一個決策觀念問題，而且是一個國民的傳統觀念問題。我們用幾萬億甚至十幾萬億搞基建投資，很容易通過。不但從中央容易通過，在發改委、財政部、各級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企業也暢通無阻。但是如果有人提議，比如說花幾萬億甚至幾千億給老百姓發消費券，這個決策觀念的挑戰就很大、很難接受。

　　歐洲、美國沒有能力和機制去擴張基本建設投資，也許他們應該向中國學習如何擴大投資；但是我們的決策部門也不妨向歐洲、美國、向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日本、澳大利亞學習下如何通過發消費券或類似的措施來穩消費。

　　在當前情況下，消費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復蘇的主要原因。從需求側來看，消費對GDP拉動的貢獻超過65%，遠遠大于投資，遠遠大于進出口。從供給側來看，服務業占 GDP的比重超過54%。如果消費不恢復到正常水平，如果服務業不恢復到正常水平，很難期待我們的中國經濟增速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在統籌疫情防控，物價穩定，對外經濟穩定等多重目標經濟的前提下，我們預測下半年GDP增速應該還能夠超過4%。

　　如何看待穩增長的模式以及背后的宏觀經濟管理觀念對于未來經濟分化的影響？只要東西方宏觀經濟管理的觀念和模式差異存在，東西方經濟分化的趨勢還將進一步的延續。

　　產業大分化的影響

　　更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各經濟體內部的產業大分化以及區域、企業和居民收入的分化。

　　過去40年來中國經濟的增長是非常具有普惠式的增長，也許基尼系數在擴大，有分配不平等甚至不公平擴大的現象，但是這個跟經濟增長的均衡性是兩個維度。過去40年，中國各個地區，不論是東部、西部、南部、北部，各個行業、各個階層都是經濟增長的受益者，沒有一個地區、一個行業、一個階層的人口被落下。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過去30年，美國的經濟增長卻是少數產業、少數地區、少數人口引領和參與的增長，從產業上主要是電子信息、文化娛樂、制藥產業、智能制造、金融等少數產業的增長，大部分傳統的制造業和傳統服務業成為增長的旁觀者，甚至受損者。從區域上，這種增長主要集中在加州灣區、波士頓灣區、紐約灣區等少數地區，很多中西部地區也成為增長的旁觀者。正是因為這種不均衡的增長，所以美國的中產階級的人口占比已從高峰的時候的70%回落到現在的50%。這也是特朗普為什么曾經當選的原因，他看到了這種增長的不平衡，通過煽動社會矛盾順利地當選了總統，但是他改變不了這種增長的不平衡規律，結果黯然下臺。

　　假設未來3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很難再保持過去40年那種各地區、各行業、各階層都受益的普惠式增長，而很大程度上滑向美國過去30年那種少數人口、少數產業、少數地區引領的增長模式，這將對我們的經濟社會治理帶來什么樣挑戰？從這樣的角度，我們再重新來認識共同富裕問題，民營企業家也許會有新的視角或者是更深的不同的理解。

　　中國經濟的深度轉型

　　從宏觀角度來講，中國有兩個深度轉型必須完成，第一個深度轉型就是從投資驅動到消費驅動為主的這樣一種增長結構的動力轉型。

　　一個值得大家思考的宏觀問題是，中國基本建設還能不能推動經濟的高速增長？很多學者或者決策部門想當然的認為，未來固定資產投資只要保持5%以上的增長就可以了，去年我們的基本建設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是55萬億，如果未來每年保持5%的增長，十年以后是85-90萬億。我們需要那么大規模的基本建設投資嗎？還需要蓋那么多房子嗎？還需要蓋那么多廠房設備嗎？當快速工業化、快速城鎮化階段過去以后，固定資產占GDP的合理比重是20%到25%，這是所有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連印度這樣的國家，固定資產投資占比只有27%，而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是40%以上，比人家高一倍。假設十年以后中國GDP在150萬億左右，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回到20%-25%這樣一個合理的正常的規模以后，那么10年以后的固定資產規模應該是30到40萬億，未來怎么可能保持5%以上的正增長呢？

　　從微觀上來看，固定資產投資的乘數效應越來越小。從2014年開始，就出現了部分北方省份全年的GDP的總額小于它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情況，這是為什么？就是一塊錢的固定資產投資下去，還產生不了一塊錢的GDP，投資的乘數效應小于1。從微觀上來看，房地產投資不用說了，正面臨巨大的負增長；就基建投資而言，去年全國的高速公路數值差額7400億，剛公布的國鐵公司的負債是6萬億，上半年虧損超過800億，2000多個特色小鎮大部分空置虧損，這種情況下繼續靠基建投資來推動增長是不現實的。

　　所以2020年，我們面對疫情的沖擊大搞投資當年取得了好的成績，到2021年這種模式就持續不下去了，中央下達的專項債指標根本就落不了地，沒有那么多項目，該修的橋、該修的路都已經通車了，該修的樓都已經入住了，廠房也不需要很快改建，這種情況下要盡快從投資驅動轉到以消費驅動為主。

　　消費拉動了經濟增長的2/3，消費的乘數效應按照有關研究機構的測算，在農村大于5，在城鎮大于3，就1塊錢的穩消費資金可以產生3到5塊錢的經濟循環。如何提振消費增加居民收入？發消費補貼還是發消費券？還是降利率、提高居民的消費傾向？需要我們從決策觀念上完成一個大的轉型。

　　第二個宏觀上的深度轉型，就是要以服務業的創新大發展來推動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我們很多人認識到制造業非常重要，是大國競爭力的體現，這個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制造業重要，不一定把制造業占比作為高質量發展的指標。如果把制造業占比作為一個地方的發展指標來進行排名，那北京和上海在全國墊底，排在最后。如果把制造業占GDP的比重作為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那美國最落后的地區就是紐約、波士頓和加州，這顯然是荒謬的。

　　為什么制造業如此重要，卻不能把制造業占比作為指標？事實表明，80年代的時候，服務業的占比是20%。那個時候制造業不行；90年代初的時候，我們的服務業占比提高到30%了，制造業剛剛起步；2001年，我們的服務業占比是41%，我們的制造業已經是全球具有非常大的競爭力；現在我們的服務業占比54%，中國制造業已經變成全球老大……為什么服務業占比的提高，反而伴隨著中國制造業的強大？我們看下農業：是什么帶來農業生產力的提高？是農民干活的效率提高了還是工作時間延長了？都不是，是工業帶來的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工業為農業提供了化肥、農業機械、水泥鉆井技術、農藥、種子基因技術，然后才有農業大發展，工業不但提高了農業的產量，還降低了農業的占比，把農業在GDP的比重從幾十年前的70%降到了7%。

　　服務業和工業的關系也是這樣子，從微觀上來看，制造業的發展來自于制造業企業自身的努力，從宏觀上離不開服務業的大發展。教育培訓產業為制造業提供了人才，研究創意產業為工業創造了新的產品，貿易物流促進了工業分工的細化，廣告傳媒類工業創造了新的市場和新的需求……所以不能夠因為自己是制造業，就攻擊人家服務業不創造價值，更不能把服務業和制造業的發展對立起來！而是要正確理解如何以提升服務業的發展來推動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

　　不僅如此，未來只有服務業是解決中國就業的主要領域，目前我們的就業結構是這樣的：工業就業人口2.17億，占比29%；農業就業人口1.7億，占比23%；服務業就業人口3.58億，占比48%。未來邊際生產率為零的農業勞動者越來越多，10年以后農業的就業人員一定會降低到 1億以下。一個工業機器人會替代25個以上的勞動者，所以未來工業同樣會產生幾千萬的工業剩余勞動力。所有這些剩余勞動力，包括年輕人的就業靠什么解決？只有靠現代服務業。

　　新時期企業創新方向

　　最后，談一談數字經濟時代的企業創新轉型方向。在我們面臨著全球通脹與衰退的風險挑戰、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深度轉型這樣一種背景下，我們既要看到很多老供給受的沖擊，同時也要看到很多新供給正在創造新的需求，帶來新的經濟增長。就新能源汽車而言，去年的增速同比超過150%，今年的同比增速仍然近100%，會達到560萬到600萬輛左右。作為全球最大的電動車市場，中國在動力電池、電區、電庫、軟硬件、智能駕駛、汽車輕量化、零配件等多項技術上已經領先全球。

　　我們的光伏、風能、儲能這其中的很多細分領域增速都超過100%。中國的戶儲在歐洲不但供不應求，部分訂單排到6個月以后。就在這個月，特斯拉要發布他的人型機器人，這又是一個十萬億級別的大市場。如果將來在廚房、物流等很多場景，都可以用面向C端的人型機器人來解決，這個市場規模會遠遠超過之前的新能源汽車。此外還有數字經濟產業化以及傳統產業的數字化所帶來的新增長。

　　從技術創新進化論的角度，中國在基礎科學儲備、人才尤其是工程師紅利、強大的制造業的供應鏈、超大規模市場，等等方面已經具備了技術和產品創新集中爆發的條件。所以我們企業家要看到沖擊，同時也要看到新機會在哪里。

　　全球經濟比現在更困難的時刻，過去30年里面有兩次，一次是1997年、1998年全球最困難的時候，互聯網時代開啟了新的經濟增長；一次是2007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造成衰退的時候，移動互聯再次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帶來了新的經濟增長；2022年到2023年，全球經濟面臨著通脹與衰退，甚至滯脹的風險，第三代互聯網，比如現在大家討論的元宇宙，會不會再次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開啟新的經濟增長？所以在數字化時代，我們不要排斥新東西，要密切關注元宇宙技術對生活方式的引領和改變。

　　我們還要把握數字時代的財富和價值創造規律，這個世界本來就是一個二元的世界，既有物質態的財富，也有信息態的財富。如何在數字經濟時代創造軟價值，助力實體經濟的轉型創新呢？以軟價值戰略助力實體經濟創新轉型，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首先要重視研發創意的價值創造，要認真學習華為的IPD戰略和海爾的創客模式，把研發部門從成本費用部門轉型為價值創造中心和企業利潤中心。同時還要重視需求側的軟價值創造，如像網約車或共享單車那樣，用場景創新來引領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還要重視引領文化潮流來提升客戶體驗價值等等。當我們還在原來那片海上用羅盤探索方向的時候，有人已經借助衛星導航奔向了更廣闊的天空！

　　（根據作者在全國工商聯“2022中國民營企業500強峰會”的演講整理，有刪減。）

　　(本文作者介紹：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經濟學博士，沃頓商學院高級訪問學者，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兼職教授，中華全國工商聯智庫委員，新供給經濟學和軟價值理論的提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