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劉俏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年間，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增長了54倍多，目前已超4億人，大約1.4億個家庭。從規模看，我國無疑擁有全球規模最大、最具成長性的中等收入群體；但從比例來看，以14億人的基數計算，中等收入人口占比不到30%，明顯低于發達國家50%至75%的水平，離橄欖型分配結構尚有較大差距。

　　“我國經濟在過去40年高歌猛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也面臨著收入分配不平等、財富不平等和機會不平等問題，還有很大提升的空間。”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教授此前在發表主題演講時表示。

　　放眼全球，收入不平等問題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以美國為例，分析1978-2015年間的美國經濟數據會發現，收入處于后50%的美國人的收入在扣除物價因素影響后幾乎沒有增長，與此同時，收入處于前10%的富裕的美國人收入年均增速則達到了2.1%。”劉俏表示，“換言之，在全球化高歌猛進的時代，很大一個群體并沒有從增長中受益。這加劇了群體的極化（Polarization）和對立，也是當前很多問題以及逆全球化思潮產生的底層根源。”

　　縮小城鄉差距，首先要提高農業的全要素生產率

　　劉俏表示，按照“庫茲涅茨曲線”所言，一個國家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與人均GDP之間呈現“倒U形”關系，隨著人均GDP增長，基尼系數會先上升，然后逐漸下降。但到目前為止，我國相關數據卻呈現“正U形”關系。換言之，基尼系數并沒有隨著人均GDP提升而下降。這意味著我們仍然處于一個收入分配不平等水平比較高的階段，這是我們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又一個較大的問題。未來討論高質量增長、討論宏觀經濟政策時應加以關注。

　　劉俏認為，我國收入不平等主要體現在城鄉二元結構上。2020年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的2.56倍，在西部地區則達到了2.66倍。大量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非常低，財產性收入占比更低。“要實現共同富裕、實現包容性增長，必須要縮小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劉俏表示，“這可能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可持續均衡發展所需要思考的最大的問題。”

　　談及城鄉二元結構形成的底層原因，劉俏分析說，一方面，是由于農業全要素生產率（TFP）水平相對較低。另一方面，是由于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也相對較低。2020年數據顯示，農業占用了我國24%的就業人口，卻只貢獻了7.7%的GDP。劉俏預測，到2035年中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后，農業在GDP中的占比或下降至3%左右，農業就業人口或下降到6%左右。這意味著有18%的人口將需要跨行業轉移，以當前全國7.5億就業人口計算，未來十幾年時間里，約有1.35億農業就業人口需要實現跨行業、跨區域的轉移。

　　對于如何縮小農村就業人口和城鎮就業人口的收入差距，劉俏認為，要通過鄉村振興增加對農業、農村和農業人口的投入，大力提升第一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全面推進農業工業化。同時，讓農村用地能夠真正流轉，這一方面可提升農業的TFP，另一方面可提升農村人口的財產性收入，將有利于消除城鄉二元結構。

　　此外，有關研究也表明，在過去四十多年里，我國國民經濟投資率（固定資產形成總額/GDP）和TFP增長率之間呈現非常強的正相關關系。在劉俏看來，如果要提升農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并以此作為解決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問題的方法，就需要對“三農”進行大量的投資，保持一個比較高的投資率。

　　大力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水平

　　劉俏強調，未來要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公積金制度改革、租賃住房和長租公寓等建設，真正推動農業人口市民化，提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水平和程度。如前所述，城鄉二元結構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非常低，他們的有效工作時間、收入來源、發展機會跟城市居民不一樣，在享受公共服務方面也是不對等的。這是實現包容性增長、推進橄欖型社會的形成過程中需要面對的問題。

　　劉俏表示，以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來測算人口適合度指數，盡管相比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情況有所改善，但人口分布情況并不理想，光華思想力課題組在研究中有一個重要的發現：我國69%的城市人口規模適合度小于0.5， 87%的城市實際人口規模小于最優規模，還有超10%的城市人口規模比理想規模偏大。可想而知，如果城市人口不足，服務業就很難發展起來，新興產業也很難涌現出來；更重要的是，大量的伴隨城鎮化的房地產、基建設施、公共服務等投資不可能有太高的效率，盲目的大量投資最終變成無效投資。

　　“讓農民工、城市靈活就業人員中的很大一部分真正轉變為新市民，是解決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縮小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的關鍵，也是一個可行的政策路徑。”劉俏表示，“在未來一定要讓更多的轉移人口真正實現市民化，真正讓城市的人口分布變得更加適宜。”

　　談及具體的政策建議，劉俏表示，可以啟動“住房公積金制度改革、租賃住房改革和REITs建設三位一體”的新一輪改革。當前，大量的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繳納公積金困難，因此也享受不到對等的公共服務，需要把他們納入到這個體系里面來。

　　此外，全國范圍內公積金每年大概有8000億到1萬億的資金結余，可由公積金中心來引導，大規模建設保障性租賃住房或長租公寓，針對不同的新市民群體給予不同需求的供給，讓每年超過1300多萬的新市民能夠在城市住下來。當城市有了大量的人口的流入，其產業結構的優化水平、公共服務領域的投資效率都將會得到提升。從新市民角度看，農業轉移人口能夠在城市住下來，他們的消費能力、對自身的人力資本的投資也會有所提升，這是解決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財富不平等、發展機會不平等的重要途徑。

　　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 增大對“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

　　劉俏表示，國家財政的轉移支付在推進共同富裕、實現包容性增長方面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當前財政政策還有巨大的實施空間，可以采取更為積極的政策。在他看來，可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增大對“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只要公共債務的利率小于GDP增長速度（r<g），這種積極的財政政策就具有可持續性。< font=“”>

　　當前，世界各國政府都對提升公共債務持比較保留的態度，特別擔心國家債務快速增長可能引發金融危機，所以在運用積極財政政策去解決急需解決的節點問題和關鍵問題時，總會有所顧慮。對此，劉俏認為，以GDP作為經濟政策錨定的宏觀變量有可能過高估計宏觀杠桿率和金融危機爆發的可能，導致政策制定者在需要大量投資、需要用更積極的財政政策去實行轉移支付、去實現共同富裕的時候，變得比較謹慎，這或會帶來一些我們不想看到的結果。

　　劉俏表示，我國的整體經濟實力、國家信用和資源動員能力遠大于GDP，擁有實施宏觀政策的巨大空間。雖然，在分析過去三十年全球爆發的所有金融危機后，發現Kindelberger-Minsky的觀點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實證證據支持——一個經濟體在過去三年經歷債務高速增長和資本市場價格的大幅提升，未來三年內爆發金融危機的概率是45%。但是，這一結論對于那些政策空間較大的國家（整體價值遠大于GDP）并不成立——同樣情況下，這些危機爆發的概率只是7%，而且在統計意義上不顯著。換言之，即使我國在過去三年的債務水平大幅上升，未來爆發金融危機的概率也不高，只有7%左右，遠低于平均值45%，而且在統計意義上也不顯著。

　　因此，劉俏認為，只要通過市場化的方式來配置資金，并將大量資金配置到對中國經濟長期增長有巨大推動作用的一些關鍵領域和節點行業，就可引導經濟社會正向良性發展，而這對危機的爆發是有遏制作用的。

　　正是考慮到我國還有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巨大空間，劉俏表示，未來在推進共同富裕目標的過程中可以增加對“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 ，比如，可大規模向其發放消費券，甚至現金。這對于從中長期維度來推進包容性增長，推進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我想，積極的財政政策作為可能的政策選項，未來可以更加積極地服務于共同富裕、包容性增長這樣的目標。”劉俏表示。

　　本文整理自劉俏院長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與中金研究院聯合舉辦的“新發展階段包容性增長論壇”上所作的主題演講。

　　(本文作者介紹：作為北大工商管理教育的主體，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是亞太地區最優秀的商學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