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李揚、瞿強

　　編者按

　　2022年4月22日，是我國著名財政金融學家王傳綸教授誕辰100周年。當日，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以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在京聯合舉辦了紀念會，商務印書館協辦了會議。

　　王傳綸教授的夫人路奇女士以“生活中的老伴”為題提供了文字稿，追憶了王傳綸教授走過的路、取得的成就以及受過的挫折，深情回憶她與王傳綸教授共同生活的42年中所感受到的王傳綸教授的人品、性格和生活習慣，娓娓道來，感人至深。王傳綸教授的好友、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吳念魯教授也做了文字發言，回憶了他與王傳綸教授共事的難忘往事，回顧了王傳綸教授對我國國際金融研究以及國際金融研究所的貢獻。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高培勇，商務印書館總編輯陳小文，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安體富，原中央財經大學校長王廣謙，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郭慶旺，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主任、金融所所長張曉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院副院長邢麗，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楊志勇等蒞會并做了精彩發言。

　　紀念會的全部文字實錄將于近日整理成稿。在這里，我們首先發表由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李揚理事長和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瞿強教授撰寫的紀念文章——《財金泰斗王傳綸》。

　　王傳綸

　　（1922-2012）

　　王傳綸（1922-2012），江蘇蘇州人。中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新中國金融與財政學科奠基人之一。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中共黨員。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政協第六、七、八屆委員和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國財政學會、中國金融學會、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稅務學會、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理事。中國國際稅收研究會顧問。“中國金融學科終身成就獎”獲得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學院客座研究員。

　　一、成長經歷

　　少年時代

　　王傳綸先生1922年4月出生在江蘇省蘇州市曹家巷一個殷實的商人家庭，父親為家族經營老式錢莊與銀行。少年時代，王傳綸家庭條件優裕。他幼承庭訓，垂髫便入家塾，同兄弟姊妹們接受中國傳統式啟蒙教育。他在家行六，年紀雖小，學業卻很突出。到了正式入學年齡，他進入新式的蘇州樹德小學，而后中學，繼而考入省立蘇州中學高中部。

　　高中二年級時，淞滬戰起。受戰事影響，學業時續時斷。1937年，日軍占領蘇州，寧靜安逸的生活一夕蕩然無存。王傳綸全家被迫從蘇州逃往上海以避戰禍。少年時代的這段記憶，塑造了王傳綸濃烈的愛國情懷。

　　1938年王傳綸在租界的中學繼續高三的課程。當時正值北方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南遷合并為西南聯合大學。這幾所大學一直是青年學子向往的目標，恰好，當年新成立的聯大委托在上海租界的暨南大學代為招生，王傳綸當時高中尚未正式畢業，只能以同等學歷投考，因諸科成績優秀，被高分錄取。該年秋，自上海出發，他乘英國太古公司輪船，經香港，借道越南海防，再經滇越鐵路，由云南蒙自，最終到達昆明，顛簸數千里，終于成為聯大第一屆學生，時年16歲。

　　西南聯大

　　戰爭期間的西南聯大宛如嚴寒中的梅花，是中外學術史上的一朵奇葩。偏居邊陲，存亡未定，物質生活是艱苦的。據王傳綸回憶，很多教師甚至要靠賣舊家當維系生活，很多學生則是靠課余打零工來完成學業，困難時期，連校長梅貽琦夫人都需要時常烤賣小點心補貼家用。但是，聯大的精神生活是豐富而充實的。在為國家和民族“保留文脈”的使命感召下，學校的系科設計，既承續了三校注重通識教育的傳統，又體現了為現實服務宗旨，至于授課教師，則是馮友蘭、陳岱孫、朱自清等國內外一流專家。因此，在西南聯大，王傳綸受到了當世最好的人文社會科學教育。

　　王傳綸初入聯大時，讀的是文學院的哲學心理學系，學號“A-717”。一年級結束時，他的興趣下移塵世，遂申請轉入經濟系。哲學系主任馮友蘭教授是忠厚長者，絕不肯忤逆學生心愿；經濟系主任陳岱孫教授最愛延攬青年才俊，自然欣然接受。拜聯大自由傳統所賜，轉系這種在任何學校都會大費周章的麻煩事，竟輕易辦成。經濟系歸屬法商學院，教師以陳岱孫為首，大部分留學美英。課程有經濟學概論、公共財政、貨幣銀行、國際貿易、經濟史和統計學等。經濟系的培養理念雖然也強調學生“于我國實際狀況，有相當之了解”，但課程設置卻幾乎全部復制英美，很多課程更直接使用英文教材，教師授課也是中英文雜糅。這種格局，使得戰火中的中國學子們能夠在學術上與世界頂尖學府保持同步。

　　在西南聯大的四年中，盡管物質條件菲薄，日寇的敵機還時常騷擾，王傳綸的生活卻是充實的。他不太關心政治，只是徜徉于書海，潛心于學問。他成績優異，在聯大被譽為“五才子”之一，稱：“湖北朱（光亞）、安徽楊（振寧），外加許（淵沖）二王（王傳綸、王希季），理文法工五堵墻”。“五堵墻”者，難以逾越之謂也。

　　2004年 昔日“聯大五才子”再次相聚清華

　　1939年，王傳綸選修陳岱孫先生的“經濟學概論”，這在聯大是招牌課。陳先生講授的是當時先進的“現代西方”經濟理論，如商品市場上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均衡價格和交易量的“局部均衡原理”，再從市場均衡原理推導出神奇的“無形之手”，進而引申出“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這些理論源自英美的經濟歷史與現實，本身邏輯嚴謹自不待言，教授的講解也清晰易懂。然而，置身于當時的經濟環境，王傳綸朦朧地覺得這只是一種純粹的學問，與中國的實際情況有很大的隔膜。一方面是書本上美妙的“均衡”，另一方面則是政府貪污腐化、揮霍浪費，市場上投機倒把、囤積居奇、物價飛漲的“不均衡”。王傳綸與當時多數青年學子一樣，對自由市場經濟感到困惑。其實，有這種困惑的豈止青年學子，20世紀40年代昆明和北京的報刊上，經濟學教授的文章中，普遍表達了對當時國內經濟狀況的不滿，要求國民黨政府實行經濟改革，加強對市場、商業的管制。這種主流的社會經濟思潮，與主流的經濟理論完全背道而馳。

　　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受大蕭條影響，由亞當斯密發端，中間經過穆勒發展，到馬歇爾集大成的“市場自動均衡”的古典經濟理論面臨巨大挑戰，其自身也開始不斷修正。那時的西南聯大，竟能在學術上緊跟經濟學“革命”的步伐。這還是得益于聯大教授的兼收并蓄：當時，學校除了有號稱“中國的馬歇爾”的趙廼摶教授，還有堪稱國際一流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徐毓枬教授。新、舊思想同堂辯詰，受益最大的當然是青年學子。值得一提的是徐毓枬教授。他曾是陳岱孫在清華的高足，后被舉薦赴英國劍橋大學深造。在劍橋的那些年里，徐毓枬親歷“凱恩斯革命”，甚至參與了這一新理論框架的某些細節的完善工作。由他主講宏觀經濟學，當然是一時之選。三年級結束時，陳岱孫教授就親自指點王傳綸向當時的青年教師徐毓枬學習現代經濟理論，使得王傳綸學業大進。課堂之外，年輕的徐毓枬教授更與王傳綸結下深厚的師生情，乃至將自己珍藏的凱恩斯《通論》第一版原著慷慨贈與。惜乎該書在“文革”中遺失，每念及此，王傳綸都唏噓不已。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國際經濟學界掀起了著名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論戰”，西南聯大自然得風氣之先。根據蘭格（O.Langer）與勒納（A.Lerner）的觀點，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只要有關當局遵照市場原理來定價，資源配置是可以優化的；計劃經濟、統制經濟不僅是可行的，而且可能是更有效率的。

　　對于處在迷茫中的中國經濟學人，所有這些新思想都有極大的吸引力。多年后，回顧這段往事，王傳綸曾多次熱心地向他的學生們指出：20世紀30年代，中國老一代經濟學家固然普遍服膺凱恩斯的新經濟學，卻也曾普遍被計劃經濟的想法打動過——自由放任主義，其實并非那一代人的主導思想。因此，新中國建立以后，對于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廣大知識分子在思想上是不反感的。

　　1941年，王傳綸從西南聯大畢業，年方20歲。他很快就與當時的“校花”、數學系的高材生張景昭女士喜結連理，才子佳人，一時為聯大美談。然而，當時抗日戰爭正處在最艱苦的持久戰階段，找工作十分困難。王傳綸不滿當時的政治黑暗，無心入仕；同時，也無意繼承家族傳統從事商業活動。恰好張景昭女士出身于貴州的國民黨軍事技術官員家庭，有家庭背景可援，于是夫婦二人尋得貴陽的清華中學教職。這所中學的創辦人周詒春先生曾任清華學堂校長，對于王傳綸這對西南聯大的高材生自然歡迎。在那里，王傳綸夫婦度過了一生最安定的幾年。

　　負笈英倫

　　1945年8月，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終于結束。正如杜甫所謂“漫卷詩書喜欲狂”，王傳綸由貴州經重慶，回到闊別多年的上海，同家人團聚。兩年后，他于1947年秋考入清華大學經濟系攻讀研究生。在清華期間，王傳綸各項成績依然名列前茅。兩年后，面對由陳岱孫主持，清華北大的名教授如趙廼摶、蔣碩杰、戴世光、徐毓枬等組成的考官委員會，王傳綸應對裕如，以高分通過。優異的成績，加上陳岱孫教授與徐毓枬教授力薦，王傳綸于1948年底取得了英國半政府組織的文化委員會獎學金，準備赴英國留學。

　　1949年，清華大學研究生畢業照

　　這個時候，國共內戰已逾三年，共產黨將最終取得政權的大局已定。知識階層大多對國民黨政府深感失望，對未來的中國懷有美好的憧憬。據徐毓枬教授分析，中國未來的政治經濟模式，會步蘇聯的后塵，因之，學校的選擇以及研究方向之側重，應該根據這一形勢變化調整。英國傳統經濟學的重鎮在劍橋，自然以保守為特色；倫敦經濟學院則是歐陸思想登陸英倫的橋頭堡，激進與保守雜陳；而格拉斯哥作為蘇格蘭的主要工業城市，工黨勢大，社會主義思想有頗大影響，而且，格拉斯哥大學在蘇聯經濟研究領域獨有特長，并擁有當時研究蘇聯經濟的獨一無二的學刊，堪稱社會主義研究之重鎮。幾位前輩的看法，對于本就無意淹留國外、有心學成服務國家的青年王傳綸的影響是顯然的。他欣然選擇了格拉斯哥大學的社會經濟研究系繼續深造。

　　1948年底，王傳綸從北京出發，經天津、香港，負笈英倫，進入格拉斯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格拉斯哥大學因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曾經任教而享有盛名，但在二戰后不久的困難時期，該校政治經濟學系教師數量有限，主要應付本科教學，在政府和社會的支持下，新建了一個以現實經濟研究為重點的“社會經濟研究系”。鑒于當時蘇聯的國際影響，該系創辦了一本學術性刊物《蘇聯研究》，并逐漸獲得國際聲譽。在格拉斯哥這個相對自由的學術環境中，王傳綸不僅系統研究了計劃經濟模式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也接觸到當時蘇聯的一些負面信息，如政治高壓、肅反、個人崇拜和浮夸風等等。對這些事情的體悟，對于王傳綸幾年后回國，并在國內度過無休止的政治運動，提前給了警示。

　　回到祖國

　　大約1951年年初，有一個新中國文化知識界的高級代表團訪問英國。王傳綸當時擔任留英中國學生聯誼會會長，直接參與了接待工作。代表團中有些人，例如副團長物理學家周培源教授，以前就是王傳綸在聯大時的老師，與陳岱孫先生也是多年摯友，異國相見，自然格外親切。王傳綸向他們表達了早日回國工作的意愿，并委托周培源教授帶了一本斯威齊的新書轉交陳岱孫先生，同時也向陳先生表達了歸國工作的意愿。不久，陳先生來信，邀請王傳綸直接回清華任教，并囑咐不要經過教育部分配。陳岱孫教授如此安排，在當時承擔了不小的政治風險。

　　1951年秋，王傳綸回到清華。長途勞頓未消，幾周之后他便被派往武漢、廣西等地，與先期前往的清華教師匯合，參加土地改革工作。第一期土改歷時約五個月，接著再去桂縣參加第二期土改。等1952年回到北京時，清華大學的經濟系已經不復存在。此時正值中央政府進行第一次院系大調整。根據安排，清華大學經濟系被撤銷合并到新成立的中央財政經濟學院，陳岱孫任院長。一年后，學院再次調整，部分教師并入北大，部分打散并入其他院校，王傳綸則進入了中國人民大學財政系。

　　1993年3月全國政協會議期間，王傳綸教授（左3）與恩師陳岱孫教授（左4）等合影

　　這時期世事紛繁，如過眼煙云，但有一件事值得記載：陳岱孫先生主事北大經濟系后不久，曾寫信給王傳綸教授，說自己以后不擬講授財政學了，希望王傳綸做好接班準備。就這樣，從1953年開始，王傳綸教授在中國人民大學開始了其長達60年的財政與金融的教學研究工作。

　　蹉跎廿年

　　從20世紀50年代初回國，到1978年改革開放，20多年的時間中，中國的政治與社會充滿了動蕩。王傳綸教授與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在不得不隨風起舞之時，守住一份赤子之心，盡力做好自己份內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他在系統講授財政學課程的同時，與人大財金系的同仁一道，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財政、金融學科體系的建設問題。在教學科研同時，王傳綸教授不斷調適自己與社會的關系，不斷調適自己的知識體系，以與新的社會經濟和意識形態相符；同時，盡己所能，譯介了大量的國外研究成果，為我國的財政學和金融學建設貢獻力量。由于自覺與政治保持適當距離，加之天性淡薄名利，與世無爭，王傳綸教授有驚無險地經歷了歷次政治運動，經歷了下放江西“五七干校”，經歷了人民大學停辦與復校，其本人卻基本上未受重大沖擊。

　　但是，就在那“史無前例”的年代里，王傳綸教授的家庭生活經歷了一次重大變故。1968年11月，他在北京大學數學系任教的夫人張景昭教授，因不堪“造反派”的人格侮辱，于系辦公樓自殺身亡。1970年，王傳綸教授與路奇女士組建了新的家庭。路奇女士出身書香門第，其父是我國著名的礦冶工程師。她曾就讀于輔仁大學西語系，1947年赴解放區參加革命文藝工作，解放后長期在文藝部門擔任領導工作。她是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文章操行俱佳。從那之后，她伴王傳綸教授左右，凡四十年，為王傳綸教授安心從事教學科研，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溫馨環境。

　　王傳綸教授與老伴路奇參觀清華大學校史館

　　改革開放以后

　　1976年秋季以后，劫后余生的學者們陸續返回校園。當時人民大學正準備復校，百廢待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政治上雖然乍暖還寒，經濟上倒是已逐步放開，一些急迫的經濟和金融問題，已經可以開始討論。在最初的幾年，王傳綸教授應邀到中國銀行從事研究工作，這在當時，是中國對外經濟與金融交往的最前沿。當時中國銀行設有調查研究處，又稱“四處”，是現在的國際金融研究所的前身。那時，四處的年青人大多都不熟悉國外情況，金融業務也比較生疏。王傳綸在那里協助工作了數年，盡顯其經濟與金融理論扎實、專業基礎雄厚、外語熟練的優勢。那幾年里，他整理了大量有關國際經濟金融的最新研究成果與業務資料，不僅為自己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更為中國銀行培養了一支年青的研究隊伍，為此后著名的國際金融研究所成立和發展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大約在同一時期，在中央黨校，一些黨政領導人在為全面的改革開放做系統的理論、知識與政策準備，王傳綸教授參加了其中的“外國外資問題”專題研究小組。他譯介了大量外文資料，并進行系統梳理、分析，為該項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專業支撐。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正式啟動，引進外資是重中之重。一方面，中國需要外部的資金與技術，另一方面，外國投資者對中國的制度變革與投資環境心存疑慮；一些具體的技術性問題，例如如何避免重復征稅，更是亟待解決。針對這種狀況，負責雙方聯絡的福特基金會提議，辦一次有關國際稅收的研討會，并慨允提供資金與技術支持。中方由財政部財政研究所牽頭，時任財政部長王丙乾也很支持。于是，1979年冬，在大連的遼寧財金學院（現在的東北財經大學），舉辦了中國首屆涉外稅收培訓班。來自哈佛、哥倫比亞等大學以及一些國外著名律師事務所的稅務律師，共十幾位美籍專家，面向從全國選拔的中青年學者和各地涉外稅務部門官員，系統介紹了國際稅收體系、歐美的稅制特別是所得稅制度、出口退稅、如何避免雙重征稅等領域的知識。然而，開課不久，就遇到棘手的問題：面對一整套陌生的專業概念和理論，不僅經驗豐富的英文翻譯束手，聽眾更是茫然，一時間，整個課程陷入困境。

　　時任財政部財科所所長的許毅教授馬上想到了王傳綸教授。王教授應邀到會，局面立刻改觀。王傳綸教授積極參與了教材翻譯、課堂講解、課下討論、觀點總結等各個環節，他簡要概括了外國專家的授課內容，并闡發了自己對涉外稅收的理解，同時，他也向外國專家和投資者解釋了中國稅制的基本特點和內容，以及投資中國的風險與收益，為中外雙方都解決了諸多困惑。王傳綸教授以其準確的翻譯和深入淺出的講解，勾勒了涉外稅收體系的基本框架，協助完成了中國國際稅收界的一次啟蒙教育。此次培訓活動之后，全國涉外稅收體系逐漸形成，增值稅開始推行，外資企業所得稅法開始醞釀，全國高校紛紛設立國際稅收專業，北京、上海等地稅務局陸續建立了涉外處，地處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則成立了國際稅收研究會，并創辦了國內第一本國際稅收期刊《涉外稅務》。對于中國涉外稅收體系的建設，王傳綸教授功不可沒。

　　王傳綸教授在涉外稅收培訓班上

　　1980年初，中國人民大學復校工作基本完畢，中國銀行雖極力挽留，王傳綸教授仍決意回到他所鐘愛的三尺講臺。他如恩師陳岱孫一樣，視大學為自己安身立命的一方凈土，決意在大學校園里潛心研究，教書育人。

　　二、學術成就

　　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中國，在經濟學、財政、金融等社會科學領域，基本上開展不了像樣的學術研究。80年代之后，由于經濟體制始終處于變革過程之中，為“開放”和“改革”建言，成為這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任務。所以，40余年來，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研究，基本上都是圍繞著如何在物質上極度匱乏，制度上既受到蘇聯的強烈影響、又處處存留傳統社會遺跡的中國，建設一個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而展開。由此決定，系統介紹和分析當代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制度，仔細同中國的制度進行比較分析，進而得出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方案和建議，是這個時期中國學者的歷史使命。王傳綸教授用他在金融、財政和宏觀經濟領域的卓越貢獻，踐行了中國學者的歷史使命，成為一代宗師。

　　清華百年校慶時，王傳綸回到母校

　　中國金融學的開創者之一

　　80年代初期，王傳綸教授的研究方向之一，是外匯、匯率和外資等緊迫的國際金融問題，兼及商業銀行、資本市場以及宏觀調控等有關金融體系的建設和發展問題。

　　1982年，他撰寫了著名的《匯價理論的探討》一文，首次系統整理了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匯率理論，全面評述了西方主流匯率理論。在此基礎上，他深入分析了美聯儲當時采用的理論模型的缺陷，指出該模型以既有的外貿格局為依據，并假定進出口貿易是平衡的，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現實。據此，他主張人民幣匯率的確定，應當著眼于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在宏觀上，調整人民幣匯率時應當優先考慮的，并不是外貿的盈虧，甚至也不是貿易收支是否平衡，而是國際收支加總是否平衡”“在微觀上，目前最迫切的是如何在匯率政策上創造條件，使進出口企業能夠合理經營和獨立核算”。此后，王傳綸教授又相繼發表了《人民幣匯率制度系統工程探索》《關于我國“七五”期間的匯率方針》《有關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幾個問題》等一系列文章，對上述觀點進行了更深入的闡述，并進一步把匯率調整問題同國內價格政策、國民經濟的總體運行密切結合在一起考察。王傳綸教授研究外匯、匯率問題的理論方法、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議，首次在中國學術界勾畫了比較系統的關于人民幣匯率的理論體系，他的成果不僅被國內外學術界高度認可，而且受到國內外匯管理部門和決策當局的重視。

　　關于引進外資，王傳綸教授一貫主張大力引進，同時也強調必須與國內經濟改革、發展相協調，必須以追求國際收支長期動態平衡為原則。這些在改革開放初期即已提出的觀點與分析，如今依然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長期以來，王傳綸教授跟蹤研究中國金融體系的全面改革問題，針對銀行業改革、資本市場發展、金融宏觀調控制度建立等涉及面極廣的領域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形成了一個關于金融體系整體改革的分析框架。這些論著，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還有很強的實踐價值，在學術界和決策層均產生了重要影響。

　　上世紀80年代后期，王傳綸教授敏銳地注意到資金流量分析在美英等發達國家的興起，及其對于宏觀金融理論發展和金融宏觀調控的重大意義。他在國內率先倡議開展資金流量分析。1990年，他集多年研究之大成，撰寫了長篇報告《“資金流量分析”的方法及其在我國宏觀經濟調控中的應用》，詳盡分析了這種方法產生的背景、理論體系和在央行調控實踐中的應用。這項研究不僅在中國開該領域理論研究之先河，闡發了英美文獻忽略的一些制度背景和技術細節，更重要的是，通過王傳綸教授親自在中國人民銀行培訓授課等方式，直接推動了1992年我國資金流量表的編制工作。這對于我國金融改革和發展，是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貢獻。

　　王傳綸教授一生致力于譯介國外學術名著，以為國內研究界提供系統、豐富的學術資料。他先后主持譯校論著十余種，代表性的包括《金融理論中的貨幣》（1994）、《貨幣金融學》（1998）、《貨幣經濟學手冊》（2003）等。1999年，已是耄耋之年的王傳綸教授還指導青年學者翻譯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他不僅精心校閱，還撰寫長篇導論，精辟闡釋了該法案的背景、內容、意義以及對中國的指導意義。該導論作為獨立的成果，在中央高層決策部門廣為流傳，為確定中國跨世紀的金融改革思路產生了方向性的影響。

　　中國現代財政學創始人之一

　　在財稅研究領域，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政策研究，王傳綸教授均建樹頗多。

　　上世紀50年代初期，他便翻譯出版了《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的英美財政》一書，并開始系統收集資料，總結各國財政金融理論、制度與政策，希望為新中國經濟建設提供借鑒。

　　1981年，他出版了《資本主義財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1）一書。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全面介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財政制度、理論、政策的專著，其中對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和財政體制改革，也頗多精辟論述。此后，王傳綸教授又相繼發表了《外國財政問題》《財政支出系統的控制和核算問題》《政府預算制度中的制衡機制和效益核算問題》《中國的稅收政策》（英文）等大量論文，繼續借鑒國外經驗，探討中國財政改革問題。1995年出版的《當代西方財政經濟理論》（商務印書館，1995，合著）一書，更是將關于不同經濟形態國家財政問題的分析和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作為我國財金領域的大師，王傳綸教授非常重視對財政金融思想史的研究。由他編著的《西方財政金融思想發展》（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1）一書，資料翔實，條理清晰，論述精辟，將財政與金融同爐熔煉，并相互印證，填補了我國經濟思想史的一項空白。另外，他于上世紀90年代末期用輕松的筆調撰寫長文《漫談市場與政府的關系》（《財貿經濟》，1998），首次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系統論述了西方國家以及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中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同樣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三、學為人師  行為世范

　　60年來，王傳綸教授不離“三尺講臺”，始終堅守在我國財政金融教育事業的第一線。由他主編的教材曾多次獲得全國優秀教材省部級獎、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北京市教學成果一等獎等獎項，個人也先后獲得“吳玉章基金教學獎”“寶鋼教育基金獎”“中國金融學科終身成就獎”等重要獎勵。

　　在中國人民大學，王傳綸教授是公認最負責、最認真、最嚴謹、最博學的教授之一。他學貫中西，知識淵博，畢生從事財政金融研究，對其理論體系、政策過程、發展脈絡了然于胸。即便如此，在每一堂課之前，他都一絲不茍地準備教案，在教學過程中，以嚴謹務實、自由平等的學風，實踐“傳道、授業、解惑”的古訓。對于學生，他像“慈父”，弟子們的學位論文草稿上，無不留下他動輒千言、密密麻麻的鉛筆批注。這些墨寶所記載的，不僅是學術的指導，學風的熏陶，更是人生態度的傳承。

　　王傳綸教授桃李滿天下，他的弟子們都走上了我國財政金融管理、實務、研究和教學的崗位，成為中堅和骨干。他的弟子中，先后有兩人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這在中國學界和教育界，恐怕算是絕無僅有了。

　　弟子們祝賀王傳綸教授80壽辰。后排左9、10為王傳綸、路奇夫婦

　　“長于精思又重于實踐”是王傳綸教授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也是他長期致力于將經濟理論應用于金融改革與發展實踐，不遺余力為新中國金融規劃與決策提供智力支持的真實寫照。他用自己的一生，踐行了自己的座右銘。

　　在“中國金融學科終身成就獎”頒獎儀式上，年屆90的王傳綸教授思路清晰地回顧了自己70年來研究經濟學的心得，條分縷析近百年世界經濟潮起潮落的風云變幻，著重強調了政府與市場良性互動的重要性。他寄語青年學子以國家民族復興和人類文明進步為宗旨，以現實問題為導向，踏實研究。言辭懇切，聽者動容。頒獎儀式上，與王傳綸教授共事近60年的黃達教授，將“真有學問，有真學問”八個字贈與王傳綸教授。這八個字凝聚了跨世紀老友間的深情，更準確表達了無數朋友、同仁和弟子的共同感受。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銀行研究中心（BRI）是國家級智庫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NIFD）下屬專業性研究機構，負責人為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主任曾剛教授。中心主要從事國內外銀行業政策與實踐研究，研究領域包括，國內外監管政策研究、銀行經營管理、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等。

　　(本文作者介紹：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