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昉

　　丹尼爾·耶金和約瑟夫·斯坦尼斯羅所著《制高點：重建現代世界的政府與市場之爭》的英文版最初在一九九八年出版。因為該書出版后二十余年的世界經濟，已經演進到一個新的歷史方位，給了我們新的觀察和思考角度，以便重新解讀該書的主題——政府與市場之爭。

　　一、關于“制高點”

　　《制高點》試圖講述的，是關于全新的世界經濟及各國經濟，在戰后如何重生并成型的故事。圍繞政府與市場的學說之爭和現實成效，本書敘述了政府干預經濟從而妨礙市場機制作用，如何在不同國家導致經濟發展的全盤皆輸，而重建對市場的信念和發育市場體制，如何在世界經濟的各區域凱歌前進。

　　循著政府和市場交替發揮主導作用這條主線，在潮起潮落的跌宕起伏中講述戰后經濟發展，展示思想的力量。在戰后相當長的時間里，一些國家選擇計劃經濟和政府干預，并將其轉化為壯大國有經濟、建立福利國家、實施貿易保護主義、許可證制度、價格管制等經濟政策。隨著傾向于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日益暴露出諸如低效、滯脹、壟斷、尋租等問題，也隨著癡迷市場機制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興起，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起，政策風向便轉向市場發揮更大作用甚至唯一作用。美國的里根經濟學、英國的私有化浪潮、中國的改革開放、印度等國家解除規制的改革、拉丁美洲國家的貿易自由化、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市場化、北歐和西歐的福利體制改革，等等。

　　二、“弗里德曼周期律”

　　作者的意思可做以下解說。首先，政府主導型的經濟政策最初取得了成功，直到這些政策最終失敗。然而，何以會發生從早期成功到最終失敗這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折，卻缺乏一以貫之的解釋邏輯。其次，作者接下來講述了市場機制如大潮一般再次占據主導地位，并且認為歷史從此而終結。

　　吳敬璉在《制高點》中文版序言中，用“六十年風水輪流轉”形容從強化政府職能到建立市場體制的倒轉。歷史人物對思想、政策和實踐具有周期性變化特征，我稱其為“弗里德曼周期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同為經濟學家的弗里德曼夫婦寫過一篇文章，認為無論是篤信自由市場還是崇尚政府干預，都分別會以波涌的方式存在，先是形成意識形態層面的潮流，隨后，當相應的思想取得主流地位進而轉化為政策，便形成了實踐層面的潮流。一種思想和政策潮流占上風的情形延續特定時間之后，又會逐漸讓位于另一種思想和政策潮流占上風的情形，而危機往往是重大轉變的催化劑。他們指出，在歐美經濟發展的歷史上，傾向于市場與傾向于政府這兩種思想及政策潮流，大約是以五十至一百年的時期間隔，交替著占據主流和主導地位。

　　從較長歷史來回顧的話，這個引述及解釋也反映出，在經濟學家的影響下，政治家分別追逐政府和市場潮流的結果，最終形成了以數十年時間為量級的政策長波，無論在哪個波段上，制度設計和政策選擇都不可避免產生過度的偏倚和傾斜，從而造成扭曲和失敗。在付出慘痛的代價之后，另一個極端的思潮逐漸占上風并影響政策選擇，便意味著周期的倒轉，這一轉型過程同樣讓社會付出代價。

　　人類的思想傳承也好，現實中存在著的認識也好，本來都是表現為一個廣泛而完整的圖譜形態。也就是說，無論什么樣的思想和政策主張，總是可以從左到右排成一個依次過渡的序列，相互之間都密切地銜接著。然而，現實中經濟政策卻是在極端化的環境下推行的，往往不能接受不同思想之間相互取長補短的“中庸之道”。一方面，由于經濟學的發展越來越追求抽象、單一和至簡的理論模型，而拒絕處理紛繁復雜卻影響結果的中間變量；另一方面，由于互相競爭、非此即彼的黨派政治總是徹底否定政治對手的思想和政策，把自己政策主張的優越性絕對化，導致意識形態趨于極化。

　　某種思潮和政策主張一旦占據主導地位，就不能吸納自己的對立面可能提供的有益補充，這既增大了因政策絕對化而導致的失誤概率，也減少了隨時修正錯誤以減少失敗的機會。如此，所犯錯誤便會以惡性循環的方式得到積累，直至把錯誤推到極端，以致只能通過政治過程來終結。換句話說，以改朝換代的方式對以前的思想和政策遺產進行根本清算，從而開始又一輪循環往復。相同的道理也決定了，從一種思想及政策轉向新的思想及政策的過程，也會使社會付出巨大的代價。這里說的社會代價既包括轉型不成功造成的社會經濟災難，也包括無論成功與否，在轉型過程中不可避免給部分（但常常不是少數）社會群體帶來損害。

　　政府和市場兩種對立思潮及其政策取向，形成潮汐一樣的周而復始現象，還受到更為深層的因素支配。即政府發揮更大作用的一個方面，是政府履行收入和財富再分配的功能，而市場原教旨主義則假設市場能夠自動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在任何社會，無論是否到了不共戴天的程度，窮人和富人的分野和對立都是存在的。

　　三、新潮涌起和中國的選擇

　　如果我們著眼于政府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從社會福利、社會共濟和社會保護等方面向全體人民提供均等的公共產品，并與市場本身不能自發地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進行對照觀察，也就是說從相對可控的內容上界定弗里德曼周期律，則可以有把握地做出一個判斷：政府發揮更大作用的新潮正在全球涌起。

　　美國實施包括社會保障項目在內的羅斯福新政，英國按照《貝弗里奇報告》的藍圖構建社會保障體系，分別推動兩個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建成福利國家。隨著收入分配得到改善、中產階級迅速擴大，以及未曾預料的“嬰兒潮”的出現，為兩國贏得為時不短的經濟繁榮。在西方政治中，更多的再分配功能和社會福利供給，往往與政府擁有更大的行政權力如影隨形，因此，政府控制價格和工資的形成、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實施行政壟斷等過度干預經濟的政策，也傷害了市場機制的作用。于是，美國的羅納德·里根和英國的瑪格麗特·撒切爾幾乎同時上臺，全盤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教條，進而將市場原教旨主義轉化為解除規制、減稅、去福利化和私有化等一系列政策。這些實踐與發展中國家接受華盛頓共識、原計劃經濟國家實行經濟自由化，以及歐洲國家對福利體制進行改革，共同推動了新一輪潮流。

　　然而幾十年過后，人們再次痛苦地認識到，經濟增長也好，全球化也好，科技革命也好，這些可以做大蛋糕的過程，都不具有分好蛋糕的天然機制。跨國公司、大型科技企業和金融集團賺得盆滿缽滿的同時，收入和財富差距顯著拉大，導致收入兩極分化、社會流動性下降和階層固化，從而導致中產階級不斷萎縮，進一步造成社會分化和政治分裂。美國特朗普上臺、英國脫歐，以及諸多國家實行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政策，可以說皆為上一輪不受約束的市場經濟實踐的必然結果。

　　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沒有盲目接受任何流行的思潮或既有的模式，而是根據自身所要解決的激勵和效率問題，采取了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方式，也努力保持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協調，在逐步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始終注重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實現兩者的相互補充和有效結合，固然是一個需要不斷探索的長期課題，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具體方式，也要隨著發展階段和國情的變化而與時俱進。不過，把以人民為中心作為改革開放發展的出發點和終極評判標準，決定了中國必然要把維護公平正義、改善收入分配、暢通社會流動通道、持續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政府必須占據的最優先級別的制高點。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