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羅志恒

　　一、宏觀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概念與研究方法

　　（一）基本概念

　　宏觀收入分配格局是指一國國民收入在居民、企業和政府三部門之間分配關系。通常包括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共三個分配層次。

　　初次分配是市場主導下對生產要素的分配，側重效率，能者多勞，多勞多得。如勞動者因提供勞動力獲得工資、獎金等報酬；借貸資本所有者獲得利息收入，股權所有者獲得紅利或參與利潤分配等。政府部門也參與初次分配，具體包括因國家管理需要對生產活動或生產要素征收生產稅，如增值稅、消費稅；同時也因扶持有關生產活動而支付生產補貼。

　　再分配是政府主導下的收入轉讓，側重公平。政府在再分配中居于核心地位，利用稅收、社保等形式建立有效社會保障體系。如居民、企業上交收入稅（所得稅、財產稅等）；居民向政府繳納社保，政府為居民提供養老金、失業金等社保福利。

　　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推動下，通過慈善捐贈等行為進行的分配，側重社會責任。三次分配主要包括慈善捐贈、志愿服務等形式，是對初次分配、再分配的重要補充，近期熱議的三次分配更多聚焦于慈善捐贈的形式。

　　目前官方統計口徑只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兩個層次，第三次分配被納入再分配過程中統計，沒有單獨列示，因此本文主要聚焦初次分配與再分配。

　　（二）宏觀收入分配的研究方法

　　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資金流量表是唯一直接報告三個部門收入的數據來源，是研究宏觀收入分配最主要的工具。資金流量表采取標準式矩陣表，以機構部門為列，交易項目為行（圖表1），每個機構部門之下分別列出“使用”與“來源”兩欄，一個部門的收入，對應其他部門的支出。中國自1992年開始編制資金流量表，目前更新至2018年，時間跨度長，分項詳盡。

　　根據各部門經濟活動的性質和部門間勾稽關系，我們對居民、企業和政府的收入來源進行了簡要歸納，具體如下：

　　1、居民部門收入來源

　　根據資金流量表編制說明，居民部門初次分配總收入=該部門增加值+應收勞動者報酬-應付勞動者報酬-應付生產稅凈額+應收財產收入-應付財產收入；其中，居民部門增加值是個體經濟、農戶從事農業生產等自雇經濟產生的增加值；應收勞動者報酬-應付勞動者報酬=勞動報酬凈額，應收財產收入-應付財產收入=財產收入凈額（下同）。通過合并，我們得出，居民部門的初次分配收入主要由勞動報酬凈額、財產收入凈額、營業盈余三項構成，加上再分配過程中的經常轉移凈額最終形成居民可支配收入。

　　勞動報酬凈額、財產收入凈額、營業盈余、經常轉移凈額分別對應于城鄉住戶調查數據中的工資性收入、財產凈收入、經營凈收入、轉移凈收入概念，只是核算方法、口徑存在差異，因此，透過資金流量表可以更全面地觀察到全體居民功能性收入分配的情況。

　　2、企業部門收入來源

　　企業部門初次分配總收入=該部門增加值-應付勞動者報酬-應付生產稅凈額+應收財產收入-應付財產收入；企業部門由非金融企業和金融機構構成，企業的財產收入凈額為負值，是主要的資金使用部門。如圖表3所示，企業部門的初次分配收入主要由營業盈余和財產收入凈額構成，為其員工交納的社保、住房公積金等納入企業向居民支付的勞動報酬中，計入初次分配過程。

　　3、政府部門收入來源

　　廣義政府部門初次分配總收入=該部門增加值-應付勞動者報酬-應付生產稅凈額+應收生產稅凈額+應收財產收入-應付財產收入；其中，生產稅凈額=生產稅-生產補貼。生產稅包括增值稅、消費稅、出口稅、車船使用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等。生產補貼作為負生產稅處理，包括農業生產補貼、政策虧損補貼、進口補貼等。簡而言之，政府初次分配收入主要來源于生產稅凈額和財產收入凈額，其中生產稅凈額主要反映間接稅的情況。

　　政府可支配總收入=該部門初次分配總收入+企業和居民支付的收入稅+居民應付社會保險繳款-向居民支付的社會保險福利-向企業、居民支付的社會補助+其他轉移；其中，收入稅是指所得稅、財產稅等；居民應付社會保險繳款-社會保險福利=社保繳款凈額。由于再分配圍繞政府部門展開，因此僅通過政府可支配收入變化就可以把握再分配環節所有變化，收入稅、居民社保繳款凈額是最主要的來源，收入稅可以反映直接稅的情況。

　　二、 中國宏觀收入分配格局變遷：三個基本判斷，兩個層次，六條主線

　　總體來看，第一，中國收入分配中居民拿走了“蛋糕”的大頭，企業次之，政府居于末位，但是居民收入分配占比與國際比偏低，與90年代初比偏低。三部門分走多少蛋糕由市場機制主導的初次分配決定，再分配難以逆轉初次分配格局，僅產生結構性調整。2018年，居民、企業和政府三部門初次分配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為61.19%、26.03%和12.79%；再分配后，三部門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別的比重為59.43%、21.84%和18.73%。

　　第二，90年代以來，以2008年“劉易斯拐點”為分水嶺，中國宏觀收入分配格局經歷兩個階段。1992-2008年，收入分配向企業、政府傾斜，“蛋糕”越做越大，居民卻越分越少，主要源于當時勞動相對過剩、資本稀缺，分配向資本傾斜，同時分稅制改革后政府的財政汲取能力大幅上升；2008年后，收入分配開始重新向居民傾斜，居民收入占比逐步回升，主要源于中國迎來劉易斯拐點，“用工荒”開始出現，分配向勞動傾斜。但房價上漲、互聯網平臺壟斷等因素相對扭曲了國民收入分配，導致居民收入的實際獲得感有限。

　　第三，從更深層次來看，當前中國分配格局的轉變背后是要素稀缺關系、經濟增長模式、發展邏輯的變遷。要素關系上，過去勞動力過剩、資本相對稀缺，伴隨人口紅利消退、人口老齡化程度加劇，出現勞動力結構性緊缺、資本相對過剩的局面；經濟增長模式上，中國逐步從高儲蓄支撐的投資驅動模式轉向消費驅動模式，從依靠外需向“以我為主”的內需拉動轉換；發展邏輯上，從重效率轉向重公平，越來越重視民生、重視公共資源均等化，整治學區房、課外教輔、吹風房地產稅試點、推進共同富裕，切實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數據上進一步佐證了我們的判斷，1992至2008年，居民部門初次分配收入占比從65.47%下降至歷史低點56.99%，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從68.09%下降至55.48%，降幅超10個百分點；企業、政府無論初次分配還是再分配環節，其收入占比都在上升。2008年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回升，至2018年為59.43%，企業和政府占比則開始下降（圖表5）。

　　在總量數據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進行了結構性分析，通過資金流量表研究了三部門收入來源的變化趨勢，更全面地展示了中國宏觀收入分配格局的全貌，并將其總結為兩個層次，六條主線。

　　（一）初次分配

　　1、勞動報酬作為聯系居民和企業的橋梁，是居民主要收入，也是企業主要支出。勞動報酬的趨勢性變化，導致居民企業收入分配出現“此消彼長”的蹺蹺板效應，從“利潤侵蝕工資”到收入分配占比呈現居民上、企業下的格局，但居民收入占比仍未回到本世紀初水平。

　　過去由于勞動力長期過剩，導致勞動報酬占比長期走低，帶動居民收入占比下行，企業收入占比相應上行。1992-2008年，居民部門勞動報酬凈額占比從33.48%降至30.31%，帶動居民部門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下滑至歷史低點。進一步，居民勞動報酬凈額來自政府和企業兩部門，通過比較發現，政府支付的勞動報酬占比在上升，說明導致居民勞動報酬大幅下降的原因是企業支付勞動報酬占比的大幅下降，從27.58%降至22.61%（圖表6）。由于壓低了勞動報酬，企業部門營業盈余在這段時間走高，帶動企業收入占比上升。這說明在中國經濟轉型初期，勞資雙方存在事實上的不平等，勞動者較企業處于弱勢地位，缺乏議價權。

　　2008至2018年，勞資關系逐漸改善，就業愈發規范化，居民勞動報酬占比持續上升，導致居民收入占比回升，企業收入占比相應下滑。2018年中國勞動報酬達到47.56萬億元，勞動報酬凈額為35.10萬億元，勞動報酬凈額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從2008的30.31%上升至38.39%，提高了8.08個百分點（圖表7）。帶動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比從56.99%上升至61.19%，企業收入占比則下降2.89個百分點。

　　一方面，隨著人口出生率不斷降低，勞動力市場供求發生轉變，市場環境對勞動者開始變得友好，進而導致工資上漲，勞動報酬提升。就業數據也提供了一定佐證，2007-2014年，全國新增就業人員年均284萬人，之后開始趨勢性下滑。2018年末，全國就業人員77586萬人，較2017年減少54萬人，與之前十年動輒二三百萬新增就業的情況相去甚遠。而與之相伴的，是求人倍率的不斷上升，2008年后求人倍率始終位于1以上（圖表8）。

　　另一方面，2008年《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企業用工更加規范，就業保障有所提高，加上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改革，社會保險費不斷提高，帶動勞動報酬占比上升。2008-2018年，全社會實際保險費率由12.5%升至20.3% 。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居民在宏觀分配格局中的地位不斷強化，但居民收入占比仍未回到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的平均水平。2018年，居民部門初次分配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為61.19%，而1992這一比重為65.47%。

　　2、2008年以來房地產市場快速發展與房價持續上漲，扭曲了國民收入分配，并部分抵消了居民收入占比上升的獲得感。

　　一方面，伴隨房地產市場快速發展、房價上漲，地價水漲船高，土地財政驅動企業資金向政府部門轉移，政府財政收入占比隨之上升。進一步地，受財政分權體制和GDP導向的人事考核體制的影響，地方政府在財政收入和GDP增長方面展開“競賽”，財政收入被用于基建，推動城市化，進而完善配套設施以促進招商引資，并拉動房價上漲。房價上漲，房地產空前繁榮，不僅帶動鋼鐵、水泥、玻璃、家具等行業發展，也推高了地價，政府收入又進一步上升。事實上，中國過去投資驅動型發展模式就是建立在這種循環機制上的。

　　上述趨勢反映到資金流量表中，就是政府部門財產收入中的土地租金項不斷上漲。魏眾（2014）研究指出，隨著房地產的繁榮，土地租金占比趨勢性上行，改變了政府利息收不抵支的局面，使得政府部門財產收入凈額占國民收入比重由負轉正（圖表9）。2018年，中國政府部門財產收入凈額占比為1.22%，僅地租收入占比就0.84%。作為比較，通過資金流量表計算的個人所得稅占比為1.52%。

　　另一方面，房價高企導致居民部門杠桿率快速攀升，房貸擠壓居民消費能力，導致居民剔除房貸后的可支配收入減少，同時利息支出持續上升，致使居民財政收入凈額持續低迷。居民財產收入主要來自存款利息，雖然隨著資本市場不斷完善，居民其他投資渠道有所拓寬，但利息收入占財產收入的比重仍高達80%。過去居民收入的下降，主要由于亞洲金融危機后，利率不斷下降。然而2000年后，紅利收入不斷提升，但居民財產收入依然持續低迷。背后原因在于住房貸款高增，加劇了利息支出，導致凈利息收入低迷，拖累了財產收入凈額的增長（圖表10和圖表11）。

　　3、伴隨工業化、城鎮化的不斷深入，個體工商戶、農戶等自雇型收入不斷下降。此外，近年來，美團、拼多多等互聯網平臺經濟的發展，進一步加速了自雇經濟的萎縮。

　　一般來說，經濟越發達、工業化程度越高，自雇經濟比例越低，自雇經濟會經歷“L”型發展，最終趨穩。而中國自雇經濟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下滑幅度較大，尚沒有趨穩的跡象。例如，2008-2018年，美國自雇經濟營業盈余占國民收入比重基本穩定在17%左右，德國約為11%，中國則從約10%的水平下降至6%的水平（圖表12）。

　　這種趨勢具有一定合理性，是中國經濟工業化、城鎮化、非農化、正規化的表現。個體經濟做大后轉變為企業，其收入歸為企業部門參與分配，表明經濟發展導致分配形式轉移。但我們也需看到，平臺經濟可能在這中間起到了加速作用。尤其近年來互聯網平臺向買菜、商超等領域延伸，大幅擠占了其收入空間，由于資金流量表有一定滯后性，平臺經濟的影響還沒有完全體現，2018年后自雇經濟收入占比的下滑可能還會持續，這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居民收入占比的增長。

　　2021年8月24日，國務院辦公廳發文同意建立由市場監管總局牽頭的扶持個體工商戶發展部際聯席會議制度。該制度旨在加強各部委之間的協作，統籌協調扶持個體工商戶發展工作中的重大事項。由此可見，國家頂層設計對于個體工商戶等自雇經濟，尤其是自雇經濟在穩定就業、促進創新、方便群眾生活等方面的作用較為重視。

　　4、近年來，政府讓利市場、持續推動減稅降費，企業收入占比在下降趨勢中有所反彈回升，而政府收入占比下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國過去減稅主要是減增值稅，雖力度較大，但間接稅的性質導致中小企業和居民的獲得感不強。

　　政府參與初次分配的方式是征收生產稅，提供生產補貼，生產稅凈額是政府主要收入來源。近年來，在“減稅降費”的宏觀調控思路指導下，政府部門在初次分配中不斷讓利。例如2017年增值稅“四檔并三檔”，“十三五”期間持續不斷稅收優惠政策等等。2008至2018年間，政府部門生產稅凈額收入占比從12.52%降至10.45%，同時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占比從14.09%降至12.79%。

　　前文所述，由于勞動報酬占比增長，帶動企業成本端支出增加，企業收入占比處于下行區間。但在政府讓利的背景下，近幾年企業收入占比有小幅回升，從2013年最低點25.21%回升至2018年的26.03%。

　　與此同時，生產稅非中性的特點，導致大量稅負實際由勞動者承擔，生產稅凈額上升1個百分點會導致勞動收入份額下降0.8個百分點左右 。所以，近年來生產稅凈額的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居民收入占比的提高。但也是因為減稅主要減的是增值稅，企業和居民的感知較弱，獲得感不強。

　　（二）再分配

　　1、近年來政府再分配調節力度正在加大，再分配過程中政府對企業、個人征收的所得稅收入占比有所上升。但由于當前中國仍以間接稅為主，導致政府部門主要在初次分配中征收以增值稅為代表的生產稅，而在再分配過程中調結構、促公平的力度有待進一步加強。

　　資金流量表數據顯示，收入稅占國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在分稅制改革前經歷了短暫下降，自1995年后開始持續上行。與1995年相比，2018年收入稅占比為5.38%，上升了3.87個百分點，其中70%以上由企業部門貢獻（圖表14）。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國稅制結構仍然以間接稅為主，生產稅凈額占比約為10%，是代表直接稅的收入稅的兩倍，再分配調節力度和發達國家仍存在差異。例如美國政府收入稅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為11.17%，而生產稅占初次分配收入比重為6.61%，德國相應比例為13.07%和9.49%。

　　當前社會公平與共同富裕成為政策的主基調，為強化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中國有必要提高直接稅比重，提高直接稅尤其是對高收入人群的征管力度，打擊大型跨國企業以及富有人群避稅行為，同時適當降低間接稅比重，加強政府在再分配中的作用。

　　2、近年來中國社保覆蓋面擴大、人口老齡化形勢加重，導致社保補貼不斷增加，為保障社會基本民生，政府部門社保凈收入由正轉負，且快速下降。

　　如前文所述，政府再分配環節中，收入稅是在不斷上漲的，但政府可支配收入占比卻在波動下滑，尤其是2012年后，已經連續6年保持下滑狀態。究其原因，主要由于社保覆蓋面的拓寬，社保支出增加所致。我們將社保繳款和社保福利合并為社保繳款凈額，如圖表15所示，2008年以前社保繳款凈額是上升的，反映出社保覆蓋面有限，社保開支相對不足等問題，尤其是對于農民和城鎮失業職工。而2008年后，隨著新農合、新農保的推廣以及城鎮社保的規范完善，社保繳款凈額開始逐漸下降。尤其是2013年后，社保繳款凈額持續為負，說明當期的社保繳款已經無法覆蓋社保福利的支出。

　　三、結語：推動聯動改革促進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

　　過去較長一段時間，中國經濟發展以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推動中國實現了持續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奇跡，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人均國民收入達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水平，人民生活質量極大提升。

　　但蛋糕做大的同時，分配的天平向企業、向政府傾斜，居民部門分得的蛋糕在不斷減少，也產生了諸多問題。例如，資本較勞動力更為強勢，導致勞動力“內卷化”嚴重，工人“職業病”等事件較多。

　　又如，房地產市場過快發展、房價高企對國民收入分配帶來扭曲。同時，高房價導致社會低欲望化，衍生出“躺平”等論調。

　　再如，“平臺-互聯網-企業-資本”結合的模式不斷發展，形成了新的壟斷，不僅擠占了自雇經濟發展，其內部也出現各種問題，包括非法定的外包雇傭關系導致基層勞動者得不到法定勞動保障，算法對勞動過程的精細化控制加劇一線勞動者被壓榨程度等等。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要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真正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國宏觀收入分配格局也正在不斷優化居民收入占比上升，政府持續加大初次分配中的讓利、加強再分配中的調節力度。但優化和改革分配制度并非一蹴而就，更不可能單兵作戰，要站在全局的視角，統籌推動財稅體系、資本市場、房地產、教育等領域的全面改革，切實提升居民收入獲得感。

　　以資本市場為例，經濟增長模式從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轉換，必然要求收入分配向居民傾斜。而在既定的增長軌道下，居民部門分得的蛋糕越多，意味著其他部門拿到的蛋糕要減少。這其中首當其沖的就是企業部門，導致企業可投入再生產的資金吃緊。因此優化中國收入分配格局，不僅需要政府加強“有形的手”調結構，還需要深化資本市場改革，不斷擴大直接融資占比，以市場“無形的手”為企業提供外源性融資。同時發達的資本市場，又能擴大居民的財產收入渠道、產生財富效應，形成實體經濟與金融市場的良性循環。

　　本文原發于財新

　　(本文作者介紹：粵開證券研究院副院長、首席宏觀研究員，注冊會計師，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財政學博士。新財富最佳分析師宏觀經濟第三名（團隊）。研究方向：宏觀經濟、財政理論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