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程實、張弘頊

　　強化基礎科學，做好跨周期調節。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背景下，以要素成本優勢為驅動的全球垂直化分工協作模式逐步瓦解。而以技術、人力資本、數據和市場等多要素共同驅動的區域性綜合價值鏈（以中、美、德為核心）正在并發形成。

　　我們認為，價值鏈由全球性向區域性逐步收斂反映了價值鏈上的三重變化：一是以大數據、人工智能和云計算為代表的新一代技術，促使價值鏈上主要經濟體通過智能技術開始相互滲透彼此上下游產業鏈；二是主要經濟體間的產業鏈滲透，引發了各國在數據安全問題上的擔憂；三是互聯網與金融資本在價值鏈上的擴張加劇了對局部產業鏈生產與制造環節的壟斷。

　　當前全球價值鏈的并發和重疊意味著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關系已由合作主導轉為正面競爭。而面對發達國家對中國在價值鏈上進一步的滲透與制裁，本文基于機器學習下的聚合（Clustering）分類（Classification）研究，根據哈佛大學和牛津大學提供的全球貿易品生產制造復雜程度指數，在全球5228種產品類別中系統性識別了當前中國高度進口依賴的88種“卡脖子”關鍵產品。進一步，我們圍繞基礎科學與資源要素配置兩個方面，對中國邁向中高端價值鏈給出了具體的政策建議。

　　全球價值鏈的重塑

　　過去30年來，伴隨全球貿易的自由化和一體化，跨國公司習慣將產品制造流程以要素比較優勢劃分為不同環節，再以中間品對各市場進行跨境外包，最終通過整合各國在協作與分工上的成本優勢，實現貿易成本最小化。然而，在新一代信息技術驅動下，原有的全球價值鏈體系正在被重塑，而這種重塑伴隨著全球價值鏈上的三重變化：

　　一是價值鏈垂直化分工正在瓦解。由于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價值鏈上中高端產品供應方可通過大數據、云計算和智能技術向價值鏈中下游進行滲透和取代。比如，通過訓練智能機器人對低端制造活動進行模仿和深度學習可部分實現對低技能勞動的替代。

　　二是價值鏈上數據安全受到重視。在以中、美、德為代表的核心市場利用自身市場規模和技術優勢相互進行產業滲透的過程中，數據安全性越發受到各國重視。此外，伴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民粹主義興起，歐美國家近年來重新重視制造環節，并有計劃地推動制造業回流。這也使得歐美國家對自身產業鏈的控制權與安全意識不斷強化，從而促使區域性的綜合產業鏈在中、美、德三國不斷并發式構建。

　　三是產業鏈上互聯網與金融資本壟斷加劇。數字制造從生產環節初期就需要龐大的數據進行分析預測，這使得數據提供者對制造業活動的引導控制大大加強。當前數據的創造和提供基本由全球互聯網巨頭掌控，利用龐大的客戶群體和數據對價值鏈的增值能力，以吸引大規模的金融資本從而“無限”放大數據對價值鏈上產品與服務壟斷的估值，最終控制價值鏈上每個環節的信貸活動。可以說，“金融+互聯網”正在不斷融合價值鏈上的制造與生產環節（如智能汽車）。

　　價值鏈上的三重變化意味著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產業關系已經由分工合作轉為正面競爭。

　　系統性研究中國價值鏈轉型的外部性挑戰

　　價值鏈重塑勢必對以制造業為核心的中國經濟帶來嚴峻的外部性挑戰。一是對中國產業鏈進行滲透。發達國家在制造業回流的過程中，正在利用大數據和智能設備替代低技能勞動，從而向價值鏈中低端關鍵環節不斷滲透，這對維護中國當前價值鏈的獨立性和完整性構成新的威脅和挑戰。二是圍繞技術與數據對中國實施制裁。發達國家通過對中國“卡脖子”的關鍵技術以及數據安全問題實施相關制裁，也將阻礙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上從中低端向中高端進一步轉型升級。

　　為了系統性了解發達國家可能對中國在價值鏈上下游的技術制裁和產業滲透，本文基于機器學習下的聚合分類研究，以微觀視角探索了當前中國在邁向中高端價值鏈上的具體瓶頸和阻力。

　　我們在國際6位數編碼的貿易產品類別中（共計5228種），剔除了上游資源性產品和終端消費品（共計2082種），選擇在剩余與制造業高度相關的3146種中間品和資本品中進行類別研究。基于中國對每一種進口產品的依賴度估算（以每項產品貿易進口額和該產品在主要出口國的市場占有率進行估計），發現共有88種中國高度依賴的進口產品（中位數依賴度水平為78.9%）。進一步，我們通過哈佛大學和牛津大學提供的全球出口產品生產制造復雜程度指標，發現了這88種產品均分布于中高端價值鏈上。

　　從中國依賴的主要進口市場（基于2019年進口比重）來看，中國對日本、德國、美國和韓國進口依賴合計超過60%（中位數水平）。其中，日本、德國和美國在這88種產品類別中均對中國都有出口，而韓國有86種出口產品。這顯示了發達國家對全球價值鏈在中高端的絕對控制權。

　　從產品類別來看，這88種產品中基本包括了中國官方公布的35項“卡脖子”關鍵技術（軟件和算法除外）。比如，以光刻機、航空引擎、重型燃氣輪機及真空蒸鍍機等“卡脖子”關鍵技術為代表的核反應堆、鍋爐及機械用具共占29項；以透射和掃描電鏡、高壓共軌系統、激光雷達、醫學影像、穩壓器和自動控制設備等關鍵技術為代表的光學、攝影、度量、檢查、精密及內外科儀器共占14項；以芯片、手機射頻器件、電力變壓器、傳感器等為代表的電動機械設備及其零件制品共占11項；以微球（應用于液晶屏幕的面板材料）為代表的化學類產品共占7項；以環氧樹脂（高端碳纖維）為代表的塑料制品占6項；以高端硼硅玻璃（疫苗玻璃瓶）為代表的玻璃制品共占4項；以光刻膠（應用于半導體）為代表的攝影或電影攝影用品占4項；以高端軸承鋼和高強度不銹鋼為代表的鋼鐵制品占2項。

　　強化基礎科學投入與集中要素資源支持

　　1）強化基礎科學：保證基礎科學投入的長期性與穩定性。創新是中國經濟發展質量變革的第一動力，而基礎科學研究是科技創新的源頭。在這88種資本品與中間品中，每一種產品都是基礎科學幾十年理論積累的產物。

　　然而，中國基礎科學研究短板依然突出。盡管“十四五”期間，中國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占研發經費投入比重有望達到8%左右，但仍遠低于發達國家平均15%以上的水平。

　　此外基礎科技經費支持結構不合理。中央財政對基礎研究投入占總投入比重超過95%，而企業對基礎科學投入卻占比不到1%。相比政府，企業才是將科技轉換為生產力的中間力量。但目前來看中國企業一般會將90%以上的投入投在新產品開發環節。

　　對于多數中國企業來說，保持長期持續和穩定的基礎科學投入是困難的。以美國發現引力波項目為例，正是由于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和美國科技公司幾十年來持續且不計回報的基礎科學投入，才能使得美國可以繼續引領顛覆性的科學創造。

　　2）做好跨周期調節：優化集中資源要素支持中高端制造業。制造業進一步的轉型升級是中國經濟持續平穩發展的核心支柱，而制造業的智能化使得數據成為價值鏈上生產制造環節中的關鍵生產要素。然而，全球價值鏈上的制造業活動正由全球互聯網巨頭和金融資本所控制。這是因為互聯網公司可依托龐大的數據體系快速發現市場需求從而引入金融資本，最終影響制造業在價值鏈上的布局和擴張。

　　防止互聯網和金融資本進一步在制造業活動上造成的壟斷性影響，以及保護中國居民個人網絡信息安全，是長期維護國家“公平與正義”發展大局關鍵之所在。我們認為，當前國家針對國內部分要素資源扭曲行業進行調整存在必要性與合理性，但我們建議政府對資源要素的集中與再平衡的最終方向應著力支持中國制造業領域的關鍵技術發展與突破。

　　本文原發于第一財經。

　　(本文作者介紹：工銀國際研究部主管，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領域為全球宏觀、中國宏觀和金融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