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維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經濟增長是一個新現象

　　對人類來說，經濟增長是個非常新的現象。從舊石器時代算起，人類已有250萬年的歷史，即便從智人算起也有20萬年歷史，而經濟增長只有250年歷史，相對于250萬年為萬分之一，相對于20萬年也僅有千分之一點二五，確實很短。工業革命之前，不增長是常態，增長是非常態，人們不會談論與增長相關的話題，更不會因為經濟停滯而著急。

　　在進入文明史的數千年里，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不要說從這一年到下一年之間沒有什么變化，甚至數代人之間也沒有太大差別。18世紀初普通英國人的生活并不比羅馬帝國時代好多少，平均壽命也沒有超過古羅馬人的平均壽命。就中國而言，直到20世紀70年代，絕大部分中國人的生活水平不比唐宋時期好多少，真正顯著的經濟增長，普通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過去40年發生的事情。

　　但過去200多年的經濟增長并不是一個均勻現象。伴隨經濟增長的出現，各國之間人均收入的差異也越來越大。1500年時，從全世界看，人均GDP東方和西方的差別也不是很大，但是從1820年開始，差距逐步擴大。到2000年時，最富有國家的人均GDP是最貧窮國家的上百倍。人均GDP最高的是西歐各國和文化制度同源國，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而中國遠遠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這被稱為“大分流”。這種大分流可以用人口數和GDP規模之間的相關系數來描述。1820年之前，這個相關系數基本都接近于1，也就是說，人口大國基本上就等于經濟大國。1820年的相關系數仍然達到0.9423，但此后這個系數開始迅速下降：1870年為0.6393，1913年為0.3404，1950年為0.1554，1973年為0.148。也就是說，到1973年的時候，人口規模與經濟規模之間沒有什么關系，人口大國可能是經濟小國，而人口小國可能是經濟大國。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人口數量當時占世界的20%，但GDP規模排在十三四位以外。只是在上世紀70年代之后的兩個十年間，隨著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顯著高于發達國家，大分流也在80年代末被大融合所取代。人口數和GDP規模之間的相關系數2003年上升到0.5185。

　　人類有好奇心，看到這種大增長和大分流，就想提供解釋。總結起來，學者們提供的解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第一類是地理決定論：一國的經濟增長由其所處的地理位置以及擁有的資源決定。其代表人物早期有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最近幾十年有歷史學界的加州學派、生物地理學家賈德·梅森·戴蒙德（Jared Diamond）、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Jeffery Sachs）等。第二類是人種決定論：經濟增長決定于人的智力，不同人種之間智力的差異導致了經濟增長的差異。這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解釋。第三類是文化決定論：宗教信仰、價值觀、倫理等文化因素決定經濟增長。其最著名的開創者和代表人物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Weber），他認為新教倫理塑造了資本主義精神，而儒家文化不利于經濟增長。第四類是制度決定論：社會經濟制度決定經濟增長。特別地，私有產權和市場經濟有利于經濟發展，財產公有和計劃經濟不利于經濟增長。制度決定論是大部分經濟學家持有的觀點，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道格拉斯·諾斯、達隆·阿齊默魯（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羅賓森（James Robinson）。我自己也持有這種觀點。特別地，我認為，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家精神是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有一個很好的例子來說明制度的作用。朝鮮和韓國原本是一個國家，“二戰”剛結束時，面臨的情況很接近，但經過幾十年發展以后，兩個國家完全不同。

　　容易帶來誤導的兩大經濟增長理論

　　經濟學家也是最近幾十年才開始關注制度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經濟學家在解釋經濟增長的時候，關注的主要是技術性變量，這些變量可以劃為兩大類：一類是存量，包括資本、勞動力和技術；另一類是流量，包括投資、消費和凈出口。這些概念都來自主流經濟學家的兩種思維方式：一種是供給側思維，另一種是需求側思維。第一種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增長理論，第二種屬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古典增長理論由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羅伯特·索羅（RobertSolow）于1956年創立。他在1957年又做了經驗研究，解密美國在1900年-1950年這半個世紀的經濟增長源于哪些因素。之后經過其他一些經濟學家的補充和完善，他的理論就成為主流的經濟增長理論。

　　在新古典增長理論中，整個經濟被當作一個“生產函數”：生產要素投入是自變量，產出是因變量（一般用GDP來衡量）。技術存量決定生產函數的形式。同樣的要素投入，技術越先進，總產出越高。最簡單的生產函數只包括勞動和資本兩種投入。遵循新古典范式，索羅假定經濟具有不變規模報酬的特征，勞動和資本各自貢獻的份額加起來就等于1，實際增長超出1的部分就是技術進步帶來的，被稱為“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縮寫為TFP）。這樣，比如說，如果勞動力投入和資本各增加1%，由要素投入導致的增長就是1%。如果實際產出增加了3%，那超出的2%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索羅1957的研究發現：美國在20世紀前50年的增長，將近80%來自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只有20%來自資本和勞動的貢獻。

　　這里，有必要對全要素生產率（TFP）做點說明。所謂全要素生產率，就是用勞動和資本不能解釋的，因而是一個剩余量，即回歸分析中的殘差。如果生產函數中增加一些其他投入變量（如土地、礦產資源），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就降低了。新古典經濟學假定經濟總是處于當下最有效的均衡狀態。在此假定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一定來自于技術進步。但這個假設是有問題的。經濟并不總是處于均衡狀態，新古典增長模型估算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既可能來自于技術進步，也可能來自資源配置效率的改進。這一點對我們理解中國過去40年的經濟增長很重要。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很大，主要是來自我后面講的企業家套利活動導致的配置效率的改進，來自人們工作積極性的提高。

　　新古典增長模型在解釋增長中占有主流地位，經濟學家用這個模型度量了幾乎每一個國家經濟增長情況。我這里舉幾個有關中國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的王小魯、樊綱、劉鵬用新古典增長模型對中國經濟增長進行了研究（《經濟研究》2009年第1期），他們發現：在1953年—1978年計劃經濟時期，中國GDP平均年增長6.15%，其中2.66%來自資本投入的增加，1.71%來來自勞動投入的增加，只有1.78%來自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占比不到29%。但在改革開放之后，無論哪個階段，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都大幅上升。比如1999年—2007年間，中國GDP平均年增長9.72%，其中全要素生產率年平均增長4.1%，占到整個貢獻的42%。

　　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德懷特?珀金斯（DwightPerkins）和匹茲堡大學的托馬斯?拉斯基（Thomas.G.Rawski）也曾對中國1952年-2005年的經濟增長情況進行過分析（2008年）。從他們的研究結果看，1952-1978年間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只占11%，其中1957-1978年的20年間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是負的（-13%），也就是說，產出增長遠低于投入增長，說明配置效率降低了。但改革開放之后，全要素生產率貢獻都是正的，而且相當高。尤其在1990年—1995年這段時間，經濟增長的57.3%來自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這是巨大的進步。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朱曉東教授2012年的研究發現，在1952年—1978年間，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對于經濟增長（按人均GDP算）的貢獻是-72.03%，而人力資本的貢獻達52.25%，按單位產出計算的資本的貢獻是116.15%，勞動參與的貢獻是3.63%。這意味雖然資本的投入非常大，但由于生產效率的降低，資源浪費嚴重，并沒有帶來應有的經濟增長。改革開放之后的1978年—2007年這三十年，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占比達77.89%。

　　當然，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究竟是多少，經濟學家之間存在著分歧，依賴于作者使用的數據和模型的設定。但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改革后顯著高于改革前，是沒有爭議的。我要強調的是，這種轉變主要不是由于中國自身有什么技術創新，而是由于激勵機制的改變，包括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都更有積極性了，表現出來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新古典增長理論存在什么問題呢？

　　第一，這個理論假定技術是外生的，就像天上掉下來的餡餅，沒有考慮什么因素推動了技術進步。

　　第二，新古典增長模型只關心資本的數量，不關心誰控制資本，誰來投資。在新古典模型中，不論誰投資，結果是一樣的。由于技術被假定是外生的，誰都無能為力，惟有資本是人可以控制的，新古典增長理論客觀上為政府主導投資提供了理論依據。這確實也是許多發展中國家信奉的理論。但實際上，誰投資比投資多少更重要，政府投資和企業家投資的效果完全不一樣。

　　這一點對理解中國經濟增長尤其重要。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的投資力度并不小，但沒有帶來好的經濟增長，就是因為這些投資由政府和國有企業主導，而來自私人企業家的投資為零。這才是真正的關鍵。

　　盡管新古典范式主導著經濟學的思維，但經濟學家還是逐步承認，技術并不是外生的。所以從上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開始，有些經濟學家試圖把技術進步內生化，提出了“內生增長理論”（endogenousgrowth theory）。內生增長理論的開創者保羅·羅默（Paul M.Romer）201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理論把技術進步模型化為知識生產問題，認為經濟增長主要來自知識的積累。由于知識的生產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的特征，并且一個人創造出來的知識誰都可以用，在政策導向上，內生增長理論認為政府應該重視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投入，同時，企業也應該加大研發投入（R&D）。但非常遺憾的是，內生增長理論中也沒有企業家的位置，其所講的技術進步是沒有創新的技術進步，因而并不能構成一個正確的增長理論。

　　另外一個主流的經濟增長理論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理論本來是用來解釋短期經濟波動的，而非經濟增長，但慢慢演變到最后，現在成了最時髦的解釋經濟增長的經濟學模型。今天在討論和預測經濟增長率時，經濟學家、政府官員、商界領袖、媒體人，甚至普通人，用的都是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

　　恩斯主義經濟學簡單地說就是總需求理論。相對于新古典增長模式從總供給（生產）方面研究經濟增長，凱恩斯主義理論是從需求方面思考經濟增長。這一理論建立在“總需求=投資+消費+凈出口”這個統計恒等式基礎上，因而認為經濟增長決定于投資、消費和凈出口這三個變量，如同新古典模型中經濟增長決定于資本、勞動和全要素生產率一樣。這就是俗稱的“三架馬車”增長理論。

　　這一理論的政策含義是什么呢？增長就是總需求的增長，因此政府可以干預、甚至操縱經濟增長，其主要辦法是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投資、消費和凈出口。中國現在還有一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目標，說過去40年是靠“投資拉動”和“出口拉動”，現在要從“投資拉動”和“出口拉動”轉向“消費拉動”、“擴大內需”。

　　很多政府官員特別喜歡這個理論，因為它給政府獲取和行使權力提供了正當性；很多經濟學家也都喜歡這個理論，因為它為經濟學家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官方統計年鑒每年都會公布相關數據，顯示消費、投資和貿易對經濟增長各貢獻了多少。但經常難以自圓其說，比如2009年GDP增長率為9.2%，其中來自最終消費的貢獻是50%，投資的貢獻是87.6%，這兩項加起來是137.4%，超過了100%，結論只能是貿易貢獻-37.4%。這是什么意思？一年的貿易做下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負的？是不是說如果那年把國際貿易關閉了，既不出口也不進口，中國的GDP增長率會提高3.5個百分點，達到16.9%？所以，我對這個理論的評價是“錯得離譜”。

　　首先，人類投資是為了什么？為了提高生產率，未來有更多的產出，從而人們可以生活得更好。但按照凱恩斯主義理論，投資的目的不是為了未來，而是為了增加當年的GDP，所以投資是否有效率，并不重要。這樣一來，如果鋼材過剩了，GDP（總需求）不足，怎么解決呢？那就再新建一個鋼廠，通過投資本身增加了總需求，消耗掉一部分原本過剩的鋼材，增長率就提高了。但這有什么意義？為什么要搞這么多浪費性的投資？人為創造的總需求，究竟對于國家未來有多少好處？沒人在意。

　　第二，消費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人人都知道消費是目的，人類生產的所有東西最終都是為了消費。但是按照凱恩斯主義理論，消費只是增加GDP的一個手段。2009年政府定的目標是GDP增長8%，為了“保8”，就鼓勵民眾消費，包括采取家電下鄉等各種政策，無論是吃飯還是穿衣，都為了實現8%這個目標。真是本末倒置！

　　第三，再看國際貿易。貿易使得國際分工成為可能，每個國家、每個地區、每個人都可以通過比較優勢受益。但按照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只有出口大于進口，貿易對GDP的貢獻才是正的；如果進口大于出口，貿易對GDP的貢獻就是負的。因為一國順差必有他國逆差，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把貿易從一個正和博弈變成一個零和博弈，為貿易保護主義提供了理論依據，與古老的重商主義沒什么區別。從統計數據可以看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有好幾年貿易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都是負的。如果真是這樣，那干脆把進出口貿易全部關掉，經濟增長不就更高嗎？

　　有些學者還用總需求理論測算中美貿易戰對中國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得出的結論是“影響不大”：即使中國和美國的貿易全部關閉，對中國GDP的影響也就2.4%。他們的結論是這樣得出的：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相當于中國GDP的3.6%，中國出口產品的增加值比重只占0.66，3.6%×0.66=2.4%。這種邏輯非常荒唐！就好比一座房子有四根柱子、住著4個人，你問一根柱子塌了還能住幾個人？回答是“3個”。

　　凱恩斯主義理論對國家經濟政策誤導太大，很多國家都是按照這套理論來管理經濟，所以問題越來越多。凱恩斯主義理論有點像鴉片，一旦吸上癮，再很難戒掉。經濟學家究竟應該怎樣理解經濟增長呢？  不妨回頭看看經濟學的起源。

　　經濟學和自然科學不一樣。自然科學總體上講是不斷進步的，今天發表的論文比過去的要正確，所以自然科學家不需要看幾百年前的研究成果，只看現在發表的東西即可。但社會科學不一樣，經常倒退，所以必須讀歷史，從古董里面找出正確的東西。

　　經濟學創始人亞當·斯密怎么理解經濟增長？他的著作《國富論》，英文全名直譯過來就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研究的是一個國家怎么變得富有。很可惜，他的增長理論被經濟學家慢慢遺忘了。斯密增長理論的核心是市場規模和勞動分工。斯密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財富增長，主要來自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靠技術進步，也就是現在講的創新；技術進步和創新取決于勞動分工和專業化；而勞動分工和專業化取決于市場規模的大小。市場規模越大，分工越細，專業化越深，創新就越多，勞動生產率越高，經濟增長越快；經濟增長以后，人們的收入提高了，市場規模進一步擴大，就形成了一個正向循環。這個正向循環里，市場規模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我們理解貿易和全球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非常重要。靜態看，市場規模不僅取決于人口數量，也取決于人均收入水平；動態看，市場規模決定人均收入水平。開放可以擴大市場規模，所以對經濟增長尤為重要。按照斯密的增長理論，經濟增長在本質上并不是一般經濟學家告訴大家的GDP提高3%、5%或8%，而是新產品、新技術、新產業的不斷出現。也就是說，總量增長和結構變化是不可分開的，沒有結構變化就不可能有總量增長。這確實是過去200多年里發生的事情。傳統社會里只有農業、冶金、陶瓷、手工藝等幾個行業，產品很簡單，其中農業占主導地位，其他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現在人類有多少個行業？按照國際的多層分類標準，僅出口產品，兩位數編碼的行業有97個，4位數編碼的行業有1222個，6位數編碼的行業有5053個，而且還在不斷增加。按照現在超市產品種類的統計口徑：200多年前人類生產的產品總數量只有102到103，現在則達到108-1010，也就是1億種至100億種。截止2021年3月21日，亞馬遜網站出售的產品就有75，138，297；如果把亞馬遜的電商包括進去，銷售的產品總數達到3.5億種。但亞當·斯密沒有講經濟增長正循環的核心驅動力是什么。市場是如何出現的？分工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創新又從何而來？這些問題在斯密看來有點像是自發產生的。100多年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提出了“創新”和“企業家精神”這兩個概念。在熊彼特看來，經濟增長=創新=企業家精神。企業家做的就是“創造性破壞”（creativedestruction），不斷創造出新產品、新技術、新市場、新的原材料和新的組織方式。這個理論非常深刻，我覺得可以永垂不朽，但很可惜他的理論至今沒有進入主流經濟學，我覺得這是經濟學家的愚蠢。人類就是這樣，一旦擁有一個框架，喜歡不停地再往里面放東西。如果再出現別的框架，全新的、顛覆性的理論，大家就很排斥，所有不符合原有框架的，都拒之門外。我本人很幸運，在1984年就寫了第一篇關于企業家的文章，1989年又出版了第一本關于企業家精神的書，研究企業家在中國相對較早。過去幾年，我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將斯密的增長理論和熊彼特的企業家理論結合在一起，概括出“斯密-熊彼特增長模型”，如下圖所示。

　　在我總結的斯密-熊彼特增長模型中，企業家處于中心地位。市場不是自然存在的、誰都可以看得見的。市場是被發現、創造出來的，企業家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發現市場、創造市場。分工和專業化其實也是企業家創造出來的。創造新的市場、新的產業，靠得是企業家的創新。經濟增長之后，要把增加的財富變成新的市場，也要靠企業家的創新。一般經濟學家做研究時，假定產業是給定的，但實際上并不是。產業是企業家創造出來的。比如，軟件產業是比爾·蓋茨創造的，APP產業是喬布斯創造的，原來都沒有。在經濟發展、人們收入提高以后，企業家不斷地創造新的市場、新的產品，因為一直生產原來的產品就會造成所謂的“產能過剩”，經濟不可能持續增長。這個理論很簡單，但是我認為用來解釋人類在過去250年里、或者中國在過去40年里的經濟增長是最好的，比現在經濟學家在教科書里講的經濟增長模型都要好，不會帶來誤導。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開始逐步全球一體化，市場不斷擴大，現在分工變成一個全球價值鏈，每個國家只做產業鏈中的一小段。技術進步層出不窮是過去幾百年才發生的事情，而做出這些貢獻的主要就是企業家。一般認為，自18世紀以來，世界經歷了三次工業革命，現在馬上要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或者已經進入。這幾次工業革命其實都是企業家創新的結果。當然，這并不是貶低科學家、發明家的作用。第一次工業革命與科學沒什么關系，而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科學發揮了很大作用，但如果沒有企業家，科學很難變成生產力。正是由于企業家的創新，才使人類積累的知識（包括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轉變為現實的生產力。企業家的創新也帶動了科學的發展。比如，熱力學就是研究蒸汽機的產物，化工學專業是石油化工的產物。

　　第一次工業革命是傳統產業---煤炭、冶金、紡織等的轉變。這些產業是怎么變化的？很簡單，1709年英國企業家亞伯拉罕·達比發明了焦炭煉鐵，改造了鋼鐵和煤炭業。煤炭原來只用于取暖，現在可以煉鐵。1712年英國企業家托馬斯·紐科門發明了蒸汽機，一開始用于為煤礦排積水，后來由瓦特將蒸汽機從往復運動變為旋轉運動，蒸汽機就變成了動力，徹底改變了紡織業和其他產業的動力源。一般認為是瓦特發明了蒸汽機，但如果沒有羅巴克和博爾頓這兩位杰出的企業家，瓦特大概一事無成。蒸汽機從低壓變成高壓，斯蒂文森父子發明了火車。火車需要蒸汽機車，誰能生產機車？最初就是紡織企業的附屬機械車間，后來逐漸獨立出來，成為全新的蒸汽機車產業。第二次工業革命創造了全新的產業，標志是電力和內燃機。托馬斯·愛迪生發明了電力照明產業。之后又出現電動機，電變成了動力，不再僅僅用于照明。有了電動機以后，家電產業出現了，剛開始是電風扇，后來是洗衣機等各種家電產品。現在全世界平均一個人至少有三臺電動機。德國企業家奧托發明了內燃機，之后出現了汽車產業。有了汽車之后需要燃料，這就帶動了石油冶煉，創造出石化工業，材料工業也隨之發生徹底改變。比如，過去做衣服只能用自然生產的棉花、皮動物毛和絲綢，現在可以用合成纖維。因此，前兩次工業革命都是企業家給我們帶來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更是如此，無論計算機硬件還是軟件，都來自企業家創新的結果。設想一下，如果沒有史蒂芬·喬布斯或者比爾·蓋茨，這個世界會是什么樣？這就是企業家對于經濟增長的意義。所以我要強調的是，當我們談論經濟增長時，要認識到，是企業家的行動決定了經濟增長，而不是說有一個客觀的經濟增長決定了企業家該做什么。一部經濟增長史，實際上就是企業家的創業、創新史，美國、英國、德國、日本如此，中國過去40年也如此。

　　企業家做兩件事：套利和創新

　　研究企業家的經濟學家并不多，除了熊彼特，還有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米塞斯和柯茲納等少數人。企業家究竟是干什么的？這幾年我自己對企業家不斷總結，我認為企業家就做兩件事：一件叫套利，一件叫創新。所謂套利就是發現不均衡，不均衡意味著有盈利的機會，發現不均衡就是發現盈利的機會，通過追逐利潤，最終糾正市場的錯誤，使得資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利潤機會逐漸減少，市場趨向新的均衡。這是米塞斯和柯茲納講的企業家。所謂創新就是創造不均衡，通過引入新產品、新的生產方式等，包括發現新的原材料、開辟新的市場、設計出新的組織形式，打破原來的均衡，創造新的潛在均衡點。這是熊彼特講的企業家。套用經濟學的“生產可行性邊界”概念，套利是將資源配置從非最優點的內點推向最優的邊界點，創新是將邊界向外推。當然，在現實中，套利和創新這兩個功能經常混合在一起。由此，我們可以把企業家分為兩類：套利型企業家和創新型企業家。比如硅谷的企業家基本都是創新型企業家，而華爾街的企業家基本上都是套利型企業家。比爾·蓋茨、斯蒂夫·喬布斯是創新企業家，喬治·索羅斯、艾倫·巴菲特則是套利企業家。古代的商人都是套利型企業家，創新型企業家是從工業革命開始出現的。司馬遷的《貨殖列傳》，或許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本企業家傳記，寫得都是套利企業家。當然，這只是一個簡化的分類，現實中，有些企業家既套利，又創新，也可能先期套利后期轉向創新，或者相反，先期創新后期轉向套利。經濟學家總是簡單假設人都是理性的，市場總是處于均衡狀態。舉個有關經濟學家的笑話：假設地上有一張20美元的鈔票，你是彎下腰撿還是不撿？經濟學的標準答案是“不撿”！為什么？因為它肯定是假鈔，如果是真的，早就被人撿走了。這就是經濟學家講的“均衡”的含義。但真實世界是這樣嗎？并非如此。鈔票是真是假，大多數人分不清，只有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少數人能看出真假，從而賺錢——這就是企業家的套利功能。

　　經濟學家把經濟學理解為資源配置的科學，認為市場的最大功能就是配置資源。我覺得這個看法有問題。市場的最大功能其實是帶來改變、進步，而經濟學家偏愛穩定和均衡。在我看來，就經濟增長而言，技術進步是第一位的，資源配置是第二位的。道理很簡單：如果僅僅是配置資源，一旦達到均衡狀態，經濟就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循環運轉，不會有任何增長，這就是熊彼特定義的循環流經濟或米塞斯說的均勻輪轉經濟。人類持續而顯著的經濟增長只是過去200多年的事情，這200多年里我們的所有進步主要不是來已有資源配置效率的改進，而是來自不斷創造的新技術、新產品、新資源。

　　理解中國經濟增長的邏輯

　　從斯密-熊彼特增長理論看中國經濟，簡單來說，過去40年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主要來自企業家的套利行為推動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改進，這樣的套利不僅包括中國本土企業家的套利，也包括外國企業家的套利。中國的經濟增長有相當比例是外國企業家通過他們的套利貢獻給我們的，外資企業的出口占到中國出口總量的40%以上就是一個證明。為什么套利可以帶來這么快的增長？很簡單。第一，長期的計劃體制嚴重扭曲了資源配置，使得改革后中國經濟內部出現了巨大的套利空間。改革開放初期干什么都可以賺錢，這是因為：一方面，在產品市場上什么都短缺，另一方面在要素市場上，包產到戶使得農業上可容納的勞動力大幅度減少，出現了大量的過剩勞動力，還有土地、資本，都沒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導致產品價格與要素價格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價差。第二，中國的開放政策使得生產可行性邊界外移，不僅給中國企業家，而且給外國企業家帶來了新的套利空間。因為一個經濟體原來用的技術另一個經濟體沒有，通過相互引進對方的技術，或者由于生產要素的稟賦不同，通過交換產品，都可以實現更大的生產可行性邊界。也就是說，僅僅開放就可以提供巨大的套利空間。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看到中國開放之后，不僅中國企業家能夠賺錢，而且外國企業家也能夠賺更多的錢。

　　中國可以低成本生產的東西在美國市場上很貴，美國市場上便宜的東西中國市場上很貴，企業家在中國生產第一類產品出口到美國，把第二類產品從美國進口到中國，都可以帶來中國經濟的增長，當然也提高了美國的經濟增長。但是下一步的增長會怎么樣呢？我覺得套利的空間越來越小了，增長也就越來越難，不僅中國的增長速度在下降，全球增長速度的下降也與此有關。特別是，過去發達國家的企業家在前面創新，中國的企業家跟在后面進行套利，現在容易套利的都套得差不多了，還有一些套利空間利用起來很難。比如外國企業發明了手機，中國企業生產手機套利，山寨手機很容易，但是山寨手機的生產模具就比較難。現在中國企業也可以生產模具了，但是我們發現制造模具的機器不是德國的就是日本的，連零件都沒有中國的，因為制造模具的設備的套利要求套利者自身有很高的技術積累，而這方面中國企業仍然有很大的欠缺。當套利空間逐步縮小、模仿的難度越來越大的時候，中國企業家怎么賺錢呢？只能靠創新了。外國的企業在中國套利賺錢也不容易了，也要靠創新。這就是未來中國的增長要由套利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的原因。過去40多年套利型企業家推動了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盡管這個轉型現在還沒有完成；未來則需要靠創新型企業家實現由配置效率改善驅動的增長，轉向創新、新技術驅動的增長。中國未來要依靠真正的創新。

　　以此來看，中國經濟未來10年能保持4-5%增長速度就很不錯了。因為，從歷史經驗看，靠創新驅動的增長很難超過3%。中國與發達國家還有差距，因而還有一定的套利空間，可以高一些，但也不可能高得太多！即便要達到這樣的增長速度，也要求我們在體制上做出大的改變。這是因為，與套利相比，創新有兩個基本特征：第一，創新有更大的不確定性；第二，創新需要更長的周期。這意味著，創新需要投資者和企業家對未來有一個穩定的預期。如果一個制度不能給大家一個穩定的預期，這個制度就不可能鼓勵企業家創新。穩定的預期只能來自法治。中國目前的體制整體上講，適合套利，不大鼓勵創新。

　　(本文作者介紹：原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