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宋效軍、李一陽

　　各家銀行的2020年年報已經陸續公布。六大行在抗擊疫情、讓利實體經濟等考驗中，仍然取得了優異的成績。作為我國銀行業的領頭羊，六大行的經營水平決定著我國金融發展的底色。在“十四五”這一歷史關鍵時期，持續關注六大行的經營情況和戰略布局，意義重大。 

　　經營情況 

　　在六大行披露的年報中，資產、風險、資本、金融資產、投資等詞匯的出現頻率較高，體現了銀行經營的特征。但具體使用情況也存在一些差別，如：在建行和郵儲的年報中，負債的頻次排名落后于其他行；交行年報中貸款的頻次排序落后于其他行；建行對于損失詞匯的使用則更加頻繁。值得注意的是，銀行經營的基礎——存款，并未進入前20大高頻詞匯排名（見表1）。 

　　表1 六大行2020年度報告詞頻統計表

　　2020年，銀行業經歷了疫情的考驗。六大行的經營指標也經歷了不小的波動，如利潤一度出現負增長。隨著疫情的好轉，銀行基本面持續改善，最終全年都取得了不錯的業績。六大行均保持了利潤的正增長，尤其是郵儲銀行的凈利潤增速達到5.38%，處于領先地位。 

　　資產 

　　2020年，得益于寬松的貨幣環境，六大行的資產規模快速擴大。尤其是工行、建行和農行三家分別增加了3.24萬億元、2.7萬億元和2.33萬億元，創歷史新高。相對而言，中行增量較小，與其體量并不相符。郵儲發力進一步鞏固了其第五大行的地位。2020年，建行、工行、郵儲在銀行業中的資產占比還略有上升。在規模快速擴張的同時，郵儲的貸款占比明顯低于其他行，這背后也反映出其客戶基礎有待夯實的問題（見表2）。 

　　表2 2020年六大行資產增長情況和結構

　　當然，在當前階段，規模并不能證明銀行實力和經營效率，我們甚至擔憂國有大行重新走入規模化發展的道路。資產快速擴張相當于以價換量，在服務實體經濟的同時，保持了凈利潤的微弱增長；同時，資本補充壓力也進一步加大。因此，規模擴張的路徑肯定無法持續。六大行最近幾年在銀行業總資產中的占比保持在略高于42%的水平。考慮到中小銀行的經營困境，該比值大概率會保持穩定（見表3）。 

　　表3 六大行資產在銀行業中的占比（%）

　　負債

　　六大行的資產負債比均在91%以上，其中郵儲最高，達到了94%。在存款的使用方面，交行、中行的存貸比分別達到了87.48%和82.96%，可以說非常的高；而郵儲只有53.22%。交行和中行的負債能力值得警惕，尤其是中行體量是交行的2.3倍，流動性比例為54.5%，比2019年還略有下降（建行、工行、農行同比都在上升，交行雖下降但絕對值達到69%）。郵儲負債資金充足，資產業務需要進一步提升（見表4）。 

　　表4 六大行負債端壓力

　　最近10年，各行存款在負債中的占比不斷下降。客觀而言，存款資金是所有負債中成本最小的資金，也是銀行整個經營正常運轉的核心支撐。存款資金占比下降，主動負債（非存款）上升：一方面是銀行資產負債管理能力在提升；另一方面也受資本補充推動債券發行等因素的影響。六大行中，工行、建行、農行存款規模都達到了20萬億元以上。2020年，建行存款規模達到20.34萬億元，反超了農行，也體現出吸收存款的激烈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存款結構中，工行對公存款規模遙遙領先，比第二位的建行多了3.24萬億元；而農行的個人存款則已經超過了工行，位居行業第一。最近幾年，農行在農村和縣域的優勢開始發力，個人存款持續超過同業。郵儲與農行的鄉村優勢較為趨同，個人存款也顯示出了超強的實力。郵儲的個人存款在總存款中的占比達到了九成，規模已經超過了中行，且具有良好的穩定性。隨著郵儲對公業務發力，其資產和負債將進入快速增長階段（見表5）。 

　　表5 六大行負債規模及結構

　　收入 

　　規模因素在收入增長中貢獻較大（見表6）。如建行年報顯示，規模因素使得其利息收入增長1154.05億元，而利率因素導致其利息收入下降357.81億元；工行規模因素導致其利息收入增長1066.89億元，利率因素導致其利息收入下降776.13億元。交行受限于資產擴張勢頭較弱，規模因素為其帶來的利息收入正增長幾乎與利息因素抵消。從利息因素看，六大行凈息差均同比減少（見圖1），郵儲的凈息差絕對值位居六大行首位，主要是由于其貸款收益率高于其他行。值得注意的是交行，其凈息差已經低于1.6%，再考慮不良率及其他成本，其業務或已不盈利。 

　　表6 五大行規模因素和利率因素對利息收入的影響

　　圖1 六大行凈息差比較

　　在非利息收入方面，六行出現了分化。2020年，工行、建行、交行非利息收入實現了正增長，且高于凈利潤增速，而中行、農行、郵儲則為負增長。尤其是農行的增速達到了-10.69%，主要是投資損益和公允價值變動所導致的。在細項方面，受監管調整，六大行銀行卡手續費收入均為負增長。其中，工行結算、清算和現金管理項收入最多，達到391億元；建行電子銀行業務收入最多，達到290億元；中行代理業務收入達到254億元，高于同業。非利息收入能夠體現銀行綜合服務的能力，中行、農行、郵儲可能需要加大非信貸業務的賦能（見表7）。 

　　表7 六大行非利息收入增速和占比

　　資本

　　自2013年開始采用新的計量方式后，六大行中除郵儲外，風險加權資產與總資產的比值緩步下滑到了60%左右，充分說明了各行在資產端結構調整的力度。郵儲由于上市時間較短，風險加權資產與總資產的比值整體呈上升趨勢。但即使上升，2020年郵儲該比值也只有49%。客觀而言，郵儲資產端業務可能尚未發力，資產結構調整的空間較大，未來不排除其在業務發展過程中主動提升該比值（見圖2）。 

　　圖2 2013~2020年六大行風險加權資產/總資產比值變化趨勢

　　由于規模快速擴張，即使風險加權資產的比重得到了良好的控制，六大行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仍普遍有所下降。資本充足率最高的是建行，達到17.06%，但比2019年末下降了0.46個百分點，這是六大行中唯一下降的銀行。在資本補充方面，六大行主要是補充了資本債。2020年，六大行通過發行債券補充資本的規模都在千億元級別。其中，農行和中行外部資本補充力度最大，位于六大行前兩位。中行在境內外資本市場成功發行28.2億美元優先股、900億元無固定期限資本債券和750億元二級資本債券；農行在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400億元二級資本債，1200億元減記型無固定期限資本債券。而建行發行的債券補充資本不到800萬元。工農中建均為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未來面臨的資本補充壓力會越來越大（見表8）。 

　　表8 六大行資本充足率比較

　　不良

　　除郵儲的不良率（0.88%）低于1%外，2020年其他五大行的不良率基本都在1.5%附近（見圖3）。從趨勢上看，2020年六大行不良率上升改變了2016年以來的下降趨勢。從各行的信息披露情況來看，不良率上升主要是受宏觀環境的影響。考慮到資產質量暴露的滯后性，2021年、2022年兩年的不良率上升的概率較大。當然，1.5%左右的不良率也是各行努力加大處置力度的結果。如工行2020年清收處置不良貸款2176億元，比2019年增加289億元，與農行、中行的凈利潤相當。我們認為，資產和價格決定各行的利潤總量，不良資產處置能力則決定著各行的利潤增量。從邏輯上看，影響六大行2020年凈利潤增長的主要因素是不良。在六大行中，郵儲撥備覆蓋率還在上升，達到了408.06%，較2019年末上升18.61個百分點；而其他五大行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郵儲的利潤增長存在釋放的空間。 

　　圖3 2011~2020年六大行不良率

　　從結構上看，六大行的資產質量情況還是受行業影響較大，對公的不良率要比個人業務高很多。在對公信貸的行業類別中，制造業和采礦業在各行都屬于不良率較高的行業。郵儲對公貸款余額不到2萬億元，總量不大，大幅降低了其總體不良率。建行不良率最高的是制造業和采礦業，其中制造業的不良率達到6%。工行不良率最高的是住宿/餐飲和批發零售業，分別達到14%和13.8%，雖然確實受到了疫情的影響，但達到兩位數還是超出預料，其他行的（中行有口徑差異）批發和零售行業不良率都在個位數。 

　　戰略競爭力分析 

　　業務戰略

　　傳統上，六大行各具特色，如工行的工商企業、農行和郵儲的縣域等。但在新形勢下，各行主要業務領域的戰略性優勢也在變化，一些行需要引起關注。 

　　對公業務。工行保持全面領先。2020年，工行對公條線營收達4033.71億元，比排名第二位的建行多了近1200億元；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達761.73億元，比排名第二位的農行多了300多億元。從最終的利潤來看，工行達到了1469.03億元，領先其他五大行一個數量級。建行過去也以對公業務見長，但對公條線的利潤總額已經位居第四位，僅達到工行的45.3%。考慮到規模因素，建行對公業務的利息凈收入并未“拖后腿”，其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不足，比農行還低100億元。與中行相比，建行的資產減值損失又多出了766億元，導致其形成的利潤反而低于中行。因此，建行需要考慮的是對公業務利潤的下降是為實體經濟讓利所導致的，還是對公業務經營能力有所下滑而產生的（見表9）。 

　　表9 六大行對公業務比較

　　零售銀行。建行處于領先地位，郵儲后發優勢不容小覷。零售轉型是前些年許多銀行業務轉型的熱點。在六大行中，建行處于領先位置，工行緊隨其后。2020年，建行零售條線實現利潤總額2060.47億元，比工行多出近320億元。工行的營收比建行要高，但建行的營業支出控制得更好，比工行低700多億元。從細項看，主要在于管理費用成本和資產減值損失的控制。在收入端，建行的傳統優勢主要在個人住房貸款領域，但隨著住房貸款集中度監管的實施，未來建行需要發掘新的零售業務增長點（見表10）。 

　　表10 六大行個人銀行業務比較

　　在其他銀行中，郵儲確立了零售銀行戰略，且集中在三農、城鄉居民、小微企業三類群體，客戶結構可能與一般以中高端人群為主的零售銀行（如招行）形成了差異。考慮到郵儲的區域優勢，未來其在零售端的后發優勢不容小覷。2020年，郵儲零售業務的營收已經超過中行，若加強支出管理，則有望迅速打破現有的頭部競爭格局。 

　　資管業務。銀行的資管業務主要是理財。2021年是資管新規過渡期的收官之年，也是大行理財業務深耕轉型發展、推進戰略布局的關鍵之年。從金融開放的角度講，我國銀行與國際銀行最主要的能力差距在于投研能力，理財業務是關鍵領域。因此，大型銀行紛紛布局成立理財子公司，構建專業化發展路徑，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在六大行中，工行的理財業務規模較大，非保本理財達2.7萬億元，是郵儲的三倍多。但在理財子公司的凈利潤方面，郵儲則較為領先。值得注意的是，建行集團的非保本理財規模已經被農行超過，子公司的規模也大幅落后于農行，子公司凈利潤更是在六大行中居于末位（見表11）。 

　　表11 六大行理財業務比較

　　普惠金融。建行在服務小微企業方面處于領先地位，農行和郵儲則非常重視三農。2020年，在國家政策的推動下，六大行支持小微企業的貸款利率進一步下降，為支持實體經濟做出了應有的貢獻。普惠金融既符合國家政策要求，也是各行為爭奪長尾客群大力實施的新戰略。在服務小微企業方面，建行表現搶眼，2020年末，建設銀行普惠金融貸款余額達1.45萬億元，較2019年增加4892億元，余額和新增均位列行業第一。年報中還披露，建行數字普惠模式成為央行制定普惠金融行業標準的基礎藍本。客觀而言，通過數字化手段，建行已經探索出了一條服務小微企業的成熟模式。在六大行中，工行服務小微企業的貸款規模和服務客戶數略顯單薄，與其行業領頭羊的地位不匹配（見表12）。 

　　表12 六大行普惠型小微企業業務比較

　　三農業務方面，農行和郵儲都單獨成立了相關事業部，并在管理架構上形成了較為體系化的管理路徑。農行積極構建“人工網點+自助銀行+惠農通服務點+互聯網金融服務+流動服務”的服務渠道體系，并且以縣域作為銜接農村的區域支點開展相關服務。大力發展縣域金融可能是一條推動鄉村振興的有效通道。郵儲的零售銀行戰略本身就帶有明顯的向鄉村、縣域傾斜的普惠性質。其他行中，建行的三農投入較多。受益于線上產品“裕農通”，2020年建行涉農貸款超過2萬億元，增幅達到了15.52%。 

　　中行和交行雖然在上述幾個戰略競爭領域表現不夠突出，但也有其獨特優勢。中行的特色是國際業務，但受國際經濟金融環境的影響，其優勢未能充分發揮。2020年末，中行海外商業銀行對集團利潤總額的貢獻度為18.83%，遠高于同業其他大行。因此，中行仍然是我國銀行業國際化的領頭羊，伴隨著金融開放，其未來的業務特色或將大放異彩。交行在體量上雖然不及其他大行，但其經營效率不容小覷。2020年，交行人均營收達到271萬元，人均凈利潤達到86萬元，大幅領先其他大行。未來，交行完全可以走精細化發展的路線，以持續提升效率和效能為目標，實現高質量發展（見圖4）。 

　　圖4 六大行人均營收和人均凈利潤比較

　　數字化戰略

　　從互聯網金融興起開始，大型銀行就在不斷嘗試數字化轉型。在疫情的沖擊下，銀行數字化節奏明顯加快。未來幾年，數字化將是決定銀行競爭地位的主變量。六大行積極布局金融科技，聚焦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重點技術領域，除郵儲外，其他五大行均已成立了專門的金融科技子公司。建行更是將金融科技明確定位為“三大戰略”之一。 

　　2020年，各大行繼續在金融科技領域加大投入，工行和建行在金融科技方面的投入均超過了200億元；工行、中行的資金投入增速達到了40%以上。在人員方面，工行的科技人員數量更是達到3.54萬人，比建行多2萬多人，占全行員工的8.1%（見表13）。 

　　表13 2020年六大行金融科技人員和資金投入

　　從社會評價看，工行和建行的金融科技處于相對領先的位置，已經開始對外賦能，而其他四大行則還處于場景建設階段。其中，郵儲的企業級系統架構處于建設階段。如郵儲年報顯示，其新一代個人業務核心系統建設順利推進，采用企業級建模和分布式架構；交行剛剛自主研發完成分布式技術架構。 

　　2020年，工行在銀保監會全國性銀行信息科技監管評級中獲評銀行業第一，連續七年領跑國內同業。工行有7項科技成果獲得中國人民銀行科技發展獎，其中分布式技術體系獲一等獎，獲獎數量同業最多。工行正在推進的ECOS，以“主機+開放平臺”雙核心為IT架構，打通了開放、共享的技術平臺共贏模式。工行云平臺已經在提供多個行業的云服務。從發展理念來看，工行正在構建一個龐大的技術生態圈。 

　　建行目前已經在開展技術輸出，包括智慧政務、云服務支持等。從年報信息看，建行金融科技最大的特色在于探索和創新，如其拓展區塊鏈技術在跨境貿易、智慧政務、供應鏈等領域的應用創新；物聯專網建設完成試點，物聯生態初具規模。尤其是建行率先設立量子金融應用實驗室，探索量子安全、量子通信和量子計算等舉措，非常超前。建行獲取專利授權564項，其中發明專利授權有368件，數量居國內銀行業首位。 

　　當然，六大行的數字化水平與互聯網企業相比還存在不小的差距，與平安、招行相比也有學習的空間。如工行和建行都在打造生活App。未來，大型銀行應當以更加開源的方式推動金融科技的發展。 

　　新形勢下的考驗 

　　外部環境復雜多變、新業態不斷出現，六大行面臨的外部考驗在逐漸增多，對重大趨勢變化要有充足的準備。 

　　產業互聯網的快速迭代

　　過去幾年，傳統銀行業沒能把握消費互聯網大發展的機遇，個人觸客場景幾乎被互聯網企業壟斷，銀行在支付、理財、信貸等領域的業務被大量蠶食。依靠前期積累的技術優勢和市場洞察經驗，互聯網企業正積極向生產端、流通端進軍，全面布局產業互聯網。一旦產業互聯網生態形成，傳統大型銀行的對公客戶優勢將消失，甚至會被排除在整個實體經濟循環體系之外。未來幾年，大型銀行若不能在產業互聯網中找到業務融合路徑，打造出自身的競爭壁壘，可能會被時代所淘汰。 

　　產業互聯網是利用數字技術，把產業各要素、各環節全部數字化、網絡化，推動業務流程生產方式的變革重組，進而形成新的產業協作、資源配置和價值創造體系。銀行在產業互聯網中并不具備優勢。從年報信息來看，六大行雖然都在開展數字化轉型，但只有工行非常清晰地描述了其在產業互聯網中的布局。工行有云平臺、API開放平臺、聚富通等一系列產業互聯網觸點，覆蓋了教育、醫療、黨建、旅游、農業等一大批產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工行在年報表述中提到了與消費互聯網平臺客戶的對接和合作。產業互聯網的發展并不是簡單的將產業進行數字化，更有效的路徑應當是B端和C端的融合，如騰訊企業微信與個人微信形成的生產消費循環。工行的布局非常前沿，其他幾家大行可能需要積極跟進。2020年，在市場領先的產業互聯網創新平臺中，沒有一家是大型銀行（見表14）。 

　　表14  2020年產業互聯網創新平臺排名

　　在與互聯網企業競爭的過程中，大型銀行的短板主要是缺乏良好的業務切入口。受自身能力約束，大型銀行難以像互聯網企業一樣為企業提供數字化轉型所需的技術工具。金融服務是在企業的經濟活動中產生的，而產業互聯網中大型銀行參與的入口局限于金融需求，對產業鏈的價值整合、增加貢獻較少。在跨界金融競爭趨勢下，大型銀行存在被排除在整個產業互聯網生態之外的風險。在金融服務模式上，大型銀行的經營重點還是在債權融資方面；而產業互聯網衍生出來的新產業、新企業往往需要的是股權投資。大型銀行牌照齊全，多數擁有理財、股權投資、債轉股等子公司，存在股權投資途徑，但在投資能力上難以與市場化機構和互聯網企業匹敵。 

　　綠色金融提出的新要求 

　　綠色金融是一個重大話題，六大行也非常重視綠色金融方面的信息公布。一方面，綠色金融關系到企業形象；另一方面，綠色金融也是積極適應未來能源—消費產業鏈變革的趨勢。六大行都占用了大量的篇幅披露綠色金融和環境績效相關的信息。工行、建行、郵儲直接明確標識ESG標準并進行了相關信息披露。綠色金融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銀行作為企業的自身經營，如碳排放、用水、用電、用紙等。當然，從各行公布的信息看，六大行存在一些差異，尤其是中行發布了數據中心的耗電量。我們認為，這一披露非常具有前瞻性。客觀而言，銀行都在大力開展數字化轉型，但大量的數據處理工作和數據中心建設將導致能源消耗大幅增加。大型銀行更要做好能耗平衡。另一方面是發展綠色金融業務。相對于前者，六大行做好綠色金融的意義和影響更加重大。商業銀行發展綠色金融，是踐行“十四五”綠色發展理念、推進“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目標的重要舉措，也是強化社會責任建設、實現自身可持續經營的必然要求。 

　　六大行中有三家銀行綠色信貸超過了1萬億元。工行綠色貸款余額達1.85萬億元，農行為1.51萬億元，建行為1.34萬億元。截至2020年末，銀行業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為11.95萬億元，比年初增長20.3%，其中單位綠色貸款余額為11.91萬億元，占同期企事業單位貸款的10.8%。六大行綠色信貸規模在銀行業中的比重充分體現了國有大行的社會擔當（見圖5）。

　　圖5 六大行綠色信貸在銀行業中的比重

　　我們預計，從2021年開始，六大行的綠色金融業務將進入快速發展階段。但在能力層面，大型銀行還面臨三重考驗：一是綠色產業存在一定的知識門檻，一些深層次的環境風險、綠色績效難以評判，由此產生的經濟效益評估也就更加困難。在銀行業務端，將直接體現為定價困難。二是環境效益的漸變性需要持續性的金融支持。銀行發展綠色金融的外部效應顯現周期可能會較長。大型銀行需要降低業務回報的階段性預期，優化以年度為節點的財務考核體系。三是碳達峰、碳中和要求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勢必會形成新一輪落后產能的出清問題，將會導致銀行業務端存量資產形成的風險壓力上升。 

　　外部競爭和博弈不斷加劇 

　　經過上一輪股份制改革，我國金融體系中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的可能主要是大型銀行，但六大行與國際領先銀行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從其海外資產規模、業務覆蓋范圍來看，仍然難以稱為國際性銀行。在業務層面，六大行的定價、風控以及金融市場交易、投行業務方面的能力相對較弱。在管理層面，六大行的內部激勵約束機制、員工晉升機制等方面的差距也影響戰略競爭決策效率和市場響應速度。在影響力方面，六大行仍然以吸收、學習國際銀行的經驗為主，知識、理念、規則的輸出仍然較為稀缺。當然，國際銀行的業務發展只需要對客戶和股東負責，而我們的六大行則需要承擔更多的金融改革、社會穩定等使命。 

　　由于在疫情中的強勁表現和持續開放的態度，我國經濟的資本吸引力不斷上升。資金大進大出的格局已基本形成，國有大行必須高度警惕股債匯等資本市場的異常活動，如要警惕亞洲金融危機重演。2021上半年，美國貨幣政策存在調整可能，外向型經濟可能在資本突然抽離后崩潰。目前，越南的貨幣持續升值，存在做空的空間和路徑。所以，六大行還要警惕國際機構直接惡意做空。在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德意志銀行的教訓殷鑒不遠。大型銀行普遍是上市企業，國際資本可借助穿透監管、惡意評級、基礎技術限制等，對國內大行形成市場打壓，獲取資本套利。因此，國有大行要在資本市場異動監測、市值管理、信息披露等方面做好功課。 

　　從年報信息來看，國有大行也在不斷加強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特別是中行、工行和建行開始尋找到一些新的國際業務發展路徑——平臺化。平臺化的方式，可以增加金融服務與經濟活動的關聯性，提升銀行在國際市場中的認可度。截至2020年末，中行已在全球舉辦72場跨境撮合對接會，服務來自全球125個國家和地區的3萬家中外企業，幫助企業成功實現貿易、投資、技術引進等一系列商務合作。工商銀行推出“環球撮合薈”跨境撮合平臺，提供接入全球產業鏈觸點。建設銀行開發了“全球撮合家”平臺，在線上精準對接和服務供需兩端，對穩外貿、穩外資和暢通產業鏈供應鏈發揮了重要作用。 

　　而在更高層次，六大行要提升國際競爭力可能需要更加堅實的貨幣基礎。中行年報中，公司、交易銀行、金融市場等業務板塊都描述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相關行動。伴隨著數字技術的興起，國際貨幣體系有可能打破以美元為中心的格局。未來，大型銀行在國際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在國際貿易合作中的定價權有望持續提升。 

　　國內外債務問題的持續影響 

　　債務問題相對宏觀，但疫情之后將對銀行業務經營和風險管理產生較大影響。自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量化寬松政策長期持續。在上一輪刺激政策尚未出清的情況下，受2020年疫情影響， 全球再次大放水。根據國際金融協會（IIF）的數據，2020年全球的債務總額增長了24萬億美元，達到281萬億美元，全球債務與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值達到了355%。此外，債券利率水平更是達到歷史低點（見圖6）。此前，已經有機構預警第四次債務危機即將來臨。債務問題將是全球經濟長期揮之不去的陰霾。 

　　圖6 美國、歐洲和日本的債券收益率

　　我國的債務問題雖然沒那么嚴重，但解決債務化問題的緊迫性越來越強。特別是在全球政策外溢性的影響下，我國經濟債務化問題難以避免。宏觀杠桿率呈現“增易去難”的現象。在2016~2018年去杠桿周期中，實體部門的杠桿率僅下降了不到2 個百分點，而2019年和2020年兩年就上升了近30個百分點（見圖7）。擴大負債的主要目標是為了刺激經濟，但在舊有經濟增長動能、全球貨幣、貿易和產業體系下，政策邊際效用不斷降低。極端政策已將邊際效應逼到極限。從銀行業資產規模（實體部門的負債）來看，其與GDP的比值仍然在不斷擴大（見圖8）。全球經濟似乎進入了以負債為驅動的怪圈，典型如歐洲。以負債驅動的經濟增長，妨礙了市場出清效率和企業經營的積極性，政策后遺癥可能長期存在。近期，小微企業、居民不斷擴大負債，大量的資金涌入房地產市場，推升了房屋價格。在住房市場空置率較高的情況下，住房價格的上升難以形成有效產業鏈價值傳導，對實體經濟的帶動作用幾乎為零。債務通縮問題開始浮出水面。 

　　圖7 宏觀杠桿率變化趨勢

　　圖8 銀行業總資產與GDP的比值 

　　一方面，銀行依靠實體經濟的負債需求發展業務，本身需要有足夠的風險承擔；另一方面，負債需求擴張過快或者金融供給推動負債快速上升，又會聚集風險，影響銀行資產負債的健康。六大行作為銀行主力軍，也很難在這一矛盾中找到平衡，尤其是一些結構性問題和市場定價體系不夠完善問題，影響銀行對宏觀風險和業務發展做出準確判斷。未來幾年，債務控制將是金融業一項重要命題。六大行體量龐大，2020年規模擴張也較快，為減小政策和市場調整帶來的沖擊，要對實體經濟債務趨勢或結構調整做出前瞻性安排。 

　　幾點建議 

　　六大行既要解決當前的突出問題，也要考慮中長期的布局。從各項挑戰和機遇出發，我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持續強化風險管控。維護金融穩定將是“十四五”期間的金融重點工作。六大行要進一步踐行穩健經營的理念，做好自身風險管控，提升應對外部風險沖擊的安全邊界，當好國家金融安全的壓艙石。當前，社會經濟處于疫后恢復階段。大型銀行都要做好儲蓄率下降、刺激政策退出、小微企業風險暴露等方面的應對準備，尤其要準備好應對房地產市場和地方債務兩大主要風險隱患。國有大行要全面梳理當前面臨的重大風險點和爆發的可能性，增強風險識別和預警能力，構建超過歷史經驗的極端場景風險防范預案，建立機構間的隔離機制和挽救機制；繼續高標準落實《巴塞爾協議Ⅲ》等監管要求，拓展資本補充渠道，增強總損失吸收能力；調整風險偏好，依靠實體經濟的韌性，夯實抵御風險的安全基礎。 

　　盡快找到特色化觸客渠道。互聯網的網絡效應本來就不利于后進場者。面對互聯網企業在消費互聯網中的強勢地位，以及疫情帶來的觸客渠道沖擊，大型銀行需要盡快找到特色化的觸客渠道。線上渠道要突破金融交易場景的架構限制，將線上渠道打造成為生活場景或者銀企信息交互場景，從客戶的日常非金融活動中挖掘金融服務。工銀e生活、建行生活App正在搭建生活場景生態，雖然是學習招行，但這是目前國有大行能夠實現的觸客路徑突破。國有大行還可憑借自身信譽，與政府開展深度合作， 如政務代辦、系統共建、信息共享等，在政府服務和服務政府中尋找產業互聯網中的觸客機會。客觀而言，國有大行線下物理渠道的資源也需要激活，要聚焦中老年人群、知識水平較低的人群等，突出金融服務的人文關懷。 

　　前瞻性優化資產結構。優化資產結構是銀行業最近幾年始終奮斗的方向，一方面是為了適應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降低風險加權資產對資本的占用。從2021年開始， 大型銀行資產結構調整的緊迫性進一步提升。疫情之后，企業為了尋求風險共擔，會優先選擇股權融資，而不是財務壓力更大的債務融資；個人則會更傾向于儲蓄或風險更低的理財產品，減少借貸行為。在銀行層面，其面臨的就不僅僅是當期資產或收入的損失，而是長期存在的資產荒問題。同時，面對綠色金融發展要求、支持科技創新要求以及住房貸款集中度管理要求，銀行資產端資源投放的客戶結構需要全面調整。“船大難掉頭”，六大行的資產結構優化布局要提早安排。 

　　要加大優化內部體制機制。六大行股份制改革后，公司制紅利不斷縮減，機構臃腫、部門銀行、市場反應遲鈍等備受詬病。國企改革是一塊“硬骨頭”，在新的發展階段，國有大行內部的體制機制優化亟待破題。即使國有銀行的產權特征決定了體制機制改革的復雜性，但在存量體系中也大有可為。國有大行要探索打破層級管理機制，避免總行和分行機關進一步淪為下任務和匯表格的機構；要探索人員管理的市場化，考慮在部分條線試點產品經理制和人員淘汰制，優化責任管理路徑和業務創新體系。數字技術為管理扁平化和崗位績效精準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如建行已經開始推行數字化員工績效考核平臺。未來，大行有望通過數字化從線性管理快速升級為網狀管理，推動管理決策向市場靠近，實現管理改革。 

　　要把握數字貨幣推廣中的機遇。六大行是數字人民幣的主要落地者，這對于六大行來說既是責任也是機會。數字貨幣帶來的影響不僅僅是賬戶體系的重構，更重要的是信息流與資金流的深度融合。互聯網企業通過信息流與物流或社會關系的融合創造了數字化的服務方式，打破了市場格局。在數字貨幣的推動下， 傳統銀行有望強化貨幣的信息內涵，在金融場景中形成對客戶生產生活活動的穿透。當前，這可能是傳統銀行改變與互聯網企業競爭態勢的重要機會，六大行要深挖數字貨幣在現有系統和平臺中流動可能帶來的客戶關系、服務模式變化。在更大的競爭范圍中，數字貨幣有可能改變現有的國際支付和結算體系。改變就意味著機會。六大行應當借助數字人民幣可能帶來的聚集效應，主動尋找業務突破口，提升自身在全球市場中的地位。 

　　要考慮從社會外溢性中獲取業務發展機會。金融發展到了當前階段，不能再只關注經濟效益。面對2008年金融危機和本次疫情的沖擊，全球金融體系的缺陷開始顯現。金融的杠桿效用使得社會財富加快向少數人聚集，金融中的一些短視和貪婪行為對經濟發展形成了阻礙。因此，我們需要打破現有的價值體系，轉換業務發展模式，重視金融行為的社會價值，降低對經濟價值的過度追逐，在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中實現金融健康發展。六大行在普惠金融、綠色金融等方面的積極探索，已經體現了其對金融社會效應的重視。從長遠出發，六大行還需積極探索，在商業模式和可持續方面多下工夫，實現金融與社會經濟的協同發展。 

　　新時代，新金融。六大行在2020年的經營中充分體現了國有銀行的擔當和使命。未來，六大行將堅持服務實體經濟、服務民生，在更高水平的改革開放中，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發展之路，續寫新時代金融新篇章。 

　　作者單位：中國建設銀行研究院銀行同業研究課題組，其中，宋效軍系中國建設銀行研究院副秘書長

　　(本文作者介紹：博士，高級經濟師，高級企業文化師，曾任中國建設銀行建國支行行長、北京市分行研究部總經理、辦公室主任，現供職建行研究院。主要研究領域：商業銀行實務與經營管理、金融風險管控、金融科技、國際經濟與法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