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李禮輝（中國銀行原行長）

　　近10年來，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數字化技術創新突飛猛進，越來越廣泛地應用于經濟金融領域。金融業的服務模式、管理模式和商業模式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頗有“顛覆性”意味的是，擁有算力優勢和數據資源優勢的金融科技平臺和數字化金融機構，在銀行業、保險業市場上橫沖直撞，急速擴張；而那些囿于傳統模式的金融機構被迫應戰，難免左支右絀。

　　最近，金融監管動作頻頻，針對金融違規行為所采取的問責和罰款力度前所未有。有人驚呼，“嚴監管”成為常態。我認為，近些年的金融監管確實加大了力度，但主色調是規范化監管，是針對新的金融業態進行監管上的補缺堵漏。與此同時，隨著《反壟斷法》的落地實施，預防和制止壟斷行為，保護市場公平競爭，將全面融入我們的經濟生活，進一步規范金融市場秩序。我們需要關注的是，在規范化監管和反壟斷環境中，金融科技如何健康發展。

　　第一，關于金融監管紅線與金融監管創新。

　　金融的業務性質是用別人的錢做自己的生意，金融的行業特征是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風險，金融的社會屬性是經濟樞紐、百姓錢包。因此，有效管控金融風險，維持金融穩定，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是成熟國家經濟和社會管理的底線，我國概莫能外。在金融領域，我國以法律法規的方式設定了一系列監管制度，明確了金融行為必須遵循的規則，也劃定了一些金融監管的紅線。主要的限制性規定包括，禁止非法證券發行、非法集資和非法金融交易，禁止無牌照經營金融業務，要求保持足夠的資本充足率和風險撥備，要求遵循財務會計準則保持財務數據的真實性和透明度，等等。

　　金融監管的紅線，是不能逾越的。例如：尚未獲得金融牌照的金融科技平臺如果經營或者變相經營金融業務，就是逾越紅線；已經獲得金融牌照的金融科技平臺，如果超越審批的范圍經營金融業務，也是逾越紅線；打擦邊球、在監管的灰色地帶大規模經營金融性質的業務，或者大面積、大幅度違背金融業務的資本要求，也可能被判定為逾越紅線。

　　不過，已經引起監管者特別關注的是，數字化技術的創新和應用，可能改變金融業的傳統模式。電商平臺、流量平臺也可以成為金融產品銷售的渠道，銀行、保險、資管和證券類的產品可以捆綁銷售或分拆銷售，已成為金融的新業態。這就需要監管創新。

　　一是金融監管制度創新。例如，應用區塊鏈等數字化技術，有可能構建大中小型金融機構共同參與的分布式賬本系統，形成金融機構互聯互通的技術平臺，實現信息共享、產品共享、服務共享，可以提供更高效率的金融服務。目前，在供應鏈金融、跨境支付結算、數字資產存證、保險核保理賠、庫存融資、資產證券化等金融場景中，數字化技術應用已初見成效。應該抓緊研究制訂相關的技術標準、業務規范和資本要求。又如，西方國家一直重視虛擬貨幣市場監管。2020年9月，歐盟委員會通過加密資產市場（MiCA）法規，規定加密資產發行人必須作為法人實體在歐盟運營和提供服務，要求加密資產發行者遵循一系列義務，加強消費者和投資者保護，對去中心化金融交易進行嚴格管制。美國一方面允許行政許可的虛擬貨幣交易，例如開放比特幣期權期貨交易市場；另一方面對未經批準的去中心化金融從嚴監管，嚴懲違反法規的虛擬貨幣衍生交易平臺。我們應該未雨綢繆，研究去中心化金融的監管課題。

　　二是金融監管技術創新。人民銀行于2019年啟動金融科技創新監管試點，將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集成應用于建立數字化金融監管系統。這個金融科技監管系統可以對錯綜復雜的數據組進行快速解耦和組合，可以共享多方監管數據，可以執行一致化的合規標準，可以通過數據挖掘釋放數據價值，可以自動生成監管報告和解決方案。數字化金融監管系統應該由金融監管部門共建共享，應該覆蓋所有的金融機構，應該穿透不同領域的金融市場和金融業務，從而實現金融監管全流程、全方位的智能化，超越流程復雜、耗費資源的現場監管，降低監管成本和被監管成本。

　　第二，關于金融反壟斷與分布式商業模式。

　　根據《反壟斷法》的規定，壟斷行為包括經營者達成壟斷協議，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

　　金融業具有區別于其他行業的固有特性，判別金融領域的壟斷行為應該注意3個方面。一是金融業具有金融產品和服務趨同的特性，因市場機制導致的利率和服務價格趨同，反映了利率市場化的結果，應該不屬于壟斷協議及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二是金融業普遍實行風險定價機制，因交易相對人即客戶信用等級不同引起的風險定價差別，應該不屬于不公平高價或不公平低價。三是由股權關系和合同方式取得控制權所導致的經營者集中是否構成壟斷，焦點應該在于集中的程度是否形成可能具有排除、限制金融競爭的效果。

　　經過幾十年的改革發展，我國傳統的金融業已形成不那么集中的市場格局，例如，銀行業6家大型商業銀行可以視作獨立的市場主體，所占市場比重加總小于50%。傳統金融業是否觸碰反壟斷法，關鍵在于是否存在壟斷協議、是否存在逾越法規限制的經營者集中，這是相對容易求證的。

　　金融反壟斷的難點可能在于，掌握了數據要素資源優勢的個別金融科技平臺，如果推出的主要產品和服務確實能夠解決傳統金融機構無法顧及的長尾客戶的金融需求，確實能夠擴大普惠金融的面積，是否屬于利用數據壟斷、濫用支配地位、排除市場競爭的壟斷行為，需要審慎判定。

　　往前看，我們還需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全新的“分布式商業模式”是否形成經營者集中、構成壟斷？分布式商業是一種由多個具有對等地位的商業利益共同體所建立的新型商業模式，可以重構生產要素在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格局，總體上從集中式導向分布式，不同參與方具有的技術、資本、數據、客戶、渠道等差異化優勢，可以通過資源協調和智能協同的方式進行整合，通過交換與合作獲益，避免浪費機會成本，擺脫傳統商業模式下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局部最優，創造帕累托最優，追求產業鏈、供應鏈各個環節的結構性協調，實現全局優化。

　　第三，關于數據要素資源配置與個人隱私保護。

　　在數字經濟時代，金融機構廣泛應用數據，深度依賴數據，數據成為金融業的生產要素，算力成為競爭力。《2020胡潤全球獨角獸榜》中，蟬聯全球第一、第二大獨角獸的都是中國的企業，主要原因是，這類企業身處中國大市場，擁有超大規模的數據要素資源，同時具有超強的算力。

　　有關數據的金融監管政策將影響金融科技發展的方向。

　　一是制度性數據孤島可能被打破。

　　由政府行政部門、公共服務機構、社會團體、公益組織等具有公共屬性的機構所收集和存儲的各類數據，經過脫敏處理消除個人標記之后，應屬于公共數據。目前的問題在于公共數據的部門所有制，導致制度性的數據孤島，影響公共數據資源的開放共享和價值發掘。例如，涉及企業法人的信用數據，分散在金融監管部門、金融機構、工商行政管理、稅務、海關等不同的征信系統中，標準不盡相同，口徑不盡相同。

　　今后，國家可能建立標準統一的公共統計制度，建立集中統一的公共數據庫，建立互聯共享的公共數據應用系統，形成能夠支持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這就可以充分挖掘公共數據，將數據挖掘結果用于宏觀經濟管理和規劃，用于供給側和需求側的結構性改革，用于產業鏈的布局和流程改進，用于城市智能管理系統；同時可以將數據挖掘結果用于扶持企業的生產和經營，用于生產商的產品和服務優化，用于經銷商的采購和物流優化。

　　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中，有可能建立跨局域數據共享的征信系統，整合不同部門的數據資源，執行統一標準，采集企業和個人的金融業務、工商登記、稅費繳納、國際貿易、市場誠信等信息數據，注重為小微企業積累信用記錄，賦予信用標記，實現信用增值。

　　二是個人數據隱私將加強保護。

　　萬物互聯意味著數據的集合，但集合并不能自動解決數據壟斷問題。數據壟斷當然可以成為數據占有者的資源優勢和競爭優勢，但站在國家的立場，將強化反數據壟斷，強調保護個人數據隱私。中國的國情與西方國家不同，我們不會照搬西方法律，但應該會強調數據所有者對隱私數據的基本權利。例如，規定企業收集及處理數據必須得到數據所有者明確的同意，規定企業不得超越約定范圍收集、處理和使用數據，同時給予數據所有者要求數據占有者刪除涉及本人隱私數據的權利。金融科技平臺應該切實做到有效保護個人數據隱私，這將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石。

　　三是通過技術創新實現數據資源共享和安全應用。

　　例如，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牽頭研發金融業數據要素融合應用系統。這個系統基于數據安全協議，集成運用多方計算、聯邦學習、數據脫敏、差分隱私、可信計算等技術，可以利用多個參與方的數據，將散落在不同局域的數據聯合起來轉換成有價值的知識，同時可以保護數據隱私，實現數據可用不可見，形成一個支持安全多方檢索、安全多方計算、安全多方學習、安全多方推理的智能化應用框架，在實現數據共享的同時保護數據隱私，在提升數據資源價值的同時保護數據安全。

　　本文原發于網易

　　(本文作者介紹：全國人大財經委委員、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區塊鏈研究組組長、中國銀行原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