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者 夏春

　　在3月31日宣布以增加企業稅來支持為期8年、投資規模約2.3萬億美元的“美國就業計劃”之后，拜登政府計劃在4月28日宣布以增加富人稅來支持投資規模約1.5萬億美元的“美國家庭計劃”。

　　在新的稅改方案下，企業所得稅率將從特朗普稅改后的單一21%提高到28%，企業海外分支機構的利潤稅率將增加一倍至21%；同時，年收入超40萬美元的個人支付的最高邊際所得稅率將從特朗普稅改后的37%回歸之前的39.6%，而年收入超100萬美元的個人支付的資本利得稅將從特朗普稅改后的20%同樣上調到39.6%（接近1976-78年的39.8%）。

　　以上稅率都是聯邦政府層面的，不包括州政府設立的企業和個人所得稅率。此外，拜登政府也在考慮提高富人遺產稅。

　　筆者分別在《為什么企業稅率增減難以改變GDP增速？》和《拜登富人稅改革折射經濟學思想的巨變》兩篇文章中分析了企業和個人所得稅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本文集中研究資本利得稅率翻倍對股市的潛在沖擊。

　　資本利得稅率翻倍的考慮

　　拜登的企業與個人所得稅改革與競選期間的計劃一致，符合市場的預期。但資本利得稅的近乎翻倍則令市場意外。

　　按照目前美國的稅制，個人投資一年內賣出獲利的收入，按照個人所得稅進行納稅，而資本利得稅針對持有期超過一年的實際獲利征收，獲利少于4萬美元免稅，獲利4萬至44.145萬美元的稅率為15%，超過44.145萬美元的稅率為20%。此外，奧巴馬醫改法案設立了投資收益附加稅，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個人，稅率為3.8%。按照新的資本利得稅率，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個人面對的總資本增值稅就高到43.8%?？紤]到州層面的資本利得稅，紐約和加州的富豪面對的總資本增值稅分別達到52.22%和56.7%。

　　拜登政府將富豪的資本利得稅最高邊際稅率提升到和個人所得最高邊際稅率一樣的39.6%，目的是改變過去前者遠低于后者，主要依靠資本積累財富的富豪實際支付的稅率遠低于主要依靠勞動收入的個人的不公平現象。

　　里根政府執政8年期間，將個人所得最高邊際稅率從70%先后降至28%，資本利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則從28%降至20%再回到28%，兩者一致。但之后的個人所得稅率幾經變動（邊際最高是克林頓執政時的39.6%），始終等于或者明顯高于資本利得稅率（邊際最低是小布什執政時的15%）。如果拜登的稅改方案獲得國會通過，這將是里根與老布什政府以來，資本與勞動所得再一次支付相同的最高邊際稅率。

　　美國基準利率在過去40年從高到低的變化帶來的股債雙牛，使得資本擁有者財富不斷累積，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衡量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指標在疫情前逐漸回歸到一戰開始前的水平，而新冠疫情使得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而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占GDP比重達到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承諾重新調整分配結構，解決國家債務危機，正是拜登成功當選總統的原因之一。

　　資本利得稅率翻倍的的沖擊大嗎？

　　根據美聯儲局數據，目前美國最富有的1%人擁有逾半上市公司和互惠基金證券資產，隨后9%最富有的人擁有超過三分一證券資產，即美國最富有的前10%美國人擁有超過88%證券資產。

　　如果新的資本利得稅率有機會在國會通過，前10%的美國人有可能在新稅制生效前賣出一部分資產，享受原有的低稅率，這自然會給資本市場帶來壓力。不過仔細觀察歷史數據，我們認為不必過度擔心資本利得稅率翻倍的影響。

　　首先，歷史上資本利得稅率的增減，對股市的影響都很短暫（通常在一個季度內），而且并不存在明顯的相關性，股市可能在增稅后上漲，也可能在減稅后下跌（下圖紅線代表資本利得稅增加，綠色代表下降）。

　　例如2013年的增稅生效前，美國最富裕的家庭賣掉了1%的股票以享受原有的低稅率，但在生效后一個季度內他們買回的股票占比就有4%。

　　歸根到底，對資本市場走勢影響更大的是經濟基本面的收縮與擴展，金融條件的松緊程度以及不同資產之間的估值高低。無論是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還是資本利得稅的稅率變化，對資本市場的影響都較為短暫。

　　其次，美國國稅局2018年的數據顯示，調整后總收入在百萬美元以上且有資本損益的人僅占美國納稅人總數的0.32%。對比前10%的美國富人持有88%的證券資產，可見他們習慣于長期持有資產、很少輕易變現、上市公司也更樂于回購股票而非分紅。

　　資本利得稅率和交易頻率存在明顯的負相關性，因此，稅率上調后，個人變現頻率可能會變得更少、公司回購可能增加，這些反而更加有利于美國股市在長期穩定向上。

　　換句話說，拜登政府希望通過提高資本利得稅率來降低貧富差距的想法，可能不及將個人所得稅率進行更大幅度的上調來得有效。當然，資本利得稅率最終調整幅度，很可能是拜登政府與國會進行討價還價的一個籌碼。

　　解決疫情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的另類方案

　　針對疫情后美國貧富差距的急速擴大，以及美國政府財政壓力的上升，一直為稅制改革提供研究支持的加州伯克利大學經濟系教授Emmanuel Saez和Gabriel Zucman提出了一個一次性征收資本利得稅的方案。

　　具體來說，福布斯在今年3月底公布美國657位億萬富翁及親屬擁有4.26萬億美元財富（去年3月底為3.11萬億美元），其中2.7萬億美元是沒有繳稅的資本利得。如果這部分獲利不變現，即使提高資本利得稅率也沒有意義。

　　Saez和Zucman提議對這一部分的資本利得征收按照拜登稅改（即資本利得稅率39.6%加上現有的投資收益附加稅3.8%）進行一次性征收，分10年來支付，就可以籌集1萬多億美元。

　　通過記錄這些家庭在3月底或者將來實際執行開始時的資本價值和需要繳納的利得稅，未來變現時可以避免雙重征稅。由于涉及的人數非常少，操作起來方便易行。

　　盡管這一提議真正被執行的可能性極小，但考慮到民主黨近年的加稅新思想主要來自于學院派經濟學家，他們的主張值得市場密切關注。

　　即使新的稅改方案可能在國會遇到阻力，拜登政府也可以選擇阻力較小的方案，向國會申請增加對美國國稅局的撥款。多個研究認為，只要國稅局加大審計力度和改變方向（過去主要調查窮州而非富州），就可以在聯邦不加稅的前提下、在接下來十年征收高達1萬億美元的稅款。

　　回顧美國二戰以來的歷史，歷任總統都會就企業或個人所得稅，資本利得稅進行或多或少的調整。盡管拜登政府的增稅方案會面對多數共和黨議員（他們反對增稅）和少數民主黨議員（他們認為增稅幅度不足）的挑戰，但支持向富豪增稅的民意非常清晰。

　　今年1月Reuters/Ipsos進行民意調查顯示，在受訪的4，441名民眾當中，高達64%同意“超級富豪每年應繳更多稅來支持與公眾有關的計劃”。77%民主黨人贊同開征富人稅，共和黨也有53%表示支持。

　　類似的調查結果非常多，拜登稅改有著廣泛的民意支持與現實需要。特別值得強調的是，傳統主張減稅的經濟學理論，早已被現實數據所證偽，而特朗普夸耀的減稅效果與現實的脫節，只不過再一次說明減稅理論的失敗。對此感興趣的朋友，可以閱讀筆者在《為什么企業稅率增減難以改變GDP增速？》和《拜登富人稅改革折射經濟學思想的巨變》一兩篇文章中的解釋。

　　結語

　　筆者通過一系列文章回顧了70年代興起的“芝加哥學派”思想在里根和撒切爾政府以減稅和放松監管等形式正式執行后，效仿者眾，對全球經濟和市場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新一代經濟學家已經對此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其增稅與加強監管的主張逐漸獲得各國政府的認同。無論拜登政府的稅改能否成功，無論對大企業的嚴監管如何執行，一個稅制重新調整，貧富差距被抑制的時代即將到來。

　　(本文作者介紹：諾亞控股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