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任澤平、華炎雪、羅志恒等

　　2021年3月18-19日，中美舉行了美國新政府以來首次高層戰略會談，落實兩國元首的通話精神。高層戰略會談共分為三場，圍繞內外政策、中美關系以及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地區問題等展開。

　　此次會談相較以往更為激烈和直接，分歧與共識并存。首先，中方在涉及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問題上闡明了堅定立場。明確指出，“主權和領土完整是重大原則問題。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特別是要尊重和照顧彼此核心利益與重大關切”。其次，中美在具體領域合作及問題達成一定共識。如在氣候變化領域，雙方將建立中美氣候變化聯合工作組；同意就經貿、兩軍、執法、人文、衛生、網絡安全以及氣候變化、伊朗核、阿富汗、朝鮮半島、緬甸等一系列問題保持和加強溝通協調等。布林肯談到，“在伊朗、朝鮮、阿富汗和氣候問題上，我們的利益有交集。在經濟、貿易、科技議題上，我們正在與國會、盟友和伙伴密切協商審視這些問題。我們將繼續以充分保護和增加我們勞工和企業利益的方式發展”。

　　中方與美方新政府的首次會談意義是積極的，代表中美兩國避免誤解誤判、避免沖突對抗、努力解決分歧的決心。中方表態，“這次對話是有益的，有利于增進相互了解……在此基礎上，中方對中美繼續對話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美方表示，“我們在會談中闡明了我們的優先事項和意圖，并聽取了中方的優先事項和意圖。在會談開始和結束時我們都有清晰的認知。我們將返回華盛頓，評估當前情勢，也將在未來繼續與伙伴和盟友磋商。”

　　但中美關系的本質是霸權國對新興崛起大國的遏制，兩黨已達成對華強硬的共識，我們要對中美形勢的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有清醒的認識和準備。2020年7月21日公布的民主黨綱領強調，“民主黨將與盟國一道，發動世界上超過一半的經濟體制衡中國，并盡可能從最強有力的位置進行談判。”“我們相信，歐洲是我們與中國競爭的天然伙伴。”。

　　拜登與特朗普對華思想的異同：特朗普改變了奧巴馬時期的外交政策，拜登將予以糾正。但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拜登必然會維護美國利益，在避免冷戰、脫鉤的基礎上制衡中國。拜登與特朗普均將中國的崛起視為對美國的挑戰。但拜登與特朗普在對華策略上有區別，核心在于拜登反對特朗普的單邊遏制、逆全球化的思想，希望通過聯合盟友制衡中國。

　　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已升級至貿易、科技、金融、外交、地緣政治、國際輿論、國際規則等全領域。美方試圖通過貿易戰收取關稅利益并讓制造業回流美國，通過科技戰遏制中國創新活力，通過金融戰獲得更多打擊中國經濟的手段，通過地緣戰搞亂中國及周邊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通過輿論戰混淆是非欺騙世界人民。最根本也是最本質的是遏制中國崛起、維護美國霸權，這就是美方的底牌。

　　具體來看，在經貿領域，美對華加征關稅規模不斷擴大、稅率不斷提高，簽署《美加墨自貿協定》設置“毒丸條款”針對中國。在金融領域，美國發起對中資銀行的調查，強行認定中國為“匯率操縱國”，阻止中資企業赴美上市、禁止美國養老基金投資中國市場等。在科技領域，美國禁售、打壓華為、海康、大華等高科技企業，彰顯遏制中國高科技意圖。地緣政治領域，美國插手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事務挑戰主權及領土完整；制裁對華相對友好的國家，間接挑戰中國海外經濟和政治利益；削弱并污名化中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在國際組織與規則領域，美國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和發展中國家地位等，單方面施壓WTO修改國際規則。在國際輿論領域，美國基本把控傳統媒體、新興社交媒體輿論，聯合盟友共同詆毀中國國際形象，抹黑中國“一帶一路”倡議。

　　隨著中國經濟崛起、中美產業分工從互補走向競爭以及中美在價值觀、意識形態、國家治理上的差異愈發凸顯，美國政界對中國的看法發生重大轉變，鷹派言論不斷抬頭，部分美方人士認為中國是政治上的威權主義、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貿易上的重商主義、國際關系上的新擴張主義，是對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戰。中國經濟崛起挑戰美國經濟霸權，中國進軍高科技挑戰美國高科技壟斷地位，中國重商主義挑戰美國貿易規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挑戰美國地緣政治，中國發展模式挑戰美國意識形態和西方文明。

　　中美貿易摩擦從狹義到廣義有四個層次：縮減貿易逆差、實現公平貿易的結構性改革、霸權國家對新興大國的戰略遏制、冷戰思維的意識形態對抗。縮減貿易逆差可以通過雙邊努力階段性緩解，但如果美方單方面要求中國做出調整，而不徹底改變自身高消費低儲蓄模式、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限制、美元囂張的超發特權等根本性問題，美國的貿易逆差不可能從根本上削減，無非是類似當年美日貿易戰之后美國對外貿易逆差從日本轉移到中國，未來再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在實現公平貿易的結構性改革方面，中國可以做出積極改革，這也是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但是，這些都難以滿足美方戰略遏制中國高科技升級和大國崛起的意圖。

　　中美貿易摩擦無異于最好的清醒劑，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在科技創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務、大學教育、軍事實力等領域與美國的巨大差距；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在減少投資限制、降低關稅、保護產權、國企改革等領域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美關系從合作共贏走向競爭合作甚至戰略遏制；必須堅定不移地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保持戰略定力。

　　同時，我們也要清晰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和優勢，新一輪改革開放將釋放巨大紅利，最好的投資機會就在中國：中國有全球最大的統一市場（近14億人口），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4億人群）；中國的城鎮化進程距離發達國家仍有20個百分點的空間，潛力巨大；中國的勞動力資源近9億人，就業人員7億多，受過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高素質人才有1.7億人，每年大學畢業生有800多萬人，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新一輪改革開放將開啟新周期，釋放巨大活力。

　　在中美貿易摩擦初期，主流媒體和市場出現了嚴重誤判，“中美關系好也好不到哪兒去，壞也壞不到哪兒去”“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影響不大”等觀點流行。但是，我們在一開始就鮮明提出了一些與市場流行觀點不同但被后續形勢演化所不斷驗證的判斷：“中美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這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制”“中美貿易摩擦，我方最好的應對是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冷靜和戰略定力”。

　　美國真正的問題不是中國，而是自己，如何解決民粹主義、過度消費模式、貧富差距太大、特里芬難題等。20世紀80年代美國成功遏制日本崛起、維持經濟霸權的主要原因，不是美日貿易戰本身，而是里根供給側改革和沃爾克遏制通脹的成功。

　　中國真正的問題也不是美國，而是自己，是如何建設高水平的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貿易戰本質上是改革戰。

　　中國當前亟需解決的關鍵問題是新的立國戰略（“新戰略”），即在看清未來幾十年世界政治經濟形勢趨勢的基礎上，爭取一種對我長遠有利的策略，類似1978年后中國的韜光養晦，二戰前英國的大陸均勢，美國成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義。當前中國正處于戰略迷茫期和轉型期，“新戰略”是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根本，是站在全球角度觀大勢、謀全局、干實事的關鍵。

　　中美貿易摩擦，我們最好的應對是更大決心和更大力度地推動改革開放，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關鍵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開生育。

　　對外方面，中國最重要的外交關系是中美關系，中美關系的本質是新興崛起大國與在位霸權國家的關系模式問題，即選擇韜晦孤立、競爭對抗還是合作追隨。從過去幾百年新興大國崛起的歷史來看，當前中國所面臨的貿易戰、經濟戰、資源戰、金融戰等都是無法避免、必須面對的。但是今天的中美關系，跟過去英德、英美、美日、美蘇的關系不盡相同，既不是英德、美蘇那種你死我活的全面競爭對抗關系，也不是英美那種同種同源的合作追隨、順位接班關系，更多的是競爭合作關系。因此，中國需要在美國回歸到本國利益優先的霸權思維大背景下，樹立并宣揚一種對全世界人民具有廣泛吸引力的美好愿景和先進文明；在美國回歸貿易保護主義的大背景下，以更加開放大氣的姿態走向世界；在美國四面開戰的大背景下，全面深入地建立與東南亞、歐洲、日韓、中亞等的自由貿易體系以實現合作共贏。歷史是有規律的，凡是不斷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斷學習進步的國家，就會不斷強大；凡是故步自封、阻礙時代潮流的國家，不管多強大，都必將走向衰敗。

　　從歷史和國際經驗看，中美大博弈最終無非四大結局。1）中國被遏制，美國維持世界霸權，如美日貿易戰。2）中美脫鉤，形成兩大對立陣營，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如美蘇對峙。3）中美合作共治，形成以中美為核心的G2集團，如德法推動歐洲一體化。4）中國崛起，美國衰落，如歷史上大部分的霸權國家與新興崛起大國。只要中國保持戰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堅定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沒有什么能阻擋中國的偉大復興。中國應盡量避免中美關系走向第一種和第二種結局，而盡量將中美關系向中美共治、中國崛起的第三、四種結局努力。美國絕不會拱手將世界霸權的主導權主動讓出與中國共治或接受中國崛起、美國衰落，因此中美大博弈仍將具有長期性和全面性。、

　　我們十多年前從事“大國興衰的世紀性規律與中國崛起面臨的挑戰及未來”相關研究。自美國大選開始，我們便系統研究并持續跟蹤美國經濟社會發展背景、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背后的經濟社會基礎、美國各界對華態度和戰略轉變、特朗普新政主張及進展等。

　　只有深入研究大國興衰的世紀性規律、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的經濟社會背景、中美關系演變歷程和趨勢，清醒認識特朗普新政的核心訴求和底牌，才能避免戰略誤判，放棄幻想，著眼長遠，沉著應對。

　　(本文作者介紹：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恒大經濟研究院院長。曾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室副主任、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董事總經理、首席宏觀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