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推動經濟中高速增長幾個可能有誤的觀點

2020年11月09日07:29 作者:周天勇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周天勇

　　經濟政策的迷茫專欄之四

　　選自《中國：理想經濟增長》節選第69—75頁，并予以擴寫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和說明中提出：在征求意見過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門建議，明確提出“十四五”經濟增長速度目標，明確提出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標。文件起草組經過認真研究和測算，認為從經濟發展能力和條件看，我國經濟有希望、有潛力保持長期平穩發展，到“十四五”末達到現行的高收入國家標準、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以不變值計算，未來15年年均需要的增長速度為4.73%。

　　如果將一國經濟增長動能進行結構分析時，我們不能不對增長優劣勢進行梳理，并進行格局式的觀察，包括未來增長優劣勢分布的判斷。而中國仍然是一個未有完成城鄉二元結構轉型的發展中國家，其未來經濟增長的動能來源，我們可能還要從城鄉間要素流動，及其產出與需求間循環等這樣的視角去進行分析。

　　從未來可能負面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方面來看：（1）與啟動改革開放到2010年形勢的區別為，目前和未來后發優勢推動國民經濟高增長的力量越來越弱。勞動力成本相對上升較快，土地等成本更是大幅度提高，環境保護意識增強也使礦產、冶煉、化工、紡織等許多制造業成本加大，要素和環境低成本優勢逐步喪失。

　　（2）與過去30年我們擁有的人口增長優勢期相比，過去人口擴張擴大消費需求的優勢變成了人口收縮抑制消費需求的劣勢，國內消費需求拉動增長的優勢受到影響。人口少子化、經濟主力人口減少、老齡化加劇，使勞動獲得收入的人口規模收縮，而收入的消費率趨于下降，導致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不振。

　　（3）與過去開放全球化過程中世界產業向中國兩大轉移不一樣的是，中國產業和投資向外轉移和流動的規模開始大于國際產業和投資向中國的轉移和流動。其投資和產出拉動和推動增長的力量弱化。中國目前制造業處于過剩壓力較大，一些投資和產業向東南亞和美國等地轉移，國際產業和資本再如過去一樣大規模進入中國的歷史似乎也已經成為過去。

　　（4）出口需求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力量越來越弱。改革開放以來，歐美等國際市場，進口中國產品，給我們的經濟增長創造了強勁的外部需求拉動力。然而，隨著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以及成本升高而國際市場逐步對中國產品進口需求的相對收縮，這一發展機遇也失而不再。

　　發展經濟學二元結構轉型理論說明，一個不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落后的農村和農業，先進的城市和工業；自開始現代意義上的發展起，農村和農業人口、勞動力、土地等不斷地向城市和非農業產業進行流動和配置；會逐步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促進農業生產的規模逐步擴大，抑制城市和工業工資過快增長，也逐步地提高全社會勞動力總的利用率；當農村和城市，農業和非農業中，城鄉人口間的收入水平，以及農業與工業間勞動力的工資水平大體相當時，這個國家的二元結構轉型完成，成為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高發展水平國家。

　　第一個誤區：一些經濟家認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迫切要求將經濟發展動力從要素驅動切換到創新驅動上來。這里所說的創新驅動是廣義和綜合的，核心就是提高生產效率，包括提高勞動生產率、資本產出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實現經濟發展動力的轉換和重塑，就要從追求高速增長轉向追求高效增長。

　　我們承認，總體上看，中國全要素投入的效率確實存在著這樣的那樣的問題，迫切需要加快技術進步和各方面創新、降低能源等消耗、重視投資產出率、提高勞動生產率、去過剩產能、調整產品和產業結構升級、促進新經濟快速發展。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如前所述，中國仍然是一個二元結構特征非常強烈的國家，在計算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時，如果不考慮要素模塊的城鄉特殊性結構，所得的結論和提出的政策建議，可能將會差之千里。

　　中國這樣一個2017年人均GDP處在8600美元水平左右的13.9億人口的大國，不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不行，但是，發展沒有一個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勞動力就業、居民收入、政府收支、消化不良資產、保持金融穩定、消除貧困人口、進入高收入國家等等，都會受到嚴重的影響。增長速度可能斷崖式下行。

　　現在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各種使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壓力太多太大，總的經濟發展趨勢是增長速度快速放慢，這時僅僅講所謂的質量，不提倡采取改革措施將速度支撐住，如果不調整統計口徑等來修飾，名義增長速度也會斷崖式下降到4%，甚至3%，這會形成災難性的后果。

　　第二個誤區是：現在一些學者們談到經濟增長，認為人口增長放緩和結構變動影響的勞動力投入可以用智能機器人所替代，增長動能的下行可以用技術進步支撐和拉起。現在許多經濟學將寶押在技術和新經濟上，以為通過提高經濟發展質量，會自動創造就業。筆者并不是說技術進步和新經濟不重要，在未來的全球經濟競爭中，中國有沒有一批顛覆性的技術，能不能推動產業革命，成不成為創新型國家，非常關鍵。但片面高強技術進步和新經濟短期內可能造成大規模失業，消費需求與產出的失衡，使追求高質量的發展，可能欲速而不達。要認識清楚和正確處理技術進步、產業升級、擴大新經濟、增加產出增長，與普通勞動力規模、其收入提高、有支付能力需求增加、國內需求增長平衡產出增長的關系。

　　從中國的國情看，2017年全部就業的7.76億勞動力中，2.1億是農業領域中的勞動力，2.86億是農民工勞動力，未來還有6000萬留守兒童要隨著畢業陸續進入工作領域。從受教育程度看，2.86億農民工中大專以上水平的占10%，農業領域中就業的2.1億勞動力中大專以上的約為1%左右。也就是說現在農業領域2.1億農民和2.86億農民工中，4.66億為高中及其以下教育水平的勞動力。智能機器人的發展，對于這些勞動力是不是一種排擠？新經濟能夠較為理想地吸收這樣中低知識水平龐大普通勞動力群體的就業嗎？很可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國民經濟產出的增長要與需求的增長相平衡，當產出大于需求時，生產過剩，經濟蕭條，增長速度放緩。如果機器人大量地增加產出，創造財富，而其本身又不能對消費品形成需求；資本和技術所有者在財富產出中分配越來越多的收入，而普通勞動者被技術和資本，典型的如被機器人所替代，高收入者收入的消費率越來越低，低收入者獲得收入相對越來越少，則會造成更加嚴重的過剩，經濟會更加蕭條，增長下行壓力會更為增大。20世紀30年代末的各工業化國家中，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太快，原有的勞動力不能適應，工業革命產出相對過多于工人工資消費支付能力，已經有過一次生產過剩和經濟危機的教訓。

　　技術進步和產業革命，有其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雖然在歷史的長河中看，技術進步和產業創新是必然的，但在一個階段性的時期中，是偶發的突變，有其不確定性。人們并不知道什么樣的技術進步在什么時刻會產品化和產業化。而且，基礎科學進步，新技術發明，應用于產品制造，形成產業創新和革命，是一個由個人鉆研、思想突破、團隊合作、人才市場、技術市場、融資市場、商品市場自然演變調節的過程，并不以人們和政府的意志和投入為轉移。政府只能創造寬松的環境，通過適當的財政補貼、低息貸款支持、國防采購等加以引導，催促其發展。

　　因此，發揮技術進步和產業創新推動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可以提出體制改革方面的建議，也可以提出有關促進的引導性政策。然而，不可能有如同上項目、擴投資、搞赤字、放貨幣就能拉起速度來那樣立竿見影的政策。特別是在中美貿易戰的激烈時刻，提出主要以技術進步和產業創新加以應對，就如同拳擊場上，弱勢的一方看能不能天降奇招一樣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第三個誤區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經是產業層次不高、產品結構層次較低和一些產品質量不好，與廣大人民日益提高收入和消費層次升級間的不平衡。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一方面產能過剩，現在國民經濟量的不足已經不是最突出的問題，有220多種產品的產量是全世界第一，很多行業現在產能不是少而是過剩了，所以要去產能。另一方面供給不足，產品質量還不夠高。究其原因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時，需求結構以面向低端消費、出口和投資為主。但現在需求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以消費為例，中等收入群體迅速擴大，中高端消費需求增加，早先的低端產品產能變成了過剩產能。

　　的確，一方面，中國一些家庭的收入水平提高，消費的結構也在升級。典型的例子就是，在這幾年中國產業向外轉移和出口增長放慢的情況下，卻發生了大規模購買境外奶粉、化妝品、保健品、藥品、馬桶蓋子、高檔手表、名牌衣物鞋帽熱潮，流出不少消費需求。產業結構升級，提高產品質量，確實是刻不容緩的大事。然而，另一方面，專門針對四五線城鎮和鄉村低收入群體消費市場的拼多多在美國上市，也引起了人們的討論。

　　從收入水平看，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 80%的中國家庭，人均月收入不超過3000元。“低收入群體”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5958元，平均下來，每月收入不到500元。而中國的貧困標準是每人每年2300元，以此計算，2017年年末，農村貧困人口為3046萬人。從知識水平看，擁有大學本科學歷的中國人，不超過6%，2017年總人口中85%左右是高中及高中以下學歷的人群。從這樣的國情和為大多數人口謀取福祉看，先穩定、轉移和擴大中低收入人口的就業，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增強其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使他們能夠購買大量傳統產業產品，也即滿足中等水平消費需求，似乎比把國民經濟調整和改革任務重點放在適應少數人口消費升級、提高發展質量方面，可能更加迫切和更加重要。

　　第四個誤區：有的經濟學家提出，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就是去產能。經濟學家和決策者需要面對的是，在不推進增長速度，不擴大內部需求的情況下，去產能短期內就會完成，還是會在長時間中常態化？沒有大力度的改革，經濟主力人口不斷收縮，加上2.2億城市6個月以上流動人口和農村近6億人口的就業和收入如果不能穩定和提高，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結果必定是產能持續地過剩，去產能可能會未完未了地下去。并且，調控的去產能就是去一部分GDP。如果沒有積極的新增GDP替代，加上市場經濟自動的去產能，會使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更大。

　　在理解擴大需求與供給側去產能的關系上，我還是贊同林毅夫教授的看法：適度擴大總需求可以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補短板的投資結合起來。補短板的投資會為鋼筋、水泥、煤炭等產業創造需求、減少過剩，這樣去產能也會容易進行。這些產能過剩的行業也屬于杠桿率最高的行業，需求增加了，企業盈利狀況改善，能夠還債，杠桿率也能下降，所以，這些補短板的投資在本質上也屬于去杠桿的措施。同時，投資能夠創造就業，促進家庭收入的增長，改善未來預期，增加家庭買房需求，有利于去房地產的庫存。把適度擴大總需求和以補短板的結構性改革相結合，輔之以降成本的結構性改革，能夠為存在產能過剩、高杠桿、多庫存的部門創造需求，有利于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的結構性改革的推行，在穩增長的同時調結構，提高我國經濟的生產力，促進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

　　第五個誤區是：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中國正在處于產業結構調整的階段，服務業的比例會持續提高，服務消費和供給將會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這也是值得商榷的。國家統計局服務業司有關負責人2018年4月14日說，近年來，各地區各部門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服務業保持較快發展，規模持續擴大，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動力。這也是值得擔憂的。

　　其實，美國經濟學家鮑莫爾已經研究過服務業比例與增長速度的關系。一旦工業化快要結束，制造業比例降低，服務業擴張到GDP的60%前后，經濟增長就從高速度轉向中速，甚至是低速。也即前述的 “鮑莫爾詛咒”，服務業階段，不是增長充滿新的動能，而是增長的推動會乏力。什么原因呢？主要還是工業化可以標準化，大規模生產，勞動生產率比較高，勞動成本比較低。但是，服務業許多是人操作的，不能標準化，不能規范化，成本太高。服務業許多非人力和人力資產的專用性，決定了服務業為主的經濟，可復制性差，標準化生產難度高，不能大規模化，并且勞動生產率要比制造業低。

　　2017年從中國42%的常住人口還在農村，特別是按戶籍城鎮化水平只有43%，27%勞動力還在農業中就業，農村人口只是城鎮常住人口的1/3左右看，中國城市化進程只完成了一半，農村和城鎮非戶籍人口還對工業品有巨大的需要，只是因為收入低而沒有能夠滿足。服務業比例與城市化水平有著很高的正相關性。在中國城市水平還不理想的格局下，服務業快速發展，只能說明是人口集中和流動與產業結構扭曲的表現，并不應該成為中國未來一段時間中經濟增長的主要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