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車寧

　　前言：在過去的一周時間里，國人真可謂是“進亦憂、退亦憂”，前腳剛為國內最為富有的人操心，后腳就為世界最有權勢的人上火。然而，大洋彼岸的事情畢竟尚未塵埃落地，其作用也相對間接，本土新貴的影響卻無處不在：從技術、場景、信息以致于文化，他們已經定義了過去，塑造著現在，著眼于未來。因此，以各種“金服”為名的科技企業的合規與監管并非只是茶余飯后的“狗血八卦”，而實在是生活于數字時代的我們都需要關注的“分內之事”。

　　作為一種經濟乃至社會現象的“金服”，其粉墨登場的時間并不久遠。

　　不過七八年前，大量以互聯網涉足金融的科技企業紛紛擁抱“互聯網金融”概念，但卻還是這些企業，又在過去三四年間，為規避監管提升估值等考量而紛紛棄互金如敝履，改弦更張于據說更科技、更國際的Fintech。

　　上述曾以“野蠻人”角色闖入金融領域的科技企業一方面確實延展了金融的普惠性，在渠道觸達、人群服務、效率體驗上都有不俗表現，但另一方面也客觀上辜負了監管的善意，其宣傳的“硬核”科技更多停留于概念層次，真正的商業模式“創新”卻屢屢踩踏甚至跨越容忍邊界。

　　回首過去，08年金融危機在美國遏制了金融自由化，在中國卻激發了科技金融化，本著“互聯網金融（金融科技）是科技而非金融”、“大而不倒”等認知，金服或其“爸爸”們曾以規模與市場倒逼監管。

　　不過風向已變，當監管機構準備根據業務實質來監管企業的時候，科技出身的金服們終于也從一枕黃粱中驚醒，紛紛搖身一變而為“數字科技”。但這些“小動作”卻也并未能阻止監管措施的紛至沓來，現在已經不是討論要不要、而是謀劃怎么樣監管的問題。唯有科學而公正的監管，才能讓金服們口服心服，讓老百姓心悅誠服。

　　口服心服首先源于對監管對象的準確定位

　　或者是被財富沖昏了頭，或者是被輿論牽鼻子走，眼下坊間的討論要么聚焦在監管、套利與創新的關系，要么集中于估值基礎的討論。然而前者多少年來在東西方都是莫衷一是，后者更非是一個客觀的、可證偽的“真”問題。真正的問題在于不僅要在金融領域監管科技企業，也要跳出當前背景綜合評估影響，確定其真實而恰當的功能定位，進而構建面向未來的治理框架。

　　其一，從歷史看，金服們的大行其道其實也是搭乘了“泛金融化”的時代東風。

　　這場濫觴于上世紀70年代的風潮已席卷全球各主要經濟體并在中間經歷了幾次大的金融危機，其有益之處是讓金融服務下沉到社會的更底層，企業及個人的支付融資渠道也變得更加豐富。

　　但不可避免的，這個過程也吸引了更多非金融機構加入到金融行業中。事實上，早些年大型央企、供應鏈龍頭傾力打造的各種財務公司就可看做這一進程的先聲，而互聯網企業的“金融科技化”不過是后來人的發揚光大罷了。

　　其二，對標同行，互聯網企業做金融有其內在的必然性，并也不乏國際先例。

　　無論是社交企業亦或電商企業，時下光鮮亮麗的互聯網新貴們都有為飯碗打拼的慘痛過去，主營業務的低收入高成本迫使其不斷在邊緣地帶拓展生存空間。并且一旦在場景、流量等方面形成規模效應后，金服們一定不會錯失對他們看來是僅憑牌照優勢而無內在實力的傳統金融機構的降維打擊，而金融風險相較利潤的無限性、滯后性被有意無意忽視了。上述情況在西方科技巨頭中也都有反映，只是國內表現更為顯眼。

　　其三，放眼世界，金服及其背后的互聯網平臺仍具有生產力方面的積極意義。

　　在我國科技領域“大樹底下不長草”的尷尬情形下，為貫徹落實十四五規劃建議中提出的拉長長板，鍛造一批“殺手锏”技術，拉緊國際產業鏈與我國的依存關系；以及補齊短板，在關鍵節點構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國內供應體系等也需要互聯網頭部企業們的努力。

　　在國內，他們可以提供傳統行業數字化升級的解決方案，甚至協助形成新的產業鏈；在國際，他們也可以為外國科技產品提供“備份”，使我方不至于處處被動。

　　其四，基于盈利模式，金服們確實有相對于金融機構的特殊性。

　　一方面，當我們穿透金服們的業務經營，不難發現其優勢更多在于金融之外的場景、流量、科技，類似于供應鏈頭部企業對上下游的控制；另一方面，“當鋪”也不是那么好做的，金服們的“根”還在于科技應用，經營信貸本非長項，輸出服務才是本源，其收入和盈利更多著落在科技服務費上，而非直接經營信貸風險。

　　金服們的得失也可以金融機構為鏡鑒

　　從第三方支付的暫露頭角到互聯網金融的登峰造極，在傳統金融機構供給低效乃至失敗的領域，金服們攜場景和技術等優勢開疆辟土、大肆殺伐，雖曾一度將金融機構逼入墻角，卻也不可避免地對金融乃至社會穩定帶來一定的威脅。然而其功勞似乎也不可一概抹殺，相對于傳統金融機構，金服們仍可謂是推動了“歷史的進程”。

　　首先，沒有金服們的參與，傳統金融機構能夠滿足經濟、特別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需求嗎？答案是否定的。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雖然中國的金融服務獲得了巨大發展，但不可否認在金服“入侵”前大多數時間里，金融機構都位于一個被“特許經營”保護的舒適區，沒有經歷真正意義上充分的市場競爭。

　　其次，傳統金融機構長期以來形成的經營文化較偏審慎保守，風險厭惡的屬性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其與普惠金融、數字金融等現代理念的深度融合。此外，對于技術服務商“店大欺客”的態度一定程度上也毒化了合作生態，拆斷了進步階梯，這種形勢下如果沒有外力刺激很難憑自身滿足現代社會的金融需求。

　　最后，金融機構在科技投入上下的成本不少，效果卻可能并佳。不需要舉更多的例子，只要對比一下支付寶、微信與各家銀行的手機App，其差距自是顯而易見。對于金融機構來說，花了錢卻辦不好事，投入產出比也較低，這恐怕不能以“更強調安全”來搪塞。這種由慣性而點錯技能樹的行為只有靠金服們作為他山之石方可糾正。

　　總結歷史，在從互聯網金融、到金融科技、再到數字金融的發展過程中，是來自市場需求的力量發揮了主導作用，特別是在目前逐步成為主流的普惠金融場景內，傳統金融供給不足的問題日益凸顯。由于結構的問題，傳統金融機構在對小微企業和長尾人群服務上往往不敢為、不能為甚至不作為，故而金服們得以快速發展彎道超車，傳統金融機構反而尾隨其后亦步亦趨。

　　放眼未來，基于“雙循環”發展戰略穩妥推進金融行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是關系到經濟發展的大事。作為游走于信息信任鋼絲上的工種，唯有“借道”科技，金融上的很多實際問題才有可能得到解決，數字金融也才有可能更高質量地服務實體經濟。從監管的角度看，關鍵還是不為某一企業、個別事件所動而應以直報“怨”，畢竟管不好與管不住都會給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

　　口服心服也需要監管創新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對于金服們、特別是其與傳統金融機構的對比分析并未為了“洗白”前者。

　　從初衷而言，兩者都是在各自市場形勢下基于歷史積淀和比較優勢做出了當時的最好選擇，金服們的成功得益于新技術革命的加持，選擇大于努力。

　　從結果而言，金服們在初步提升了金融的觸達性、擴大了服務群體之后，并沒有實質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后來甚至因“內卷”而對部分客戶過度營銷、誘導消費，屠龍少年逐漸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然而對金服的監管之于政府卻又屬于全新課題，如前所述，金服們確實是有別于傳統金融機構的“新物種”，其平臺化的經營模式、數字化的長期積累，都使其作用具有兩面性、影響具有系統性，甚至其滋生的問題似乎也與固有模式息息相關，作為一枚硬幣的兩面而難做道德評判。因此有必要結合結合國際國內形勢變化，基于金服們的特殊性而賦予其適當的監管架構。

　　一則，單純按照牌照監管不一定適應于金服企業。不同于傳統金融機構，金服及其母體的經營范圍往往超出牌照范圍，循名責實的監管方法姑且不論是否阻礙所謂“創新”，甚至有疏漏之嫌。

　　事實上，因為牌照不僅是“資產包”，更是“護身符”，故而早在金服企業“姓”金之前，作為其母體的互聯網平臺就已收牌照有如收獎牌，努力形成龐大的自循環體系，加之客觀存在的信息不對稱，使監管有時也難以對癥下藥。

　　二則，科技本身并沒有改變金融的基本邏輯，兩者沒有發生混同，科技還是科技，金融還是金融，將金服們仿照金融機構進行監管不足以覆蓋全部問題。

　　從實踐經驗看，金服們的業務拓展往往是從非典型、非常規、非傳統的群體開始，進而嫁接在其現有業務與客戶群體的基礎上，因此，對其監管的復雜程度要遠遠超過傳統金融機構，單純按照牌照監管甚至單純只做金融監管，或者效果堪虞，或者削足適履，監管創新才是正途。

　　三則，越出金融監管領域，反壟斷等傳統技術企業規制手段也捉襟見肘。

　　當科技企業進化為網絡平臺后，其規模效應和組織能力大大提升，在部分情景下甚至具有了準公共權力的色彩。這時，罰款、拆分、公有化等反壟斷“三板斧”就紛紛喪失了效力：罰款很容易被平臺吸收、轉嫁、分攤；拆分實體很難從根本上切斷其資金、信息、業務的合作網絡；公有化更是面臨降低企業經營效率乃至國際競爭力的詬病。并且最為關鍵的，是上述措施只做減法，未做加法，只對企業加以懲罰，未能營造健康生態。

　　監管創新的建議方向

　　從歷史一路走來，是特許、持牌而非其它構成了金融的本質優勢。作為其對價，金融自然也要為主權者服務，而這種主權者過去是國王、現在是公眾。并且促進生產發展、實現共同富裕，既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又是社會主義的內在追求，更是之于公眾的莊嚴承諾。

　　特別是面對未來日趨復雜的國際國內發展環境，鼓勵科技創新，推動實體經濟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將繼續得到堅持。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金融科技姓“金”還是姓“技”并非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歷史長河中也無非滄海一粟。需要看到，金融資本的定位是手段而非目的，關鍵還是要在實現經濟社會功能的基礎上有效防控風險，到位而不錯位，而這同樣也需要監管的創新。

　　最基礎的，是探索以柔性監管、行為監管為代表的新監管方法的使用。

　　對于前者，建議用足用好監管沙盒手段，一方面擴大使用范圍，不僅包括技術創新，更要旗幟鮮明地包括業務創新，另一方面則需要充分調動作為被監管對象的金服們的積極性，同時提升專家、公眾等的參與熱情。

　　對于后者，建議以數據安全、消費者保護為突破口加強行為監管，特別是數據安全扣住了金服們真正的罩門，其作用甚至高于其他一般業務監管。

　　進一步的，是加強頂層設計和法律實施兩個層面的協調銜接。

　　從國外經驗看，對大型科技企業們的長期共存、重點關注、不時敲打已成為先行國家的監管常態。對于我國，首先需要在中央高層建立常態化的監管協調機制，避免金服們有意無意濫用單一監管部門措施非全局性的漏洞。

　　在此基礎上，可以考慮在一線建立統一、單項、專業的執法、司法力量，減少金服們游走于不同地方、部門的尋租捕獲，真正露出法律的“獠牙”。

　　更重要的，是豐富金融、科技和實體經濟領域的業務生態，夯實行業發展的長遠根基。

　　充分警惕大型科技企業的“擠出”效應和對創新能力的破壞，從政策和市場等多方面扶持中小型科創企業，保護創新源泉，培植發展元氣。

　　另外，順應技術革命商業成果公用化的歷史趨勢，在支付、信貸等領域建設替代性的公共基礎設施，從根本上削弱平臺企業的壟斷優勢，進而探索出區別于投鼠忌器、傷及皮毛和收歸公有之外的新型規制之路。

　　(本文作者介紹：金融新興商業模式的長期觀察者，現就職于某大型銀行，北京市網絡法學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