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供給學派的經濟政策就能夠力挽經濟增長下行嗎？

2020年11月05日11:46 作者:周天勇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周天勇

　　經濟政策的迷茫專欄之三

　　選自《中國：理想經濟增長》節選第64—67頁，并予以擴寫

　　2005年時，中國宏觀經濟稅費水平為26.43%，2010年猛增到36.22%，最高的2013年上升為38.27%。2020年前三季度中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社會保障費收入共計23.19萬億元，GDP規模72.28萬億元。宏觀稅費水平為32.8%。雖然比轉軌國家平均稅負還高3.38個百分點。與中國最高時的比率計算，可以說給2020年減少了5.5萬億元可能要繳納的稅費。

　　我認為，即使把稅費負放寬到30%為中國合理宏觀稅費水平，還應當減稅2.8個百分點。如果2020全年為102萬億元GDP，未來還應當減少3萬億元稅費。若促進創業就業和企業生存回復發展，一年減1.5萬億元，還得繼續減稅降費2年。

　　要想經濟繼續向好，財政稅收部門一定還得減稅降費。但是，供給經濟學派的減稅降費政策，也不是靈丹妙藥，包攬解決國民經濟運行、增長和安全的一切問題。還是要大力度改革經濟體制，才能從根本上化解和解決未來一系列的國民經濟問題。

　　一、供給經濟學派政策出臺的原由

　　供給學派重新肯定了供給能夠自動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認為從全部經濟看，購買力永遠等于生產力，經濟有足夠的能力購買它的全部產品，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發生產品過剩的問題，增加儲蓄和投資，生產相對過剩和經濟衰退可以自動恢復。

　　客觀來看，供給學派相關政策經過美國里根時代和英國撒切爾夫人時代的實施，也的確帶來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興。為什么供給學派政策會起到作用，主要還是取決于勞動、資本要素供給數量的邊際報酬率。如果政府稅收太多，報酬率就下降，投資者就不愿意投資，勞動者甚至不愿意參加工作，而寧愿去領政府的失業救濟金。所以，供給學派認為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以實現市場要素的供需均衡和有效利用。他們提出要減少社會支出，主張通過減稅來鼓勵企業投資，通過降低個人所得稅鼓勵勞動者參加工作，提高工作意愿。企業投資擴張以后，生產能力就會擴大就業，創造出來的產品也能抑制通貨膨脹。普通勞動者就業機會增加后，收入水平和消費欲望提升，總供給和總需求也會平衡，生產相對過剩和經濟衰退自動瓦解。

　　二、供給經濟學派政策在發達國家實施遇到的困境

　　但是，從世界經濟看，在發達國家總人口增長下行老化和收入分配向上流動機制傳導生產過剩的兩大難題下，供給學派解決不了當前以美國為代表的世界經濟衰退困境。

　　一是因為里根政策實施后，減稅政策相當程度上有利于資本技術所有者，它的財富實際上是向上流動的， 20世紀80年代實施供給學派政策，發達國家經濟雖然有10到20年的繁榮后，特別是給資本普遍減稅，導致了財富收入差距的拉大，基尼系數不斷提高，窮人數量也不斷增加。如今美國陷入的就是其傳導型的生產過剩和經濟低迷。

　　二是在人口下行背景下，薩伊定律是失效的。這是因為總人口減少后，總需求將不斷壓縮，減稅后生產能力擴張，總供給超過總需求的過剩局面不僅不會好轉，而且還會惡化，生產過剩和經濟衰退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現象。比如，目前歐洲的總和人口生育已經降低到了1.5左右，人口增長率在千分之五以下。日本生育率下降到1.42，人口已經負增長為-0.77‰，結構已經業務老化，日本和歐洲經濟主力人口收縮、邊際總需求萎縮要求上年生產能力相應減少，即生產過剩已經常態化。所以說，薩伊定理在人口增長上行階段是成立的，而在下行階段不成立。

　　實際上，許多國家的經濟政策是凱恩斯、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三種理念和政策工具的整合。近幾年，特朗普在國內采取減稅政策就是供給學派的辦法，擴大基建投資是凱恩斯的辦法，對外是反經濟自由的貿易保護主義思想。總體上，特朗普的經濟政策也是一種大雜燴和混合物。當然，也沒有任何一位美國總統單純使用一種貨幣主義的辦法或者財政政策的辦法，但是，即使特朗普的這些政策實施，它的后果會怎么樣？減稅是不是讓收入更多的資本所有者獲得？美國的人工成本很高，智能機器人替代制造業中的勞動者，甚至大規模替代商業金融領域中的工作人員，特朗普減稅吸引制造業回流和增加就業的目的是不是會大打折扣？

　　三、供給經濟學派政策在中國的使用一定要與體制改革相結合

　　照搬供給學派的政策會解決中國目前生產過剩和增長速度放緩的問題嗎？回答也是否定的。

　　（1）前面已述，中國由于實行時間過長和力度過大的計劃生育，人口下行更陡和更老化，邊際總需求連續遞減，下一年需求萎縮自動地壓縮上一年原有的生產能力，消費需求收縮和生產能力延續過剩的局面，可能比歐洲和日韓等國家和地區還要嚴重一些。普遍減稅并不抑制經濟主力人口收縮和人口老年化，更不能增加經濟主力人口，也就不能在總體上擴大消費需求來平衡生產過剩。

　　（2）中國的另一消費需求不足、生產過剩和經濟增長放緩原因，是城鄉及其各自內部居民間房地產財富收入向城和向上流動集中的傳導。總量的普遍減稅，也無法改變這一結構性的內因。

　　（3）中國的稅制結構與美國等國家和地區不一樣的是，稅收來源以間接稅為主，政府90%左右的稅收來自于企業上繳的增值稅，或者從企業中征繳的社保費等。而美國聯邦收入結構中，企業所得稅只占5%左右，其他為社保稅和個人所得稅，沒有對企業開征增值稅。美國州政府主要有銷售稅，縣市地方政府主要有房產稅。中國無法如美國特朗普計劃的那樣，將企業所得稅負從35%下調到15%，減稅幅度達57%。但是，如果中國政府對企業減稅也達到特朗普計劃的幅度，那么政府公共財政和事務，基本上會陷入癱瘓。

　　（4）必須提高居民收入、擴大國內有支付能力的消費，創造制業復蘇的市場需求環境，與對企業減稅相結合；僅僅對企業減稅，并不解決人口下行老化和財富收入向城向上流動集中傳導的過剩。中國的高稅負問題，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顯得并不突出，主要是市場需求旺盛，企業的稅負能通過規模銷量和價格提高轉移出去。而到了經濟下行時期，生產全面過剩，制造業市場相對萎縮，高稅負無法通過規模生產銷售和價格向上變動轉移，而價格下行和開工不足，使企業稅收承受能力大大下降。因此，適當的對企業普遍減稅雖然是必要的，但是，不針對經濟下行深層次的癥結理療，還是無法擴大消費市場需求、平衡生產過剩和推動經濟中高速增長。

　　（5）在智能機器人大舉發展和替代勞動力就業的情況下，對此企業減稅，利益集中到技術和智能機器人資本所有者中，擴大收入差距，會形成新的生產過剩。現在還有一個不確定性的問題是，智能機器人的發展，會給未來的就業、收入、消費、生產和供給，形成什么樣的影響。

　　智能機器人的發展，它在替代減少就業的同時，會創造更多生物人類的就業，還是會越來越多地替代壓縮生物人類的就業機會空間？如果其替代的生物人類的就業，多于其創造的新的就業，那么，一是勞動者從就業中獲得工資的水平和規模就要相對或絕對減少，其收入水平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就會相對收縮；二是智能機器人創造的利潤收入，向技術和機器人資本所有者流動和集中，其邊際消費率越來越低，而智能機器創造的財富和服務能力越來越多。于是可能會形成比傳統經濟時代更加嚴重的生產過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