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選自《中國：理想經濟增長》節選第58—61頁 

　　中國在未來的發展中，國民經濟保持一個中高速度的增長，對于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人民富余、國力增強、金融穩定、養老金充裕等等，均至關重要。如何克服人口下行老化、市民化滯后造成的生產過剩和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經濟理論上有不同的政策，國內學術和政策界有著各種各樣的看法，而且我們改革開放以來，也有將經濟增長從下行扭轉為上行的經歷和經驗。這一專欄中，我們就此進行討論。

　　經濟下行的深層次原因究竟是什么，如何根據造成生產過剩和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癥結，形成有針對性的治療方案和改革及政策措施，是緩解和解決問題的關鍵。我們先來評述流行的一些方案和觀點。

　　需要有鼓勵創業就業，土地改革等增加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支付能力，擴大消費需求。否則，僅僅是總量的赤字、債務、項目的總量性財政政策，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產過剩和需求不足問題。凱恩斯將短期生產過剩解釋為經濟周期的一部分，擴張和繁榮之后就是回落和蕭條。為什么會這樣？就是因為消費傾向——邊際消費率，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以及貨幣的流動性偏好，即儲蓄起來多一些還是拿貨幣去投資多一些等。凱恩斯認為，生產過剩是這三個心理因素引起的，一旦預期未來投資不好，消費者就愿意自己儲備貨幣而不愿意消費，最后導致生產過剩和投資不足問題出現。比如經濟衰退時期，私人不愿意花錢投資，為了把周期抹平，政府就要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增加基建投資等方面支出，以便最終實現擴大就業和拉動經濟復蘇的作用。凱恩斯政策確實使得戰后發達國家經濟持續繁榮了十多年。

　　從改革開放，到2013年左右，經濟增長我們主要看消費、投資和出口三大需求的拉動。由于消費主要基于居民收入，且支出不會大起大落，因此其影響國民經濟上下過度波動的力量不大。而投資和出口則受政府支出偏好、投資者國內經濟預期和國際經濟形勢變動影響較大，因而其變化是形成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上下波動的兩個重要因素。國外出口，受制于其他國家經濟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因此，在國民經濟增長速度起落時，熨平波動的手段，從需求側看，主要是政府運用支出進行增加或者減少投資的干預。

　　對2012年開始放緩的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國內一些經濟學家也提出了這樣的邏輯思路和政策建議。他們認為，中國這一次國民經濟下行，是外部美國次貸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等造成的世界經濟波動引起的。經濟增速下滑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國際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造成的，這是一個世界各國共同的趨勢，只有國際周期性的原因可以解釋。國內國民經濟本身因城市化水平還較低、人均GDP水平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差距較大，還會以8%以上速度高增長15到20年。因此，應當用積極的財政政策熨平這一向下的波動，增加赤字，發行國債，擴大基建投資需求，將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從需求側發力拉升起來，等世界經濟復蘇，中國經濟就會重新步入高增長速度的正常軌道。

　　實際上，凱恩斯財政赤字、發行國債和擴大基建投資的政策，雖然在戰后保持了發達經濟體10多年的繁榮，但是，也帶來了“滯脹”的后果。1973、1974年發達國家出現了全球性的惡性通貨膨脹。凱恩斯政策工具長期實用，除了物價上漲，還發生了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增長陷入低速增長軌道的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歷過80年代初、80年代后期兩次物價上漲。前一次是財政赤字向銀行透支，導致超發貨幣引起的，而后一次是價格放開和普調工資水平，為工資成本推動和消費品供給不足形成的通貨膨脹。自此，中國財政遵守收支平衡和略有盈余的原則，經濟運行中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GDP比率都很低。

　　采用凱恩斯擴大需求政策是1998年應對亞洲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下行影響開始的。財政支出方面，實施赤字政策，發行國債，并擴大了鐵路、高速公路、水利等一系列的基建投資規模。這一次財政擴大需求政策較為成功的條件和環境是：遇到1979年改革開放前后，生育較為寬松形成的經濟主力人口上行增長，既提供勞動力要素供給，又形成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當時基建投資機械化和自動化的程度相對較低，投資中轉化為勞動力工資成本的比例較高；農業剩余勞動力向東部工業地區和城市轉移，與制造業相結合，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推動了工業化的進程，也推動了出口的長期中高速增長；城鄉和各自內部居民之間的財富收入差距沒有現在大，收入向城市和向上層流動集中傳導的消費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力量還沒有形成主流。

　　但是，21世紀第2個10年開始，中國經濟增長的條件和環境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經濟主力人口增長率從上行轉變為下行，人口結構開始老化，進入工作的勞動力供給要素開始負增長，消費主力人口也在逐年減少；從農村向城市和東部工業地區轉移的勞動力規模也在逐年減少，剩余勞動力逐步地枯竭，勞動力工資和社保成本上升；國內的歐美制造業外企投資和生產相對收縮，加上國際市場低迷，出口下行；而基建投資80年代時，其投資的勞動工資轉化率為40%以上，由于工程機械化和自動化技術和方式的發展和普及，投資轉化為勞動工資的比率下降到了15%到25%之間，下降的趨勢還在持續。

　　從宏觀經濟運行的角度分析，我們從過去經濟主力人口規模年年擴大，每年形成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總是大于上一年的生產能力，需求大于供給；政府基建投資正好為要擴大的制造業創造外部經濟條件，并轉化為消費能力的程度較高，國民經濟處于向上擴張的時期。而2011年以后，經濟主力人口開始收縮和老化，每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減少，總是小于上年形成的生產能力，總供給開始大于總需求；政府基建投資轉化成工資和消費能力的比率越來越低，制造業投資擴大和生產率提高，則導致更多的生產過剩；由于制造業擴張停止，政府投資基建對于企業的外部經濟性邊際效應也下降。

　　從經濟發展階段來看，由于計劃生育時間太長和力度過大，經濟主力人口下行的坡度太陡和人口結構老化較為嚴重，工業化在人均GDP水平沒有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時就提前結束了；加上土地、戶籍、城鎮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等體制的阻礙，市民化城市化滯后，并在農村形成和積累了大量的錯過城市化人口。

　　從財富收入的流動和分配看，由于土地住宅等體制的扭曲，也形成了城鄉和各自內部居民間房地產財富向城鎮和上層集中流動的格局，收入差距比過去要大，其也不同程度地傳導消費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

　　而總量性的赤字和發債，支出以基建為主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今天消費需求不足和最終消費品生產過剩的問題。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