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瓊

　　美國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李普塞特說：“只懂得一個國家的人，他實際上什么國家都不懂。”錢穎一曾引用這句話，并指出，“這是因為只有越過自己的國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規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況。如果沒有比較分析的視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認識中國，也不利于明智地認識世界。”

　　要真正懂得其他國家，畢竟隔著地理空間，更隔著語言和文化，殊為不易。即使我們學了英語，可以看英文書籍材料，但如果沒在英美國家長期生活過，很難說對其理解多么深入。而德國、日本等國家，因為多數人不懂德語、日語，無法直接看原文著作，了解就更少了。

　　《回望平成時代的日本經濟》作者李海燕，1995年赴日本留學，在日本學習和工作近二十年，既對日本社會有切身了解，又博覽相關書籍。他從一橋大學商學部碩士畢業后，先后在日本大型銀行、跨國房地產投資基金、大型電子商務平臺公司等工作。2010年回國，此后又在日本開展投資工作，廣泛接觸日本各界人士。作者抱著想徹底了解日本制造業強大的秘密的學習研究心態，收集了日本很多大型企業的公司史等書籍，長期研究明治維新之后各產業的發展歷程。本書資料翔實豐富新穎，又有作者自己思考得出的觀點，非常值得一讀（本文中未注明出處的引文均出自此書）。

《回望平成時代的日本經濟》，李海燕著，中國金融出版社，2020年9月。

　　一、日本失去了什么，保持了什么

　　1988年英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出版了他的名作《大國的興衰》，結尾對主要國家在21世紀的發展作了一些預判，日本一節的標題叫“進退維谷的日本”，作者盡管指出了日本面臨的很多困難，從亞洲國家對日本的趕超到美歐對日本出口越來越強烈的敵視，以及日本的老齡化，但還是認為“日本的經濟有巨大的創造性，十分繁榮，并且越來越具有創造性，越來越繁榮”。他和很多人一樣，都不可能預見日本馬上出現的泡沫經濟破滅。

　　平成是日本第125代天皇明仁的年號（1989年至2019年）。作者對日本為什么出現20世紀90年代“失去的十年”（作者不贊成日本“失去二十年”的觀點），剖析得頗有深度，除了通常認為的泡沫經濟破滅的影響，還有日本國內國際環境變化的影響。國際環境原因是冷戰的結束、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美國的信息革命，使得日本的輕工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被中國和東亞其他國家所取代和轉移（90年代，日本的人工成本是韓國和臺灣地區的2-3倍，是中國內地的10倍以上），互聯網時代的產業制高點又被美國所占據。

　　從硬件方面，蘋果等智能手機的功能代替了很多的產品，從手表、鬧鐘、電子計算器、數碼相機、游戲機、車載GPS導航儀，到CD和DVD播放器、隨身聽、電視機、錄音筆、傳真機等。而這些產品，日本企業都是數一數二的生產大國。2007年蘋果iPhone的推出是日本電子行業走向衰落的轉折點。從軟件方面，因為人口數量劣勢，日本在社交軟件上難以發展出全球領先企業。

　　國內原因是追趕型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走到了盡頭，終身雇傭制等制度安排不適應新的環境，日本的公司做大后產生了大企業病，企業家精神消退，經濟金融政策出現失誤，以及人口老齡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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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雖然經濟低迷30年，但是日本的民主制度、市場經濟制度、高的國民素質沒有任何動搖。”日本人平均壽命世界第一，反映醫療水平、生活水平、環境、治安等各方面達到了世界頂尖水平。2005年以后，日本經濟從“短小輕薄”進一步進化為“高精軟遠”，軟實力增強，國際化提升，產品品質很高，在許多領域都居于世界先進水平，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發達國家。

　　二、日本的財閥/企業集團

　　日本和中國同為亞洲國家，而且歷史上日本曾以唐朝為師，但日本文化和中國既有相似之處，也有很大差異，政治體制也不同。日本的一些做法，根植于其文化，有獨特性，且優點和缺點相伴而生，而且日本也在改變。比如日本的財閥/企業集團和其中的銀企關系。

　　1．從財閥到企業集團

　　“日本能夠在100多年時間內經濟方面成功趕上歐美，財閥這一特有的產業結構發揮了極其特殊的作用。在明治維新之后的50年，日本形成了十多家財閥。直到今天，日本傳統行業的大部分大型企業，都是明治時期成立的財閥企業發展來的。‘二戰’之后，美國認為財閥配合了日本政府的對外侵略和擴張，指定日本大型財閥解散，禁止財閥創業家族的一些成員擔任企業高管，財閥企業被分拆為眾多的小公司。但是20世紀50年代以后，被分拆為零散小企業的財閥企業又悄悄地合并，變回原來的大企業。戰后，日本的財閥逐漸形成了六大企業集團，或者說企業系列，也就是三井、三菱、住友、芙蓉、一勸、三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財閥企業分別融進了這六大企業系列。這些企業系列大多有20-30家企業，分布在造船、化學、建筑工程、鋼鐵、有色金屬、汽車、交通、房地產、商社、銀行、證券、壽險、財險、租賃、石油化工、建筑材料、電機、遠洋運輸、精密儀器、紡織業、軍工等領域。筆者認為，戰前的財閥和戰后的企業系列為日本產業的發展和社會的發展，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這六大企業系列的核心就是所謂的主銀行。經過平成時代的反復合并，三井和住友銀行合并，三菱銀行和三和銀行合并，富士銀行和第一勸業銀行合并。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的六大企業系列變成了三大企業系列。也可以理解為日本的銀行在企業系列中的相對地位下降了。”

　　作者分析了企業集團的五條特征，第一條是“大型商業銀行承擔了給同一系列的企業融資的功能。由于是一個系列的兄弟公司，降低了信息的非對稱性，降低了交易成本。如果企業陷入困境，日本的銀行往往會派出銀行的人才到企業去擔任高管（一般是負責財務的副社長或者社長），去重振企業。”  

　　第二條是“系列里的企業處于交叉持股的狀態。一家上市公司，往往被同一個系列的兄弟公司持有20%-40%的股票（每一家企業一般持有1%-10%）。這樣做的好處有兩個：一是不用擔心企業被外國企業或者日本其他企業敵意收購；二是由于是兄弟公司的交叉持股，大家不用在意短期的股價的上漲或者下降。企業經營者可以從長期的角度去考慮公司的發展，而不是為了短期的股價或者資本運作去做一些投機取巧的事情。兄弟企業之間的交易成本也明顯下降。”

　　日本這種包含金融機構的大型企業集團，都可算是金融控股公司。企業集團中有銀行、證券、保險等各類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對企業獲得穩定的融資非常重要，但企業集團還是以實業為主，既不主要依賴于銀行獲得利潤，也不會把銀行掏空來給企業利益輸送，產業和金融形成了互利互惠的良性關系。

　　中國，既有和日本類似的中信集團、招商局集團等實業和金融都比較強的優秀企業集團，也出現從德隆系到明天系等民營企業集團，做實業沒有形成有核心競爭力的優秀企業，靠控股參股金融機構和一系列財技騰挪擴張，出現“虛假注資、循環注資、隱形股東、違規代持、違規一致行動人、股東不當干預、向股東輸送利益等深層次高風險問題”，最后企業集團難以為繼，也影響銀行的發展。“股權關系不清、股東行為失范是近年來銀行業保險業市場亂象叢生的根源。”（銀保監會《健全銀行業保險業公司治理三年行動方案（2020—2022年）》）

　　為什么中國和日本會形成這種差異，是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

　　2．主銀行制

　　日本、德國這種有主辦銀行制的國家，企業和主辦銀行間基本是以股權關系為紐帶，銀行人員擔任企業重要職務。青木昌彥等稱主銀行制度是“日本資本市場上公司監控和治理的核心機制”。而在中國，銀行持有工商企業股權原則上是《商業銀行法》所禁止的。工商企業入股銀行，成為關系人，相關監管規定對關系人貸款有諸多限制，但一些工商企業股東又在實際上突破這些限制。所以，日本、德國這種股權紐帶下形成的銀企關系，我們難以簡單效仿。中國人民銀行曾于1996年頒布《主辦銀行管理暫行辦法》，但實際效果不佳。銀保監會2018年印發《銀行業金融機構聯合授信管理辦法（試行）》，規定的聯合授信牽頭行，類似于主銀行，但此制度也未得到普遍推行。

　　根據1993年日本富士綜合研究所的統計，90%以上的企業都擁有主銀行。其中，有1家主銀行的企業為60.7%，有2家主銀行的企業為24.5%，平均每家企業擁有1.6家主銀行（近年的情況尚未查到）。主銀行制度的特征不僅體現在大份額融資、相互持股、保持長期穩定的交易關系上，更體現在主銀行當客戶企業經營遭遇困境時所起到的救助功能上，主銀行會提供比其他貸款人更多的金融支持，包括利息減免或承擔更大份額的壞賬損失。（據吳盼文主編《日本金融制度》）

　　在中國，有競爭力的大企業，在銀企關系中處于強勢地位，在存款、理財、貸款、債券承銷等金融服務中可以選擇利率和費率報價最優惠的銀行，可能會選擇幾家銀行作為主要往來銀行。而出現問題的企業，一般是最大的貸款行成為其債委會的主席行，也是無可奈何。沒有股權紐帶，銀行和企業間雖然可能有長期服務結成的信任合作關系，但可能不那么牢固，銀行需要為股東、債權人負責，擇機退出市場前景不佳的企業。總之，在沒有股權關系紐帶下，難以推行真正的主銀行制度。

　　在工業化時期，企業經營相對穩定，銀行給予持續的支持有助于企業擴張，而在后工業化、信息社會，商業模式變化快，銀行很難長期不變服務一個客戶，隨著企業的優勝劣汰，金融資源也需要配置到新的企業。日本這種穩定的銀企關系模式在戰后很長時間內發揮積極作用，但泡沫經濟破滅后，銀行仍然不得不支持僵尸企業，是日本市場出清慢的重要原因。現在主銀行制并不被認為是一種好的制度安排，日本的主銀行制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也呈現出衰落之勢。相比之下，美國的銀企關系更為商業化，進入退出更為靈活，企業該破產破產，每次從經濟金融危機后市場出清恢復較快。這也是美國和東亞文化不同的體現。

　　三、日本企業的一些特點

　　作者重點寫了日本很多產業和企業的情況，既寫了很多優點，也寫了存在的問題。日本企業大都比較長期主義，有工匠精神（“堅守和不斷提高是日本工匠精神的本質特點”），有長期穩定發展的企業文化。國家也重視保護產權，給企業一個穩定的經營環境。終生雇傭制等一些制度安排，曾發揮積極作用，但后來導致企業的冗員、大企業病，效率降低、成本提高。

　　1．長壽企業眾多

　　“日本的皇室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存續時間超過2000年的皇室。相對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結構也催生了一大批長壽企業。創業超過100年的企業，在日本有2萬家以上。”“日本的許多長壽家族企業，都有家訓和家督，對子孫的個人修養和經營都有一定的規范。”“長壽企業是社會高度信賴的標志，是社會安定、文化有序傳承、產業和技術穩定發展的定海神針。”

　　——中國歷史上幾乎每次改朝換代，都是重新洗牌的大震蕩。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民營企業也都斷層了。改革開放后才再次出現民營企業。所以從企業家精神如何培養到家族企業如何傳承，都面臨新的課題。

　　2．善于消化吸收改良

　　“研究日本傳統大企業發展歷史，就會發現一個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在發展的初期，幾乎所有企業都有購買外國專利、聘用外國人、日本企業高管海外考察的經歷。日本很多知名的企業，在過去都是合資企業或者是與外國企業合資設立過合資公司。比如GE公司在‘二戰’前后很長一段時間，都是東芝公司的大股東。東芝公司的大部分產品，都是從GE公司導入技術生產制造的。”

　　“豐田汽車一直到80年代末，始終都在拆解美國通用汽車的汽車。通用汽車每推出一款新車，豐田汽車都要進行徹底的拆解和分析，進行逆向開發或者吸收其中的一些技術元素。其他行業也基本上都是類似的，都在緊緊跟隨美國和西歐的全球領先企業。”

　　“日本在消化吸收外來技術之后，往往會進行改良和提高，之后會有再創造。”從硬件到管理，日本非常善于學習之后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作者舉了很多例子，比如，19世紀日本的紡織機最初是引進學習英國的，但1925年豐田織機的創始人豐田佐吉發明的自動紡織機成為當時全世界最先進的紡織機。英國的知名紡織機械公司向豐田織機支付了100萬美元的專利費購買豐田的技術。“大工業生產模式（也就是福特生產方式）是在美國誕生的。但是日本企業進一步細化了這種產方式，誕生了豐田生產方式。80年代以后，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制造企業都不同程度學習和研究過豐田生產方式。”

　　——這種對外來技術的鉆研和改良精神，中國企業可能大多不如日本。汽車產業，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企業和外資成立多家合資公司，要“以市場換技術”，但這一美好構想基本落空，被稱為是“汽車制造業最大的笑話”。北大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路風曾指出，在合資企業中，合資形式給中國汽車工業帶來的絕大部分是外方產品的生產許可權，即根據外方提供的成型設計進行組裝，“中方企業很難對引進的產品進行任何修改和創新，在引進生產權的盈利模式下逐漸喪失了自主開發的動機、信心和能力。”

　　3．文化的積極影響

　　“茶道、花道、和服等都是代表性的日本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對茶舍、用具、儀禮等也進行了無微不至的改進，這極大地豐富了日本人的感性。而感性是支撐藝術創作和產品設計的最重要因素。”“日語中保留著完整的敬語體系，日本人的禮貌也是全世界知名的。日本的禮貌和敬語離不開宗教的長期流傳和皇室的長期存在。在現代社會，日本人的禮儀和禮貌成為日本服務業重要的競爭力。”“日本傳統的工匠精神和 Omotenashi精神（以最尊敬的心情為客人提供服務、款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和工業化大生產方式完美融合進化，有力地促進了日本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日本國民的富裕，富裕的國民對傳統文化又形成了一個更高的精神需求。傳統文化的保存與發展和現代經濟的發展形成了一個完美的互動。”“日本的發展經驗說明，傳統文化的保護傳承和現代經濟的發展是不矛盾的。不僅僅不矛盾，而且對經濟的健康發展能夠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目前，中國產業正處在升級的重要關口，如何培養一個良好的社會風尚和文化，對中國今后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與日本文化以精致、精細為主流相比起來，中國文化雖然也有精致的一面，但更普遍的是比較粗放、粗糙，也反映在制造業、服務業上。除了歷史的原因，可能也和經濟發展階段有關。德國、日本制造，都經歷過從低端到高端產業升級的歷程。

　　4．產業興衰背后

　　作者分析了不少重要產業。其中講到日本半導體產業為何80年代后期超過美國，90年代以后又被美國超過，有多方面原因，有一個原因既是日本80年代成功的原因也是90年代失敗的原因，就是美國英特爾等是專業半導體公司，而日本基本上沒有專業半導體企業公司，生產半導體的是綜合電機公司（東芝、索尼、松下、日立、夏普等）的事業部。好處是綜合電機公司“生產的范圍非常廣泛。這些企業生產半導體首先使用到自己公司的眾多產品中。”在70和80年代，綜合電機企業“可以用其他領域（比如家電）的利潤來支撐半導體事業部的研發費用或者赤字”。壞處是不夠專業化和戰略投入不足。“這些綜合電機企業在90年代規模已經非常龐大。一些企業（比如東芝）已經是百年歷史的企業，機構龐大臃腫。其他的一些企業比如索尼公司，第一代創業人也都退出了經營一線。這些產業難以進行業務的選擇和集中戰略，錯失了重新振興半導體行業的機會。半導體雖然重要，但是不是終端產品，總的銷售額比較小。這樣造成的結果是日本的綜合電機企業的社長基本上沒有從半導體行業晉升上去的，他們對半導體沒有充分的理解。”

　　——某一項業務或產品，有時在一個大的集團內借助其他子公司的力量、協同發展更重要，有時有獨立自主性更重要。作者后面講財閥時也寫道“母公司控制到什么程度，保持什么樣的距離，是一門藝術”。作者從美國、日本、中國臺灣的經驗還總結了一個規律，“某個國家或者地區半導體發展速度快或者成功實現對發達國家趕超的時候，都是第一代創業家在半導體企業負責人的位置上，而且許多企業家同時也是科學家和發明家。”

　　作者分析了為什么經歷日美貿易摩擦，日本汽車行業的競爭力還是很強，而半導體行業明顯下降，根本原因還是日本的工業生產體系適合緩慢進化的工業產品，但許多時候不適合嶄新的創新和轉型。半導體行業的進化和發展速度，遠遠高于汽車行業。

　　日本很多情況和中國現在面臨的都很類似，比如經濟發展后，企業的人工成本、環境和合規成本的上升。“許許多多的日本企業，都通過艱苦的研究開發和經營發展的轉化，把外部環境的壓力改變為企業升級發展的動力。”中國的企業，正在經歷這種變化。

　　由于互聯網的興起，中國很多企業更重商業模式，而對技術研發投入不足。美國擅長從0到1的創新，中國擅長從1到N的復制、規模化生產，日本則既有在美國基礎上的優化，也有不少重大的技術創新。

　　在企業經營的長期主義、對核心技術的消化吸收自主創新、工匠精神方面，中國確實需要學習日本。中國為何相對缺乏這些精神（不是沒有，中國也有任正非這樣的優秀企業家代表，但還是太少），有復雜的成因，并非只是企業家本身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從物質匱乏到豐裕，從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成為世界工廠，從1到N的復制是起了巨大作用的。但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面臨老大的技術封鎖打壓，更凸顯從0到1的寶貴稀缺。而從0到1的原創創新，似乎還是美國這樣寬松開放自由的環境，以及發達的資本市場，更能夠哺育。

　　四、總體感受

　　本書有15章，按照主題來寫，比如“為什么日本擁有高技術但不能達成高經濟增長”，“日本的長壽企業到底是什么樣的存在”。作者對平成時代日本企業大規模并購的作用，安倍經濟學的效果，日本中小微企業的生存發展之道，都提供了很多中文世界過去沒有的信息，作出比較有高度深度中肯的分析。一個小瑕疵是個別段落信息各章間略有重復。

　　看此書也頗使人唏噓。很多事禍福相倚，利弊互相轉化，有的短期看是好事，長期未必，反之亦然。比如日本的戰敗，反而使日本在美國羽翼下不用搞軍備，一心一意發展經濟，那時日本具備了天時地利人和。而此后中美分別從低端和高端市場對日本進行了擠壓。有的事剛出現誰也料想不到其深遠影響。比如蘋果公司推出iPhone手機，成為日本電子產業興衰轉折點。大國的興衰，很重要的還是國家在全球競爭中的核心競爭力強弱、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問題。

　　日本的低生育率、老齡化，嚴重影響了日本經濟。2010年日本到達其總人口的歷史高點12807萬人，2019年是12627萬人。在2013年出版的《李光耀觀天下》中，李光耀很不看好日本，核心就是日本的人口問題，他指出“一個國家的人口結構決定了人民的命運。人口萎縮意味著國家的力量正在減弱。”“一個老齡化的人口將無法維持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能讓經濟不斷發展的是年輕人，而日本缺乏年輕人。” 不過日本2010年以后在人口減少的情況下GDP還能有正增長，人均GDP還在增加，已經很不容易了。這一點正說明日本有其成功之處。

　　歷史有必然，有偶然，有內因，有外因，各種因素共同塑造了“國運”。“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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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是曾經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是現在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的經驗教訓，值得中國學習借鑒和需要避免重蹈覆轍的都很多。但是日本的經驗不容易復制，有的教訓可能也不容易避免。但我國有14億人口的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相比日本，內需潛力更大，有利于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相信會有更好的國運。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戰略發展部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