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程實、錢智俊

　　當前全球大變局為百年未有之量級，其影響不局限于對經濟周期的短期擾動，更將體現于對經濟結構的深刻顛覆。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經濟擴大內需、暢通“內循環”，不僅需要逆周期的總量性需求管理，更加需要跨周期的結構性改革攻堅。從政策趨勢來看，針對內需增長的難點和堵點，三方面的關鍵性制度改革有望加速落地。一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維提升和釋放居民消費潛力；二是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體系升級，降低全球變局下的預防性儲蓄動機；三是房地產市場長效機制建設，減弱房地產的“擠出效應”，強化其“擠入效應”。

　　基于此，雖然國內疫情基本平息之后，中國消費需求的回暖略顯滯后，但是展望未來，在制度改革的長效支持之下，中國消費引擎的長期動力與持久韌性值得期待。

　　動力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根據我們此前研究，在保守估算下，2019~2035年中國經濟的內需潛力有望實現規模倍增。具體到這一目標的實現路徑上，從經濟規律來看，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再優化有望促進內需潛力的兌現，并賦能于消費升級的兩大脈絡。

　　其一，低收入群體向中等收入群體演進。由于低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更高，因此在提高這一群體收入水平的過程中，每單位的國民收入增長將生成更多的消費內需，在內容上主要體現為必選消費的升級，在形式上體現為消費升級在人群范圍上的擴張。

　　其二，中等收入群體的發展壯大。中等收入群體具有更加穩定的消費能力、多元的消費需求和支付更高品質溢價的意愿，其消費需求的成長在內容上主要驅動可選消費的升級，在形式上體現為消費升級在細分市場上的深化。

　　從當前國情來看，收入分配的兩大現實特征部分阻滯了上述效應。其一，在居民收入分配結構中，財產凈收入增速大幅快于工資性收入，不利于低收入群體向中等收入群體演進。

　　其二，在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雖然歷經了近年的持續反彈，但是居民收入占比依然明顯低于上世紀90年代水平，企業、政府收入占比過高，減緩了中等收入群體的成長壯大。因此，未來進一步優化收入分配制度，針對性地打破上述阻礙，已成為強化消費內需的必要之舉。

　　展望未來，中國收入分配結構的改善預計將迎來重大的歷史機遇。從學術研究來看，中國居民收入差異與經濟發展呈現“倒U形曲線”，并且已經邁過最高點，進入長期下行通道。由此，通過政策工具加速改善收入分配結構的窗口期已經打開。從政策路徑來看，隨著十九屆四中全會將“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確立為基本經濟制度，新一輪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頂層設計基本完成，具體措施有望提速落地。

　　基于此，未來收入分配結構有望實現三方面優化，進一步釋放消費升級的長期潛力。其一，在初次分配環節中，通過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提高勞動報酬的分配比重，促進中等收入群體的發展壯大。其二，在再次分配環節中，強化稅收、轉移支付等工具的調節功能，降低工薪階層稅費負擔，持續收窄收入差距，加快低收入群體向中等收入群體的演進。其三，在第三次分配環節，發揮慈善公益事業的救濟功能，進一步托底弱勢群體的基本消費能力。

　　動力二：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體系升級

　　在全球視野下，中國儲蓄率長期保持較高水平，并且在2016年至今中斷了下行趨勢，因此減緩了居民收入向消費的轉化。2018年，中國儲蓄占GN（國民總收入）的比重高達約45%，較全球均值和中等收入經濟體均值分別高出約18和10個百分點。展望未來，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三種“焦慮癥”或將強化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進而加劇上述的轉化難度。

　　其一，生存型焦慮。當居民對未來長期收入感到擔憂時，將為保障自身基本生活而提前儲蓄。在全球疫情時代，隨著公共衛生風險、經濟金融風險、地緣政治風險、環境氣候風險相互激化交疊，這一憂慮得到普遍加強。2020年上半年中國基本控制疫情之后，所謂的“報復性儲蓄”比“報復性消費”更早到來，便是這一作用的體現。

　　其二，發展型焦慮。當前，中國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升，疊加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正在驅動居民需求重心向教育、醫療、養老等發展型服務消費加速延伸，但是中國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依然不充分、不均衡，因此居民被迫加大儲蓄力度以滿足未來購買服務所需。

　　其三，數字型焦慮。以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作為“壓力測試”，不難發現，雖然中國經濟社會已經快步走在數字化升級的新賽道上，但是弱勢群體和偏遠地區依然缺少對接數字經濟所需的設備、技能和渠道，他們在數字時代將遭遇更多的生活不便和交易成本，不得不通過節約消費、增加儲蓄加以應對。

　　針對上述“焦慮癥”，進一步升級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體系，降低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將是系統性提升居民消費意愿的核心舉措之一。根據十九大至今的政策趨勢，我們認為，當前至2035年三個方面有望成為本輪升級的重點。

　　其一，打破結構性差異。在穩步加大總量性投入的同時，通過全面建成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持續縮小社會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務在城鄉、區域和人群之間的落差，使其成為區域協同發展、城鄉一體化的助推器。

　　其二，加速融入數字時代。將數字服務的可得性納入社會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務范疇，一方面助力弱勢群體跨越“數字鴻溝”，享受時代紅利；另一方面在弱勢群體接入數字化基層治理網絡后，其他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措施的精準施策能力也將得到大幅提高。

　　其三，用好金融體系助力。從《銀行保險機構應對突發事件金融服務管理辦法》等新措施來看，基于本次“戰疫”經驗，中國金融體系正在升級在突發風險下保障基本金融服務、緩解企業和居民流動性壓力、加速實體經濟修復的能力，這將與社保體系構成對民生就業的經濟金融雙保險，降低在全球亂局下居民強化預防性儲蓄的必要性。

　　動力三：房地產市場長效機制建設

　　對于居民消費，中國房地產市場發揮著雙面性的作用。一是“擠入效應”，即購房引致的家電、裝修、汽車等相關消費需求，以及房產升值帶動的居民財富增長，將增加居民消費。二是“擠出效應”，即購房壓力迫使居民節省開銷、增加儲蓄，從而抑制居民消費。

　　展望未來，新型城鎮化呈現廣闊的發展空間，由此驅動的房地產市場更加需要平衡自身增長與外部效應，如何增強“擠入效應”、削弱“擠出效應”將成為核心問題。基于現實國情與學術研究，我們認為，解決這一問題關鍵在于把握好三大要素。

　　一是“屬性”，房地產兼具居住和投資兩大屬性，其中投資屬性越強，則對消費的“擠出作用”越強。

　　二是“預期”，居民對房地產價格的長遠預期深刻影響了居民對當期消費的選擇，若房地產價格預期穩定，則將以“擠入效應”為主，若房地產價格失穩（大漲或大跌）并打亂居民預期，則將以“擠出效應”為主。

　　三是“比例”，較之于金融資產和生產性固定資產，房地產對家庭預防性儲蓄的緩解作用更弱，因此如果房地產占家庭資產的比重過高，擠占了金融資產等其他資產的份額，則將相對地對消費產生“擠出效應”。

　　基于此，如果房地產市場長效機制能夠對房地產的屬性、預期、比例這三大要素進行精準調控，使其回歸并長期穩定于合意水平，則將化消費阻力為消費動力。由此結合當前的政策思路，未來三方面的綜合改革措施值得期待。

　　其一，從“屬性”著手，當前至2035年，“房住不炒”的政策立場預計將得到長期堅持，持續淡化房地產的投資屬性、強調居住屬性。此外，為了避免“復燃”樓市投資屬性，房地產市場料將不再作為宏觀逆周期調控的抓手。新型城鎮化所形成的真實居住需求將成為未來房地產市場增長的主動力。

　　其二，從“預期”著手，一方面以“一城一策”強化房地產市場監管的靈活性、針對性，在高房價地區加大剛需型商品房供應，在高空置率地區平穩去庫存，從而實現地價、房價和預期的長期穩定；另一方面，強化貨幣政策的精準性和金融監管的穿透性，切斷信貸資金違規流入房市的渠道，抑制房市過熱的金融誘因。

　　其三，從“比例”著手，積極發展公共租賃住房、共有產權住房等多種住房供應形式，降低居民財富向房地產配置的必要性，同時穩步推進資本市場發展，合力引導居民財富重心從房地產向金融資產轉移。由此，居民財富將從靜態的水泥磚瓦中解放出來，借由金融市場加速推動“供給側產業升級 +需求側消費升級”的動態內循環。

　　(本文作者介紹：工銀國際研究部主管，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領域為全球宏觀、中國宏觀和金融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