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恒生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王丹

　　央行數字貨幣可大幅提升貨幣政策的效率，但對人民幣國際化和應對金融脫鉤影響有限。

　　2020年8月，中國成為首個試點央行數字貨幣的國家。這將逐漸改變央行管理流動性的方式，針對中低收入群體的補貼也會更高效。因為央行數字貨幣仍是基礎貨幣，貨幣乘數效應將會遠超消費券等間接補貼方式。本周，央行在深圳羅湖試點派發1000萬數字人民幣紅包就是這樣的嘗試。假定中國的邊際消費傾向是0.75（和2008-2009全球金融危機時相同），粗略估算一下，1000萬的數字貨幣紅包將帶動至少5000萬的總需求。此外，數字貨幣的用途并未設限，人們可以按自己的喜好花在家電、服務、餐飲。監管機構將擁有消費支出的完整記錄，掌握不同收入群體的真實需求，這將有助于未來設計更具針對性的刺激政策，并相應協調工業生產。

　　央行數字貨幣是一種面向未來的技術，因為紙幣終將成為歷史。每年印刷和維護紙幣系統的成本可高達2%的GDP。中國央行早在2014年就開始探索加密貨幣，以應對其金融體系由線下轉線上的技術變革。2019年，中國超過80%的交易（約50萬億美元）為在線支付。央行數字貨幣可以離線使用，它的出臺是對微信和支付寶等支付功能的補充。

　　央行數字貨幣能夠降低跨境支付的交易費用，擴大人民幣的國際應用場景。但在這個功能上，央行數字貨幣和其它支付平臺沒有本質區別，所以面臨所有其它平臺面對的問題。比如，支付寶走國際化路線，就是通過做小股東的方式入股當地貨幣，從東南亞市場開始，希望有朝一日形成覆蓋全球的支付網絡。但這個過程注定是長期而緩慢的，因為不可避免的會面對他國央行的限制、其它數字貨幣的競爭、甚至地緣政治導致的準入障礙。央行數字貨幣通過手機APP運行，正如微信在美國的遭遇一樣，在國家安全等理由下，手機端應用可以輕易被第三國限制。

　　我們需要認識到，貨幣的本質不是技術。人民幣國際化在過去十年取得了實質的進步，在國際外儲中的占比從2016年的0.8%上漲到2020年的2%。但這種進步和技術大體無關，而是受改革開放、經濟增長和中國海外投資的推動，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全新投資版圖。用人民幣計價的對外貸款、香港的人民幣存款、經營人民幣業務的機構數目都在增加。這背后是對中國的信心，本質上仍是國家信用問題。

　　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必然要求逐步解除資本賬戶管制。作為過渡階段，香港仍可作為資金中轉的跳板，但是不可能一直如此，因為不能要求外國人持有不能自由兌換的貨幣。開放資本賬戶意味著要容忍幣值大幅波動，這對于發展不均衡的中國區域經濟的確是短時難以承受的。從此意義上講，中國的“雙循環”政策是在為將來更大的開放做準備----擴大內需、調整收入結構、完善產業鏈。選擇現在推出央行數字貨幣，既是貨幣政策的升級，也體現了中國在金融創新上的努力。而應對美國的金融脫鉤，中國需要用最大限度的金融開放吸引外資，給全球企業提供更大的機遇，才能幫助中國實現自己的發展目標。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科學院博士后、經濟學博士，現任恒生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負責中國宏觀經濟及金融市場相關的行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