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機構 全球財富管理論壇

　　本文作者：中國財政部原部長 樓繼偉

　　真正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基于規則的對外開放和依法治國，應當是要點。特別要提醒，既然是客觀規律，政府有意按雙循環優化產業鏈布局是做不到的，競相動用公共資金搶占技術新高地是做不好的，得不償失，還會引起國內外的誤解，需要的是真正的學習理解要義和改革開放措施的落地、落實。

　　大型開放經濟體的內在邏輯

　　一個經濟體對國內國際循環的依賴程度，可以有不同的度量，這里用貿易依存度來度量。小型開放經濟體，如新加坡、香港可以達到200%以上。美國長期以來，國內儲蓄率極低、巨額貿易逆差，貿易依存度在20%左右，得益于發鈔國優勢，不具可比性。歐洲大型經濟體貿易依存度比較高，比如德國在60%以上，這是因為歐洲統一市場的效用，可比價值也不大。俄羅斯、巴西等大宗商品為主的國家，同我國經濟屬性不同。還有一些大型經濟體開放度很低。

圖1 主要國家和地區外貿依存度數據  來源：Wind終端

　　相比較而言，最有可比性的是日本。在1990年以前，日本的貿易依存度長期不足20%，在此之后逐步上升，現在約為30%。

　　日本的變化很有啟示意義。日本1955年加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這是向自由貿易過渡的國際協定，允許簽約國保留貿易保護，同時承諾解除保護的過渡期。日本加入GATT時，對制成品貿易保護度很高，而美國出于扶植，對其削減保護十分寬容，日本一段時間大力引進技術，并且“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發展本國高水平制造業，同時外資企業很少。以九大商社為中心的貿易、銀行、制造綜合體，商社在全球投資采購大宗商品，在銀行支持下加工制造成從汽車到家電等各類制成品，滿足國內需要的同時，銷向全世界，形成巨額貿易順差。單位貿易額產生的GDP高或者說貿易依存度極低，一直小于20%，產業鏈高度分布于國內。巨額貿易順差，特別是對美巨額順差，終于被西方大國所不容，于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要求日元升值，解除貿易保護，更加尊重知識產權。

　　在此時點后，日本的確削弱了產業政策，快速減少了制成品貿易保護和增加知識產權保護，并加快對外投資。產業鏈、供應鏈，以國內為基礎更多的延伸到全球，貿易依存度由此逐步抬升，目前在30%左右，成為全球化條件下大型開放經濟體的常規形態。

　　我國貿易依存度近幾年在35%左右波動，因中國經濟體量和國際形勢因素，估計今后還會略有下降。

圖2 日本貿易情況數據 來源：Wind終端

　　我國貿易依存度變動的過程和原因

　　1978年以前，我國貿易依存度不足10%，是典型的封閉型經濟體。改革開放之后，早期通過補償貿易和吸引外資，貿易依存度抬升，到1985年達到了23%。這一年“廣場協議”簽訂，日本企業一改不重視對我國投資，轉為從重化、冶金、汽車、家電等各行業，全面到中國尋找投資機會，帶動韓國也來擴大投資。

　　國務院辦公廳調研室觀察到這一現象，分析認為，我國整體改革還沒有開始，基礎設施也不完備，但應當抓住這一波日本為主的對外產業轉移機會，可利用沿海地區機制相對靈活、基礎設施相對完善的條件，擴大開放，大力吸引外資，并在當年形成報告。時任國務院主要領導批示，“我們應當實行沿海地區國際大循環戰略”，加以肯定。這是一個重要節點，貿易依存度逐步提升到1993年的32%，此一時期多數年份處于貿易逆差。

　　1994年是另一個重要節點。這一年全面綜合配套改革，其中外匯、外貿體制改革是重要內容。從這一年開始，貿易依存度在波動中抬升。2001年底經過一系列解除貿易和投資保護的改革，加入WTO，進一步融入全球化，貿易依存度逐年抬升，到2006年達到頂點：為67%。而且每年都是順差，最高的年份，在GDP占比達到了9%以上，其間貿易摩擦加劇。

　　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開始啟動，海外需求萎縮，其后基礎設施投資帶動的國內投資大增，消費需求增長，以及其他因素，貿易依存度逐年下降，到去年為35%。貿易順差在GDP的占比，多年不足2%。已初步成為國內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大型開放經濟體。

圖3：中國貿易情況數據 來源：Wind終端

　　幾個重大節點可以看出改革和重大政策的關鍵作用，當然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總結起來：

　　第一，改革開放是最大的推動力。1985年推出的沿海地區國際大循環戰略，盡管完全必要，也是因全面改革還未展開的無奈之舉。1994年的全面配套改革和加入WTO前后的解除保護措施，都說明改革開放是大型經濟體提質增效的關鍵。

第二，我國和日本的變化過程說明，大型開放經濟體應以內循環為主體，過高的貿易依存度很難持續，過度的貿易順差會對全球帶來太大的沖擊，還需恢復常態。同時只要堅持擴大開放，企業絕不會放棄國際市場，會做出相應的調整，滿足境外需求，和自身在產業鏈中的位置。從國民經濟角度看，積極參與國際大循環，增加國民收入，也會增加國內需求。

第三，我國一度過高依賴外需也是國內資源配置扭曲的結果。特別是城鄉二元體制結構，造成城市化水平過低，國內需求釋放不足。直到去年，我國常住人口城市化率雖為61%，戶籍人口城市化率僅為44%；而人均1萬美元GDP的其他大型經濟體，城市化率平均超過65%。特別是過低的戶籍人口城市化率，使得大量的農業人口不能夠真正轉移，消費和居住需求被壓抑，也是初次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

　　第四，2007年以后貿易依存度急劇下滑，還因劉易斯拐點提前到來，農業勞動力轉向其他部門趨勢性放緩，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農民工紅利”逐步消失。“兩頭在外”等更適用于小型經濟體的國際大循環方式受到制約，勞動密集產業加速向外轉移。近十年來，快速老齡化和低人口生育率進一步推動了上述進程。

　　第五，1998年后，大力投資基礎設施，以及近十年來具有準公共設施性質的互聯網平臺快速發展，改善和創新了國內循環的渠道，國內需求得以釋放。

　　結構性改革和依法治國是關鍵

　　劉易斯拐點提前出現，人口快速老齡化，都是客觀因素，逆全球化潮流，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回到90年代中期開始十余年的國際大循環模式，國內環境不支持，也不被國際所接受。加大改革開放，以及良好的基礎設施，完全可以支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重要的是解決好制約雙循環的堵點。

　　第一，堅定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是生產要素一側，結構性改革是制度性變革。但常常看到的是，將下指標“去產能、去庫存”“關停并轉升”調結構等行政手段調整，稱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4月9日，黨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這個《意見》實際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意見》中有些措施還屬于探索性的，要加速落實、加速探索，這對于動員國內需求是最為根本的。

　　第二，堅定地推進依法治國。我國一度過多依賴國外需求的原因之一，是國內法治環境不佳，對產權保護不足，信用社會還未建立起來。“補償貿易”或面向海外市場的企業在經營中，往往還款信用高，知識產權侵權少。本次疫情，一些面向外需的企業不得不轉向內銷，就感到貨款回收難，產品仿冒維權難。

　　還有如，為完成某項任務，基層政府先拆、先關，不談如何補償，法不溯及既往觀念淡漠，等等。當然基層也有其難處，任務剛剛下達，檢查、巡查就來了，一些要求是不實事求是、形式主義的，基層不顧法治去落實任務，也是不得已。沒有良好的法治環境、信用環境，國內大循環就會受到堵塞。十八屆四中全會的主題是依法治國，大量的任務應當真正的落實。

　　第三，要降低基礎設施和準公共設施的用戶成本。基礎設施適度超前是必要的，但有些方面過度超前，抬高了用戶成本或不可持續的公共部門債務。互聯網平臺雖是私人部門運作，但有準公共性，壟斷帶來高用戶成本甚至市場進入障礙，這兩個方面都要有所控制。

　　目前中央提出“新基建”，其中包括發展5G。但現有5G技術很不成熟，數千億級的投資已經布下，而且運營成本極高，找不到應用場景，今后消化成本是難題。這些成本要逐步降下來，不然會是國內大循環的堵塞點。

　　第四，要堅定的維護和改進國際規則。自由放任的全球化時代過去了，今后全球產業鏈分布不會只由利益驅動，公共安全風險、節點集中度風險等會被充分考慮，會是效率和風險之間平衡的新形態，甚至會被政治意愿扭曲，產業鏈、供應鏈會收縮，但基于通行規則的對外開放應堅定不移。下一步的規則會被政治化，在規則制定上應主動作為，爭取共識，形成新的國際經貿規則 。要堅持發展中國家的定位，這符合實際，但要準備應對差別化地位的挑戰和更難應對的結構性議題的挑戰。

　　第五，也是作為總結，學習貫徹好9月1日中央深改委第十五次會議精神。在這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戰略決策，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他還強調“要繼續用足用好改革這個關鍵一招……推動更深層次改革，實行更高水平開放，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強大動力”。

　　我剛才講的就是表明，這一戰略決策，基于歷史、現實和內外環境，是符合客觀規律的。真正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基于規則的對外開放和依法治國，應當是要點。特別要提醒，既然是客觀規律，政府有意按雙循環優化產業鏈布局是做不到的，競相動用公共資金搶占技術新高地是做不好的，得不償失，還會引起國內外的誤解，需要的是真正的學習理解要義和改革開放措施的落地、落實。

　　本文為樓繼偉2020年9月15日在經濟50人論壇研討會上的發言

　　(本文作者介紹：全球財富管理論壇是在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背景下，由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和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共同發起成立的全球性、學術性、中立的智庫組織，致力于促進資產管理與財富管理領域的全球對話，推動資產管理與財富管理行業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