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不可高估理性的力量

2020年10月09日10:53 作者:張維迎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張維迎

　　如何減少非理性決策導致的災難？最有效的辦法是權力和資源的分散化，以野心對抗野心，以權利約束權力。

　　經濟學告訴我們，理性人不會做“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事。如果你的對手對你提出威脅，你知道這種威脅如果付諸行動，對方同樣會付出代價，即使他的損失比你小，你大可一笑了之，不要被它嚇住，因為理性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將這樣的威脅付諸行動，就像沒有人為了打死一只老鼠打碎一個精致的盤子。用博弈論的術語，這是“不可置信的威脅”（incredible threat）。德國經濟學家澤爾騰（R． Selten）認為，理性人不會實施“不可置信的威脅”。他把排除掉不可置信威脅的納什均衡定義為“精煉納什均衡”（perfect Nash equilibrium），從此，“精煉納什均衡”就成為經濟學家預測理性人行為的基本概念。澤爾騰因此貢獻獲得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但經濟學家的預測與現實中人們的決策有很大距離。現實中，不僅“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事比比皆是，甚至“殺敵八百，自損一千”的事也時有發生。

　　作為經濟學者，我當然承認理性的力量；我甚至認為，理性是人類的希望。但我也越來越認識到，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理性可以解釋均衡，但不能解釋非均衡；理性可以解釋許多常規的小決策，但無法解釋非常規的大決策；理性能解釋“遺傳”，但不能解釋“變異”。比如，理性可以解釋某種產品的價格如何隨供求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但無法解釋股票市場的崩潰；理性可以解釋工人為什么愿意受資本家的“剝削”，但無法解釋工人階級的領導者為什么要徹底消滅“資本家階級”，從而讓大量工人失去就業的機會；理性可以解釋交戰雙方（或多方）為什么會達成停戰協議，但無法解釋戰爭為什么發生；理性可以解釋希特勒為什么會失敗，但無法解釋希特勒當初為什么能上臺；等等。

　　戰爭的例子特別能說明問題。根據理性人模型，國與國之間不可能發生戰爭。這是因為，理性人不可能對戰爭的后果有不同的看法（在博弈論里，這被稱為Harsanyi doctrine）。既然如此，預期自己會輸的一方或者壓根就不會挑起戰爭，或者會一開始就乖乖投降，因而預期自己會贏的一方根本就沒有必要發動戰爭。

　　理性的力量之所以有限，是因為真實世界中，人的行為不僅受理性的影響，也有“非理性”的一面。這里的“非理性”，是相對于經濟學定義的“工具理性”而言，也就是決策不是基于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的計算。之所以不是基于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的計算，或者因為這樣的計算根本不可能，或者因為即使可能，當事人也置之不顧。當然，如果我們愿意改變經濟學關于理性的定義，比如用哈耶克的“演化理性”替代主流經濟學的“工具理性”（或“構建理性”），有些看上去“非理性”的行為可能是理性的，但那樣的話，經濟學的“理性人模型”就得重新構造。

　　結合哈耶克的知識論和心理學家的研究成果，我將這些“非理性”因素概括為四個陷阱：自負陷阱，自尊陷阱，信仰陷阱，群思陷阱。這四個陷阱之所以值得重視，是因為它們不僅影響著個體的生存，更影響著人類的歷史進程。無論是過去還是可以預料到的將來，它們不會被理性徹底戰勝，也不會因為大數定律被過濾掉。

　　自負陷阱

　　決策需要信息，但大部分決策需要的信息是不完備的，存在著缺失。特別是，越是重大的、一次性的決策，信息缺失越嚴重。并且，信息是分散的、主觀的、個體化的。這就是哈耶克講的“無知”（ignorance）。在無知的情況下，決策依賴于個體的想象力和判斷；即使兩個人有完全相同的信息，由于想象力和判斷力不同，他們也會做出完全不同的決策。因此，達到納什均衡是很難的。這里，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指不同決策是相互兼容的：所有人的預期能同時實現。（納什均衡或許應該稱為“哈耶克均衡”，因為哈耶克比納什更早定義了類似的均衡概念，盡管哈耶克認為這樣的均衡很難實現。）

　　無知使得決策變得非常不容易，而更大的麻煩是，許多人不僅不知道自己的無知，甚至認為自己無所不知，結果就出現了哈耶克講的“致命的自負”（fatal conceit）。致命的自負常常導致災難性的決策。讓我用希特勒上臺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說明這一點。

　　1930年代初，德國還是一個非常注重家庭背景和學歷的國家。希特勒出身于下層，一個體制外的無業游民，沒有受過良好教育，舉止粗魯，毫無政府工作的經驗，無論從哪方面看，都不像當總理的料。

　　希特勒1933年元月能被興登堡總統任命為總理，很大程度上拜德國精英們的“致命的自負”所賜。正是德國精英們普遍認為希特勒“成不了氣候”，讓希特勒成了“氣候”。保守派把希特勒扶上總理之位是為了讓他出丑，沒想到是引狼入室。

　　阿道夫·希特勒（AdolfHitler，來源：baidu.com）

　　當時的德國，政府內閣由國家元首任命，無須征求國會多數派意見。興登堡總統及其幕僚以為，給希特勒個總理頭銜，相當于把這個“麻煩制造者”關進籠子里了，用不了多久，他就會出局。內閣里，除希特勒本人外，納粹黨只有威廉·弗蘭克一人入閣，執掌內政部，帕彭及其保守同僚屬于多數派。帕彭任副總理，周圍盡是他的朋友，興登堡總統對他又是言聽計從，所以他認為自己絕對能降服希特勒。他對個別心存疑慮的同僚說：“我們已經把他收歸我們所用了。” “不出兩個月，我們就會把他逼到墻角，讓他只會尖叫。”與軍方關系密切的前總理施萊謝爾自信地說：“如果希特勒打算在德國建立獨裁體制，軍方將是獨裁體制內部的獨裁集團。”

　　但他們的預期都落空了。希特勒上任不久，就利用“國會縱火案”迫使總統簽署了緊急狀態法，取締德國共產黨，停止實施魏瑪憲法中的言論、出版、集會和結社自由。緊接著，希特勒又通過《總統授權法》，獲得不經國會同意并且不征求總統意見的情況下的任意立法權，解散了除納粹黨之外的其他政黨，取締了工會。到1933年6月，希特勒已經建立起了事實上的獨裁統治，年邁多病的總統興登堡變成了個擺設。1934年興登堡去世后，希特勒把總理和總統的職能合二為一，擔任“國家元首”，成為名副其實的獨裁者，權力不受任何限制，為所欲為一路狂飆，直到柏林陷落前幾天自殺為止。

　　許多德國人對自己當初的所作所為深感懊悔，其中最早懊悔的或許是德國共產黨。1932年11月選舉成立的議會中，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是第二和三大黨（分別占121席和100席），合計席位大于納粹黨（196席）。社民黨和共產黨同屬于“馬克思主義政黨”，但水火不容。如果共產黨當初不是錯誤地將社會民主黨當作“頭號敵人”，而是與其合作，共同對付納粹黨，那么，希特勒不可能有上臺的機會，共產黨也不會變成一個“非法組織”。

　　如果說希特勒上臺是因為德國精英們的“致命的自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則是希特勒自己的自負所致。希特勒沒有想打一次世界大戰，他甚至沒有想打一次歐洲戰爭，他設想的最大規模的戰爭是國與國之間的局部戰爭。即使在入侵波蘭后，英國和法國發出最后通牒，希特勒仍然不認為這兩個國家真的會向德國宣戰。之前，無論德國軍隊進入《凡爾賽條約》規定的萊茵蘭非軍事區，還是德國吞并奧地利，英法兩國什么話也沒有說；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臺德地區的時候，英法兩國還與德國簽訂了《慕尼黑協定》，讓希特勒如愿以償。經驗告訴希特勒，英國人和法國人都是沒種的膽小鬼，根本沒有膽量向德國宣戰。但這一次，他錯了。納粹德國1939年9月1日入侵波蘭，英國和法國9月3日向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此爆發。這是希特勒上臺后第一次失算。

　　希特勒1941年6月22日對蘇聯發動閃電戰，斯大林毫無準備，驚慌失措，蘇聯毫無還手之力，損失慘重，也是“致命的自負”所致。斯大林知道納粹德國與蘇聯必有一戰，但他認為蘇聯至少還有一年時間備戰。他的推理是：希特勒是個聰明人，不會在兩條戰線同時作戰，在與英國簽訂停戰協定前就對蘇聯開戰，是非理性的。因此，斯大林把來自丘吉爾的警告當作“離間計”，置之不理，對自己情報人員的警告也不屑一顧。可惜，他的判斷完全錯了。

　　納粹德軍在西歐和蘇聯的的雙線進攻

　　（來源：encyclopedia.ushmm.org）

　　希特勒確實希望與英國簽訂停戰協議，但屢屢被丘吉爾拒絕。希特勒認為，自己已經贏了戰爭（這當然是他的錯覺），丘吉爾之所以拒絕簽訂協議，是因為背后有蘇聯的支持。只要打垮了蘇聯，英國就會乖乖簽訂停戰協議。所以必須先對蘇聯開戰。顯然，斯大林的預期和希特勒的預期是不兼容的（因而不是一個納什均衡），結果對雙方都是一場災難。據說斯大林事后得出的一個經驗是：當你做決策的時候，從來不要把自己放在對方的角度思考問題，那樣做你會犯大錯！而把自己放在對方的角度思考，正是理性決策模型的基本要求。

　　自尊陷阱

　　每個人都有自尊心（self-esteem）。常言說的“無功不受祿”，就是自尊心的表現。在生存競爭中，沒有自尊心的人，難以生存并繁殖后代。自尊心使得一個人自強、自立、自律，受人尊重，因而獲得更多與他人合作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說，自尊心是一種演化理性（不同于工具理性）。

　　但自尊也帶來一些負面影響。表現之一是，自尊心使得人們常常拒絕接受批評，尤其是公開的指責和來自地位比自己低的人的批評。自尊心越強的人，越容易被批評冒犯。他們習慣于把他人的批評看作是對自己人格的不敬、能力的貶低、身份的羞辱和威信的損害。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他們常常會對批評者發起“復仇”行動。在做出反擊的時候，他們很少進行理性計算。出于自尊，他們寧可“雞蛋碰石頭”，“胳膊擰大腿”。中世紀歐洲貴族間盛行的“決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自尊走到極端就是自戀（narcissism）和偏執（paranoid）。自戀者和偏執狂不僅不接受批評，拒絕認錯，而且會用新的、更大的錯誤掩蓋舊的、相對小的錯誤，以證明他們從來就沒有犯過任何錯誤。結果是，錯上加錯，欲罷不能，災難不斷，直到沒有機會再犯更大的錯誤為止。

　　對蕓蕓眾生而言，自戀和偏執損害的只是自己的財富、事業、生活，最多是個體的身家性命，因為他們可用的資源有限。麻煩在于，由于政治游戲更青睞自戀狂，位高權重的人往往有遠高于常人的自戀傾向和偏執傾向。他們呼風喚雨，支配大量社會資源，甚至擁有生殺大權。他們的自戀和偏執，他們的錯上加錯，常常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甚至生靈涂炭。

　　希特勒就是一個典型的自戀狂，甚至可以說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自戀狂。他從來容不得別人的批評，包括他最信任的左膀右臂的批評。在入侵波蘭的三天前，即1939年8月29日，他的副手赫爾曼·戈林仍然在尋求避免跟英國人的沖突，建議他沒有必要“賭上一切”。希特勒回答說：“在我的整個生命中，我總是把所有籌碼放在桌上。”入侵波蘭挑起世界大戰，出乎希特勒的預料，被證明是一個錯誤，但他沒有設法改正這個錯誤，而是走向一個更大的錯誤---征服法國。占領法國后，希特勒覺得自己已經贏得了戰爭，想誘使英國簽訂停戰協議。丘吉爾不買賬，希特勒又發起“不列顛之戰”。不列顛之戰未能讓英國屈服，他又走向一個最大的錯誤---發起閃電戰，計劃用三個月時間拿下蘇聯。他認為，只要拿下蘇聯，英國人就會乖乖投降，美國就沒有可能參戰，他之前的所有決策就都將被證明是正確的！

　　德軍在波蘭進行的閃電戰

　　（Blitzkrieg，來源：holocaustresearchproject.org）

　　可惜，他沒能如愿，斯大林格勒戰役成為他的“滑鐵盧”。

　　斯大林格勒戰役被認為是二戰史最關鍵、也最慘烈的戰役，雙方死傷人數超過160萬。希特勒命令德軍不惜一切代價占領斯大林格勒，與其說是為了達到軍事目的，不如說是為了希特勒本人的心理滿足，因為，這畢竟是一座以“斯大林”命名的城市。對斯大林來說，保衛斯大林格勒，也關乎自己的尊嚴和榮耀，所以他命令紅軍“絕不后退一步”，違者殺無赦。在德軍第6集團被蘇聯紅軍包圍后，希特勒仍然固執己見地命令保盧斯將軍堅守陣地，不得突圍，結果全軍覆沒，戰爭局勢徹底逆轉。

　　復仇意味著“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復仇就是捍衛自尊，是所有文化中都存在的、受到贊許的社會規范。共產黨鬧革命的口號是：要報仇，要伸冤，血債要用血來償！復仇作為一種威懾，使對方認識到損人利已的策略最終得不償失，不如主動合作好。從這個意義上講，復仇是一種積極的力量，有利于人與人之間的合作。

　　但復仇也有消極的一面：容易導致沖突升級，兩敗俱傷。一個小小的、甚至無意的冒犯，常常引發災難性后果。復仇之所以升級，一個重要原因是雙方之間存在著信息偏差（information bias）和道德尺度偏差（moralization gap）。信息偏差是指，雙方對傷害行為的動機、傷害程度和潛在后果有不同的感知。道德尺度偏差是指，雙方對公平、正義、合理有不同的標準；并且，人們傾向于原諒自己，苛求別人。心理學家丹尼爾·吉爾伯特指出，在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交戰雙方很像坐在汽車后座向父母告狀的兄弟倆：“他先打了我！”“他出手比我重！”

　　從某種意義上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德國人的復仇所致。德國人認為《凡爾賽條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法國等戰勝國強加給德國的，非常不公平。這為希特勒挑起二戰提供了道德基礎。而《凡爾賽條約》本身嚴厲的懲罰性，可以說是法國人復仇的產物。法國人復的是1870年普法戰爭的仇。

　　盡管在有些情況下復仇是基于理性計算，但大部分復仇的情緒性大于理性。人們愿意做“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甚至“殺敵八百自損一千”的事，就是因為“尊嚴”比“利潤”更令人著迷。

　　不列顛之戰的初期，英國皇家空軍以少戰多，表現卓越。但由于機場遭到嚴重破壞，飛機和飛行員大量減少，如果納粹德國繼續轟炸軍用機場，皇家空軍估計堅持不了多久。但一架迷失方向的德國轟炸機誤將一枚炸彈投到倫敦市區，觸發了一個復仇鏈，反倒救了英國。這是開戰以來第一次非軍事目標遭到攻擊，為了報復，丘吉爾第二天就派81架飛機空襲了柏林。空襲本身造成的損失并不大，但引起柏林市民的恐慌，對希特勒是一件很丟面子的事。空軍元帥戈林曾向希特勒保證，絕對不會有任何一架敵機能侵入德國領空。柏林遭到空襲，讓希特勒惱羞成怒，遂決定把轟炸重點轉向倫敦等城市。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因為它為瀕于崩潰的英國皇家空軍提供了喘息的機會。在整修了機場、添置了更多飛機和培訓了更多飛行員后，皇家空軍得以打破納粹德國的空中優勢，希特勒不得不暫時放棄入侵英國的海獅計劃，把目光轉向東方的蘇聯。

　　信仰陷阱

　　經濟學認為人的行為之受利益支配，因而是理性的。但無論歷史上還是現實中，人的行為也受信仰的支配。信仰可能是宗教的，也可能是世俗的（如意識形態、民族主義）。

　　信仰有一種不受個體控制的魔力，驅使人們做出理性計算難以證成的決策，甚至完全違背自身利益的決策。這種決策可能是善的，也可能是惡的。事實上，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都是理想主義者追求信仰的結果，而不是現實主義追求利益所致。比如羅馬帝國尼祿皇帝屠殺基督徒，君士坦丁時期基督徒迫害異教徒，中世紀十字軍東征，歐洲的宗教戰爭，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俄國內戰和農業集體化，越戰，納粹集中營，阿富汗戰爭，伊斯蘭共和國，等等，無不與信仰有關。確實，有時候理想主義只是利益的偽裝，但不可否定，許多干壞事的人是真誠的理想主義者。希特勒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個人生活很簡樸。

　　信仰的魔力來自其目標的善。善的目標賦予行動者一種道德力量。理想主義者總是用目標的善證明手段的正當性；為了崇高的目標可以不擇手段，不論這些手段實際上是多么殘忍。信仰可以使人完全喪失人性，變得瘋狂。即便大規模屠殺無辜也理直氣壯，或者是為了上帝的榮耀，或者是為了某種烏托邦理想。理想主義可以把自己造成的任何災難都被解釋成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就像“良藥苦口利于病”一樣。斯大林把數十萬富農槍斃、抓進集中營或送到西伯利亞是正當的，因為他們反對農業集體化，而農業集體化是實現社會主義的要求；波爾布特處決柬埔寨所有戴眼鏡的高棉人，因為眼鏡證明他們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就是無產階級的敵人，該殺！

　　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也是信仰，經常導致種族沖突、戰爭，甚至種族滅絕。納粹在集中營屠殺了600萬猶太人，其手段之殘忍，令人毛骨悚然。那些執行屠殺命令的納粹官兵，作為個體也像普通人一樣，有善的一面，但他們為什么會干令人發指的反人類勾當？因為希特勒給他們灌輸了一種極端的反猶主義信仰：猶太人是德意志民族所有苦難的根源，他們總是用陰謀詭計顛覆德國，他們污染了雅利安種族的純潔。在具有這種信仰的人眼里，猶太人不是人，是害人蟲，是撒旦，是魔鬼，屠殺他們就沒有了罪惡感。希特勒本人是一個素食主義者，甚至見不得人們屠殺動物。一個見不得屠殺動物的人立志滅絕一個有上千萬人口的種族，可見信仰的魔力是多么強大！

　　希特勒上臺后，納粹黨在德國大學里搞了一場“焚書坑儒”運動，運動的主力是學生組成的“希特勒青年團”，他們對納粹黨的意識形態堅信不疑。不僅猶太裔的教授被解職，猶太學者的書籍移出圖書館并銷毀，甚至像愛因斯坦、赫茲、哈伯這些猶太裔科學家的名字都不能提。納粹黨提出要建立“雅利安物理學”、“德意志數學”、“德意志化學”；任何國際期刊的內容包含對第三帝國的批評，德國大學圖書館就取消訂購，連英國出版的《自然》這樣的雜志也不例外。1933年5月10日，全國19座大學城組織了一場“打倒非日耳曼精神的行動”，學生們按照納粹意識形態標準，編制了一份“非日耳曼”圖書清單，把清單上的書一本一本從各種圖書館搜出來，然后堆在公共廣場付之一炬。

　　1933年，納粹德國“雅利安化”運動時的焚書現場

　　（來源：germanculture.com）

　　在納粹德國，“希特勒”本人也成了一種信仰，希特勒就是上帝。許多德國人遇到自己沒法判斷的事，會滿懷信心地說“我相信他”，“他總是對的”。在戰爭即將結束，俄國人已經到了柏林大門口，納粹敗局已定的時候，一位受傷的二等兵還說：“領袖最近剛宣布，我們必勝。他從來沒有騙過我們。我相信希特勒。”

　　正因為如此，納粹德國戰敗并不足以讓希特勒走下神壇。真正讓希特勒走下神壇的是戰后的紐倫堡審判。紐倫堡審判讓德國人了解了真相。沒有紐倫堡審判，納粹的歷史很可能在德國重演。

　　群思陷阱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美國一直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后才參戰。即便在當時，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明白，美國參戰，日本必敗。所以，珍珠港事件令丘吉爾和蔣介石都欣喜若狂。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停泊的美國軍艦

　　（來源：britannica.com）

　　難道日本政府的決策者就看不明白這一點嗎？他們當然看得明白。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曾警告近衛首相，日本成功對抗美國的時間不會超過一年。在戰后的東京審判上談到對美國開戰決策時，鈴木貞一（戰時任企劃院總裁）回憶說：“海軍打心底認為與美國開戰必敗無疑，只是不愿意公開表態。陸軍未必真想打仗，但又激烈反對從中國撤軍。外務大臣堅定地認為，不答應從中國撤軍，與美國交涉斷無希望成功。因此，首相若想避免戰爭，僅存的辦法要么是讓海軍大臣正式公開其真實想法，要么是讓陸軍理解海軍未公開的意圖，并同意撤軍。我看得出首相很為難，因為從他個人來講，他覺得自己無力說服海軍或陸軍。”（伊恩·布魯瑪《創造日本：1953-1964》第五章。）

　　這樣，一群聰明人做出了一個愚蠢的決定，讓日本走上一條自取滅亡的不歸路。類似的情況同樣發生在戰爭后期。在戰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沒有人愿意站出來力主接受《波茨坦公報》，無條件投降，直到白白挨了兩顆原子彈。這就是“群思陷阱”導致的結果。

　　“群思陷阱”（groupthink）指的是群體中出現的這樣一種現象：群體成員追求“和諧一致”的愿望導致了一個非理性的決策。這里的關鍵是，和諧的愿望！這種愿望產生了不惜一切代價達成一致的傾向，每個人以團體的立場為自己的立場，不同意見被隱藏起來，或者被置之不理，因而群體表現出高度一致。為了和諧一致，人們甚至忘了群體本來的目標。

　　在群體中，個體之所以不愿意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壓制自己的良心和理智，首先是因為他渴望被群體成員接受，不想成為另類，不想成為團結的破壞者；其次是因為他沒有把握自己的判斷一定是正確的，不愿在同事面前暴露自己的“無知”和“固執”；第三是因為沒有人愿意承擔責任，既然決策是大家的意見，即使錯了，自己也不需要對此負責。

　　耶魯大學心理學家埃文·詹尼斯最早對群思陷阱做了系統研究（Irving Janis，1972）。他認為，具有如下特征的組織最容易陷入群思陷阱：（1）高度追求和諧團結和團隊精神；（2）不重視個體的表達自由，不鼓勵創新；（3）領導人行事專斷，自以為是；（4）群體成員由提拔任命，背景和信仰過于同質化；（5）成員之間信息交流不暢，個體處于孤立狀態；（6）決策缺少程序規范；（7）面臨強大的外部壓力、特別是外部威脅，決策要解決的問題既復雜又緊急；（8）近期決策失誤多，降低了個人的自尊。

　　上述特征意味著，層級越高、競爭性越弱的組織，影響范圍越廣、后果越嚴重的決策，越容易陷入群思陷阱。比如，群思陷阱在政治組織比在商業組織更可能出現，在戰爭年代比和平時期更為頻繁。

　　Groupthink：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es（來源：amazon.com）

　　前面講了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決策，事實上，在其原著中，詹尼斯把在珍珠港事件中，美國的措手不及作為群思陷阱的典型案例。駐夏威夷的美國海軍將領有一種共同的錯覺：日本人不會進攻夏威夷。所以即使來自華盛頓的警告也沒有引起他們的重視。

　　一場戰役，日美雙方都陷入了群思陷阱，日本人的群思陷阱把日本送上自取滅亡的不歸路，美國人的群思陷阱讓美國太平洋艦隊損失慘重。

　　以上我們分別分析了四個非理性決策陷阱。需要指出的是，這四個陷阱不僅是相互關聯的，甚至經常是共同發揮作用。比如，當希特勒變成一尊神（信仰陷阱）的時候，希特勒本人變得不僅更加自負，而且更加不能容忍別人的批評（自尊陷阱），納粹高層必然陷入群思陷阱。再比如，計劃經濟之所以能在許多國家實施，首先是因為國家領導人有一種信仰：計劃比市場更有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國家的富強；其次是因為領導人很自負，覺得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因而有能力制定社會最優的生產計劃；再次是因為領導層陷入群思陷阱：所有決策都能一致通過，聽不到不同聲音；第四是因為領導人很在乎自己權威的尊嚴，很自戀，任何對其權威的冒犯都不被容忍。

　　如何減少非理性決策導致的災難？最有效的辦法是權力和資源的分散化，以野心對抗野心，以權利約束權力。在競爭性市場中，每個人都可能犯錯誤，但每個人的資源都是有限的，沒有人有機會持續地犯災難性錯誤。像埃隆·馬斯克這樣野心勃勃的人，作為企業家，只有消費者和投資者愿意為他的決策買單，他的商業帝國才能生存和發展；即使他因為決策失誤而破產，社會也不會損失太大。但如果他是一個國家的統治者，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就非常可能給人類帶來重大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