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蔡躍洲

　　導語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大背景下，數字化轉型將是我國產業升級的重要方向或者目標。數字化轉型本身會是先易后難的推進過程。到目前為止，中國數字化轉型或者已經形成的新模式、新業態，主要還是在消費或者服務領域。今年的疫情期間，數字化在疫情防控、復工復產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支撐作用。疫情后，中國數字化轉型推進的重點必然由消費或服務領域轉向制造業領域。

　　以下文字由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數字經濟研究室主任，研究員蔡躍洲在6月17日的《新工業革命背景下的中國產業升級》學術研討暨新書發布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

　　讀了趙昌文和許召元等著的《新工業革命背景下的中國產業升級》一書以后，我有幾點感想。

　　首先，我覺得這本著作因應了當前時代的需要。2018年5月28日，在兩院院士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我們現在迎來了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同我國轉變發展方式的歷史性交匯期，既面臨著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又面臨著差距拉大的嚴峻挑戰。趙部長和召元副部長的新作的出版，可以說因應了總書記所提出的歷史性交匯期的時代要求。

　　這本書對產業升級的歷史經驗與一般規律進行了梳理，也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即書中所說的新工業革命）的技術體系、結構變化、生產特點進行了歸納，還對當前中國突出的產能過剩、“僵尸企業”等重要議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對我比較感興趣的問題——產業升級當中涌現出的平臺經濟、分享經濟新模式也進行了系統分析。

　　數字化轉型是中國產業升級的重要方向

　　我個人認為，在這樣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大背景下，數字化轉型將是我國產業升級的重要方向或者目標。書中提到的新工業革命，有多種提法，有的叫“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第四次工業革命”，從創新經濟學視角也可以將其看作是“第六次技術革命”。這次新工業革命開始的時間大致是在2010年前后；包括3G、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的全面商業化應用應該是在2009年。比如3G應用，國內第一張3G牌照的發放時間是2009年1月。可以說，以物聯網、3G/4G/5G、大數據分析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大規模商業化應用，拉開了新工業革命的序幕。

　　從應用的結果來看，過去十年時間，平臺經濟、分享經濟，或者線上線下本地服務、網絡眾包、互聯網金融……各種新模式、新業態不斷涌現；或者說一些既有的經濟模式以數字化的形式實現了升級，比如書中最后兩章談到的平臺經濟、分享經濟，在工業經濟時代甚至農業經濟時代便存在這種經濟形態，而在數字經濟時代，網絡平臺的出現以及業務流程的數字化改造升級使得這些經濟形態煥發出無限的生機和活力。對此，書中也進行了專門論述。

　　數字化轉型將從消費和服務領域、向制造業領域推進

　　到目前為止，可以說我國的數字化轉型或者已經形成的新模式、新業態，主要還是出現在消費或者服務領域。背后的驅動可能主要是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全面的商業化應用以后，使得數據要素，從生產收集成本，到3G、4G、5G應用以后的傳輸成本，云存儲的存儲成本，云計算的處理成本，包括現在大數據分析技術和深度學習技術的不斷迭代和優化，使得數據生成、傳輸、處理、分析等各方面的成本都大幅下降，基本都實現了零邊際成本。在這種背景下，數據就成了新的關鍵要素。

　　那么數字化轉型本身會是先易后難的推進過程，為什么會在消費或者服務領域先涌現出這么多新模式、新業態？原來可能就在于消費、服務領域的經濟活動，或者交易場景涉及數據信息采集、處理、分析，相對來說比較簡單，而且它的模式通用性更強，不需要太多的轉化，所以受眾范圍更廣，因此成長也更為迅速。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對于數字化轉型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特別是此次疫情期間，數字化在疫情防控、復工復產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支撐作用。我認為，疫情后的數字化轉型推進的重點必然由消費、服務業轉向制造業。其實這本書中也對“工業4.0”“CPS”“中國制造2025”有專門的論述，介紹了西門子、GE在推進工業互聯網方面的嘗試。

　　接下來中國數字化轉型的重點應該轉向制造業領域，加快工業互聯網建設、推動實現智能制造。制造業的數字化、智能化轉向對于新一代信息技術相關技術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通信上的時延，工業應用需要降到毫秒級，無人駕駛也必須控制在毫秒級，所以必須有5G通信作為基礎。數字化轉型后，生產過程中產生大量的數據，對數據的存儲、處理、分析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對數據中心、對人工智能技術也提出了更高的技術性能上的要求。

　　中國推動數字化轉型的優勢和挑戰

　　就當下這個時點來講，中國的制造業數字化轉型還是面臨著比較有利的條件。首先是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在此次疫情期間，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強調要加快5G網絡、數字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在剛剛結束的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也是強調“兩新一重”，就是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新一代信息網絡，拓展5G應用。5G、工業互聯網和人工智能這些新型基礎設施，可以說是新一代信息技術大規模應用的基礎。未來智能工廠、無人駕駛、遠程醫療（手術）等諸多的應用場景，都需要低時延、大容量、高速率的數據傳輸網絡作為保障。當前，政府主導在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上重點發力，既契合了世界科技革命發展的潮流，也為我國加深數字化轉型、推進產業消費升級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另一方面，從數據要素來講，按照林毅夫教授的比較優勢理論，中國龐大的網民優勢在社交、消費場景已經轉化為數據要素的稟賦優勢。最近過去兩個月，中央也出臺了兩個文件，其實都與規范數據要素相關活動有關。一個是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對數據要素的采集、交易、共享給出了明確的意見。另一個是5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對數據要素市場作了專門的論述。我認為，通過政府層面的推動，我國數據要素市場未來有望得到進一步規范，使數據要素的稟賦優勢能夠為推進數字化轉型、實現宏觀經濟持續中高速增長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當然，我國推動數字化轉型也面臨著一些瓶頸和障礙，如集成電路、高端芯片等。鞠建東教授也講了我們在光刻機方面其實同國際領先水平存在很大差距，中美貿易摩擦下直接受制于人。實際上，我國制造業數字化轉型還有一個重要的薄弱環節就是工業軟件和工業APP；但這個領域的技術可能不太被社會大眾所關注。這些技術瓶頸和薄弱環節的突破，需要政府部門集中力量發揮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和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加強科研投入和攻關力度，同時配合以體制機制改革，強化自主研發技術的應用。通過應用加快技術的優化迭代，逐步突破瓶頸。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數字經濟研究室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