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朱克江（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兼聘教授）

　　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是技術與資本。二者結合，構成大國競爭力的關鍵。在當前疫情趨于穩定、經濟走向增長復蘇的緊要階段，更期待金融與科技創新的深度融合，打造科創金融支撐發展的新動能。

　　一、未來之重：走出疫情危機影響的根本路徑在科技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在給全國科技工作者代表的回信中強調指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科技是戰勝困難的有力武器。”這為后疫情時代我國經濟實現增長復蘇、國家走向繁榮強盛指明了方向。

　　疫情的發生，對經濟造成了全面沖擊。克服疫情帶來的影響，有效實現疫后經濟的恢復增長，迫切需要解決兩個核心問題：

　　一是需求。過去我們的發展主要靠資源投入與人口紅利，由此彰顯出中國的巨大市場優勢。但從市場規律看，通常消費需求的顯現與社會撬動需求的手段相關。當科技被廣泛應用時，消費需求的能量激發將會呈指數級上升。這些年來，中國市場需求的興起，根本上得益于國內互聯網技術特別是光纖、寬帶、移動通訊、北斗、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科技手段的廣泛應用。人們容易看到的是那些商業模式迭代、品種業態翻新、消費方式便捷等帶來的中國市場繁榮，而沒能看到在背后起支撐作用的大規模現代科技基礎設施的運用，其實這才是中國市場需求的真諦。由此，現在互聯網公司越來越多的成為科技公司。疫情過后，我們需要更多地深挖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及新經濟涌現出的成果，同時洞悉把握未來新的市場需求，充分釋放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的潛在能量，這是中國經濟實現全面復蘇、真正走上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

　　2008年以來，經過幾輪大規模需求刺激，我國激發需求的空間已不如以前，傳統的需求刺激政策有效性在降低，由此帶來的扭曲則可能越來越大。從這個角度看“新基建”，我們更多應該看到“新”，而非單純的“建”。當下，以新興科技基礎設施為支撐的新型基本建設正恰逢其時。相信我們在新基建方面的努力，不僅僅是有效帶動內需，更重要的是抓住當前全球科技產業重構布局的機遇，打造出中國更多硬核科技的創新成果，成為我們領先于世界數字經濟的契機。

　　二是效率。在市場配置資源的體制問題基本解決之后，我們追求增長效率的手段惟有科技創新。在投入不變的情況下，依靠科技創新，不但可以創造更多產出，而且是更富效率地創造產出。面對疫情帶來影響，我們既要現實紓困，更要立足發展。防范系統性風險的辦法，不再是大水滿貫，也不是簡單扶弱、照顧，而是以積極的態度，順應市場優勝劣汰的篩選，去擇優扶強，讓好企業充填社會活力，讓市場去調節和疏解問題。從長遠看，資源配置和政策取向都應更多向那些現代科技企業、那些具有高成長性和影響帶動力的企業傾斜。當今時代，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一定是由偉大企業承載的。中國經濟的增長復蘇和未來振興，寄希望于一批像華為這樣偉大科技企業的誕生，未來中國經濟的亮點一定是“創新經濟”。

　　在開放的環境下，檢驗經濟增長效率的最終標尺是國際競爭力水平的提高。中國經濟越是融入國際環境，就越需要考慮國際要素變量對我們的影響。當前，疫情給我國增長環境帶來的最大制約，是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調整變遷。認識這一影響，我們需要自信但也需要理性。不能簡單以為我們是“不可或缺”，而不以為然。經濟增長對產業鏈、供應鏈的依賴，實質表現為一種復雜的產業生態關系。在這個關系體系中，重要的不在“你有什么”，而在“你能控制什么”；不在“有沒有你位置”，而在“你占據什么樣位置”。有時候，“需要你”還不等于就是“由你說了算”。

　　這些年，我們以工業門類齊全、占全球30%的制造能力和巨大市場規模的優勢，贏得了全球經濟生態圈的機會，并日益發揮著重要作用。但也要清醒看到，恰恰就是制造業，這是最能集中承載硬科技成果的領域，目前我們總體上還沒有突破高端，許多還是中低端制造，甚至有的還是代工生產。在全球供應鏈體系中，我們有些還未占據高端生態位，多數是制造的“承包方”，還不是“發包方”。過去我們的“追趕”是靠科技，今后“制勝”更要靠科技。隨著疫情后全球經濟的洗牌布局，關鍵看我們如何贏得產業鏈條建設的主動權、掌控權。要在未來贏得一流的經濟競爭實力，就必須擁有一流的科技創新能力。在“位置為王”的時代，沒有高端技術、核心技術的突破和引領，我們就不能真正實現產業鏈和供應鏈的自主；不占居全球產業生態的“高端位”或“有利位”，我們就沒有太多的話語權。這應該是疫情后我國經實現濟增長復蘇的根本立足點。

　　一百多年來，世界先后發生過多次經濟危機，深刻影響了全球經濟格局變化。危機前后實踐證明，凡是善于迎難而上、依靠科技銳意創新的，都能很快擺脫危機波動并實現新一輪的快速發展。美國在大蕭條后依靠技術創新迅速進入以重化工為主的工業化發展高峰期；日本在石油危機后依靠技術創新實現節能型、低耗能產業迅速崛起；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后依靠技術創新快速步入知識密集型產業高速發展期。這些當年成功應對重大危機的國家共同之處，都是在穩定經濟、恢復生產的同時，著眼于危機后國際競爭力的培育，特別強調科技創新對未來發展的重要作用。

　　幾乎每一次經濟陷入衰退，都意味著新的技術創新正在醞釀，經濟的復蘇及繁榮即將到來。在中國，2003年非典過后，我們迎來了互聯網技術的大發展；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過后，我們又培育了一大批新能源、新材料、先進制造、生物醫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今天，要走出疫情危機，創新就是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如果科技沒有起來，中國的經濟馬達就不能說真正啟動了。一場疫情之所以不能改變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那是因為我們堅信中國依靠科技創新實現增長的內生動力不會改變。

　　二、瓶頸之困：制約我國創新發展的突出問題是資源錯配

　　經濟秩序的本質，是對稀缺資源的分配。科技創新要承擔對發展的使命，必須適應并遵循這一規律。這些年來，中國科技創新布局和改革的核心線索一直就是創新效率和資源配置。可惜的是，這一問題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突出表現為科技創新與經濟資源特別是金融發展不能高度融合，還存在“兩張皮”現象。這要從科技和金融的兩個不同維度來分析。

　　從科技角度看，科技需求特性與資本供給存在矛盾。科技尤其是那些突破性、顛覆性創新，能給市場帶來巨大收益，但這種收益具有很大不確定性，人們事先無法知曉究竟能否成功以及成功概率多大。這種不確定性和一般意義上的風險還不一樣，這是金融資源進入創新的突出障礙。此外，創新對資本的需求量大，投資周期也長，也給金融資源高效配置以及資本市場的健全提出更高要求。但決定市場資金流向的最終還是資本回報，因此，重要的是科技本身必須具備成長能力，科技成果需要有資產價值，科技企業家要有強烈的資本意識和企業綜合管理能力，一切都要具有變為金融產品的實際價值，這是科技與金融結合、獲得資本市場支持的基本要求。

　　多年來，中國科技創新的資源布局主要集中在高校、科研單位。從政府經費投入和科技人員布局看，60%在機構，20%在高校，在企業的不到15%。大量在機構和高校的資源，由于本身不具有市場屬性，很難吸引社會資本的進入。近年來，國內企業對創新的資源投入顯著增加，已占到全社會研發投入的近80%，但企業投入更多還是投向技術的具體應用，尚無更多地涉足真正有核心技術突破的重大創新，有些地方的企業研發機構多半是空殼，沒有太多實質性的研發活動。一些創新企業在市場上的績效表現不佳，也就很難獲得資本的青睞。

　　從金融角度看，這是市場機制最能發揮作用的領域，資本的功能是能夠為創新增長的全生命流程提供市場服務的，金融是創新的養料，但這很大程度取決于資本市場的發育程度。由于資本是逐利的，在市場早期，這種本性可能更加突出，它對創新行為的取向更多是短視的，表現得往往不那么“耐心”。像國內騰訊、阿里這樣大資本，寧愿投資美團、滴滴打車、共享單車、互聯網咖啡，也很少去投資芯片、操作系統及通信技術。投資終端消費品市場，容易獲得龐大的用戶流量及數據，短期內實現規模擴張。這與上游投資相比，顯然是周期短、回收快、風險低。尤其是在科技創新取得成果在進入產業化時，是科技最需要資本支持的，而實際也是最難得到支持的。

　　在我國科技成果研發到產業化之間，多半存在一個投資真空地帶。對科技來講，這是發展的“死亡谷”；對資本來講，這是動力的“缺失區”。中國科技創新的瓶頸，表明上看是在科技成果向生產力的轉化，實際是背后制約這一轉化的金融缺失。許多科技創新的結局不是敗在技術研發上，而是死在“沒錢”走向市場的產業化路上。中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技術上的真正差距，其實是有些不在技術，而在技術背后的市場力量。埃隆·馬斯克追逐科技夢想的一步步成功，其背后是資本支持創新的成功，是科技人在資本市場籌錢募資的那種“騰挪神功”。本來，“燒錢”的事，拼的就是你有多少錢以及往哪砸錢。

　　中國是個資本大國，國民儲蓄率高達47%，金融資產264萬億元，外匯儲備3萬多億美元，財政性資金存款30萬億元。超大規模的市場資源，是支持創新的有力手段，問題是如何用好。我們堅信，依靠我國強大的制度優勢，完全能夠組織起推動創新的巨大力量，切實把這些優質金融資源轉化為科技金融財富，讓創新真正成為引領經濟增長的現實動力。

　　金融支持和哺育科技，不只是創新的需要，也是金融發展的必然。一方面，金融的根基在實體，長遠看，金融服務的實體一定是指那些具有活躍創新能力和高成長性的創新企業，歸根結底是支持科技產業的發展，這是金融領域走出危機波動影響、獲得長期繁榮發展的希望。歷史反復證明，沒有科技和實體的有效供給支撐，金融再怎么“繁榮”也終將是一堆被擠破的“泡沫”。2008年的那場美國金融危機，直接表現的是次貸衍生品泛濫及監管失控等原因，其更深層次的根源還在于網絡經濟泡沫破滅后，美國始終缺乏足夠的創新成果支撐新產業興起以彌補網絡經濟收縮，從而導致經濟增長的持續乏力。對此，我們應有這樣的洞見和防范。另一方面，金融的本質在價值流通。金融通過貨幣信貸、證券、保險、信托、融資租賃等眾多產品種類，對具有商業價值的科技資源進行資產化和證券化，為市場提供像金融資產一樣的投資產品，使創新資源具有金融屬性，實現更廣范圍的流動，從而產生內生經濟增長的資本驅動。穩定的金融發展需要科技創新不斷拓展新的空間。金融支持創新的邏輯在于，金融產品選擇科技，然后由科技實現增長，最終金融在增長中獲得收益。沒有資本市場的推動，我國的科技是做不起來的。科技本身的風險需要大家來承擔，收益也要大家來分享，高風險高收益。某種意義上講，科創金融的實力決定了國家科技競爭力。

　　三、破冰之舉：新一輪科創金融發展需要變革性的系統布局

　　圍繞科技創新的金融服務在我國已探索多年。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后，為適應我國科技創新布局，特別是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全國科技金融興起，一時涌現出一批銀行內科技專業營運機構，以及支持科技企業發展的專屬科技信貸產品，資本市場上的顯著標志是“新三板”開設。但由于我國金融領域沒有大的體制性改變，現有傳統體制框架下的科技金融發展難有實質性進展，一些圍繞科技發展的金融創新探索，如“科技支行”等幾乎是名存實亡，其他資本市場的創新成果也亟待改革完善。當時，金融面對的科技形態還比較單一，所以叫科技金融。現在，創新的生態已經形成，創新創業的氛圍興起，發展呼喚科創金融，期待金融資源與科技創新的全面深度融合。

　　近年來，隨著經濟對金融需求的增加，以及互聯網科技、數字科技和智能科技等創新成果的廣泛應用，金融對科技的興趣前所未有，金融科技獲得快速發展，推動了我國金融發展的空前繁榮。然而，在我國金融創新領域，金融和科技的結合，實則表現為科創金融和金融科技這兩種形態方式，分別代表著完全不同的兩種意義。金融科技是金融領域把科技當作工具手段，通過科技成果的運用來改變和創新金融發展的形態和業態，其實質是用科技改造金融，讓金融變得更有效率、更富競爭力；而科創金融則是金融對科技創新創業的全面滲透，通過資本市場和資本工具的運用，實施對創新活動的扶持，其實質是金融哺育、賦能科技，讓科技企業和經濟活動取得更大產出，使增長更具活力。在國家創新發展的整體布局中，科創金融實際是重大戰略安排，是國家競爭力的體現和支撐。從這個意義上講，金融科技發展的最終方向和歸屬，不只是繁榮金融本身，重要的是通過金融效率提升，來更好地反哺實體、支持科技，從而推動國家創新戰略的實現。在大國競爭時代，中國加快疫后經濟增長復蘇的特殊背景下，“科技呼喚金融”的意義影響，似比“金融運用科技”來的更迫切、更深遠。

　　總體上看，科創金融在我國金融領域還是一個新探索，有許多體制性的條件影響，在我國經濟已經轉向創新驅動，新的發展模式需要金融領域作出一些突破性改變和制度性創新。

　　1、  重視發展面向創新的政策性金融

　　在我國還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基本融資格局下，銀行金融機構是滿足科技及實體經濟對資金需求的主渠道。現有社會融資結構中，銀行信貸占到80%。但中國商業銀行的監管體制，決定了如果沒有國家層面的啟動，下面經營層面的許多努力都難有實質性改觀。科創行為同時具有高成長性和高風險性，尤其是在進入市場前的早期階段，市場潛力大，風險性也更大，商業銀行是以儲蓄存款為經營基點，需要安全和及時回報，無法從根本上滿足科技對資金的需求。

　　走出這一困惑的出路，寄希望于國家出臺鼓勵創新的政策性金融手段。建議參照我國在金融支持基礎設施開發建設上的成功經驗，建立國家層面的科技開發銀行。這樣的政策性金融機構不辦儲蓄、不辦存款，可以運用批發性融資或市場募資，為科創企業提供股權投資，或提供銀行貸款，同時提供知識產權質押、認股權等一整套金融服務，實現科創的風險與收益匹配。長遠看，可以用投資收益彌補信貸的虧損，使政策性金融運營得以持續。建立國家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意義，主要不在它運營本身，而在它對全國科創金融體系建設的影響和帶動。

　　2、推動商業銀行業務模式的主動創新

　　目前，我國銀行金融機構是科技及實體經濟最重要的融資渠道，也是應該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的主要原因。在當前金融去杠桿與新型監管背景下，需要適時加快構建新型銀行評價體系，調整和完善考核指標，努力為銀行金融機構支持創新和實體經濟適當松綁，提供有利環境，以充分釋放銀行對創新和實體經濟的服務潛力。更重要的是推動商業銀行主動而為，即便在現有體制框架下，商業銀行對科技創新及實體經濟的扶持仍是有很大作為空間的。

　　一是在機制建設層面，銀行金融機構要作出適應于科創發展的結構性安排。加快改變銀行主要依靠息差收入生存的經營格局，鼓勵發展投資銀行，完善投貸聯動機制，探索債權融資和股權融資相結合的有效方式，提高試點的實質性成效。尤其在股權融資方面，將投貸聯動不只是作為獲客渠道，更多是銀行收益模式和風險抵補的途徑，包括開展與優質風投機構合作，實行VC主投、銀行主貸。銀行對早期科創企業采取認股期權辦法，通過未來超額收益，形成風險抵補，可以解決傳統銀行機制為科技企業融資服務的抵押依賴問題。此外，借鑒國外商業銀行的經驗做法，銀行內部設立科技信貸專營機構。目前，國內有些商業銀行在這方面的有益探索，已取得良好成效。其中，核心的是有效提供適合科創特點的專屬融資方案。傳統信貸方式下，銀行往往先體現貸款利息等收益，不良出現滯后。而實施科創金融，不良則可能先期出現，而抵補不良的投資所產生超額收益需要一個周期。這就必須建立一個相對跨期的平衡調節機制，以應對撥備體系、風險與收益確認體系的挑戰。

　　二是在業務操作層面，鼓勵開展面向創新創業企業融資需求的金融業務組合創新。在我國，政府、園區、國有投資平臺以及產業創新組織等，是個具有很大能量的金融價值資源。銀行要善于加強與科技產業園區、政府服務平臺、科技孵化器、融資租賃公司以及工業互聯網等專業性平臺的合作，充分利用平臺資源的杠桿紐帶作用，設計組合性的銀行金融產品，拓展金融業務服務創新的范圍，同時也分散風險。

　　銀行開展業務創新的關鍵，是銀行自身的變革覺醒。支持和培育創新，實則是為銀行自身儲備未來。目前，銀行開展業務創新，有些并不涉及太多體制機制問題，現有條件下就可以有所作為。如銀行對地區信用評價體系，許多還是多年一貫制的評估辦法；對地區內高新技術企業的固定資產估價折扣標準，也大多是常年固定做法；在放款形式上，容易從自身保利潤的角度出發，采取年初開閘、年底關閘的做法，年底乃至四季度停貸已成“慣例”，等等。現在的發展形勢變化很快，這些不合時宜甚至不公平的陳舊信貸管理方式，無疑加劇相關企業運營成本，更是挫傷了科創企業的積極性。為緩解而不是加劇“貸款難”“貸款貴”問題，銀行系統應當盡快予以改變，也可以改變。

　　3、運用科技手段實現對風險的有效控制

　　金融科技本質上是一種工具。工具手段的創新，旨在為客戶提供更優質、便捷、低價的服務。當下，國內金融科技的發展，要注重把好科技手段應用的力道與方向，首先是銀行自身的經營轉變。就像練武一樣，沒有武林高手那種數十年積淀的深厚內力，想靠一本武功秘籍來個“一招制敵”是不行的。銀行服務理念、機制活力以及業務套路不變，光指望技術的武裝是難以湊效的。

　　目前，金融科技手段的應用，不能僅滿足于金融機構對市場流量的獲取，以及對銷售方式和銷售業績的提升，更重要的是通過科技去突破解決銀行金融機構的重大瓶頸性問題：一是如何提供金融產品設計的技術支撐，以更好地服務于科創企業和實體經濟；二是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銀行信貸風險，為更多支持科創和實體經濟打開大門。

　　一個模式是否成功，關鍵看收益能否覆蓋風險和成本，并可持續。金融科技不光解決效率，也提供更多風險控制的手段和思路，這應是金融科技發力的主攻方向。銀行金融機構要善于研究并順應科創發展的規律，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手段，尤其是數據識別和算法運用，建立成熟的風控模型和客戶篩選模型，掌握并貫通客戶及時真實信息，以解決信貸業務里的信息、信用缺乏問題。金融科技能夠幫助更好地分析客戶的還款能力、還款意愿，技術雖不能做到讓誰貸款，但可以更好識別不能貸款的人，讓那些不能貸款的更加難貸到款。此外，運用金融科技發展智能風控，以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相關技術，從多維海量數據中深挖關鍵信息，掌握借貸主體與其他實體間的關聯，從而提升貸前、貸中和貸后各個環節風險識別的精準程度。如一些科技中小企業談不上什么品牌，歷史也不長，財務也沒實力，但這些企業往往是占據產業鏈中的一環，只要找到一個低成本的風險識別手段就可以為這個企業提供融資，如可以利用物聯網、大數據、區塊鏈技術等，監控企業在供應鏈體系中的運轉狀況，基于它的數據就可以賦予一定的信貸支持。無錫等地運用物聯網技術，為銀行提供信貸安全支撐。企業出險大多是難免的，但也都有先兆。對企業物權的技術監控有助于及時處置，且不發生對企業運營干涉，還能清楚界定責任，從而確保企業風險不延伸到信貸風險，通過技術實行中間隔離和剝離。這是目前金融科技成功運用銀行風控的一個典型范例。

　　科技為銀行控險助力，是我國科創金融發展的一大特色。近年來，即便是在監管持續加強的環境下，從面上看，商業銀行的不良率和不良貸款余額仍在不斷上升，表明金融科技在金融風險防范方面的應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解決好這一問題，銀行金融機構服務實體、支持創新的步子就邁不開、走不遠。

　　4、  拓寬科創企業進入資本市場的通道

　　為科技創新提供金融支持，特別是市場資金資源，資本市場建設是最有力通道。拓寬這一通道的有效途徑，不是簡單地增多或擴大股票市場入口，而是顯著增強現有股票市場的流動性，這是保證股市發展活力和市場定價機制的關鍵。股市的健康發展是讓市場充滿活力，使股市按正常規則流動起來，讓更多富有價值的科技企業參與進來，而不是單純指望新股上市。從市場反應來講，無論投資者還是上市企業，幾乎都盯在新股上市發行上，中國股市一貫是“見新就炒”，“敲鑼”效應遠比“市值”效應強許多。實際上，從股市長期穩定健康發展來講，從股市的資本市場調節作用來講，都應更多關注股市的流動性指標，而不是簡單的看新股上市發行。

　　其一，入市與退市的流動。保持這種大的流動性，是維護股市質量的重要途徑。中國股市管理基本是上市容易退市難，這跟中國許多資源配置的狀況一致，幾乎都是“上車容易下車難”，由此造成股市質量不高，垃圾股、僵尸股太多，股票市值上不去。資本市場退出不充分，不僅限制了更多好企業的進入，也限制了一級創投市場的發展。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尚處于逐步建立過程中，創投基金缺乏足夠的退出通道。受此影響，除了謀求海外上市及并購的可能性，不少創投機構在投資協議中都訂立了企業對股權回購的條款，一旦觸發大量股權回購，對企業將產生不利影響，由此蔓延至銀行的科創金融業務，形成潛在風險。

　　講股市的進入，我們在科創板已實現與美國相似的注冊制辦法，降低準入門檻。但在退市方面，還要落實政策規定，實行嚴格的退市制度并常態化，將違法違規企業趕出市場，讓僵尸企業離開市場，使更多有投資價值的科創企業進入股市，確保投資者有機會實現更多價值回報，形成良好的市場循環。股市走向成熟的標志，就看能不能實施正常退市機制把名不副實企業淘汰掉。中國股市若真能舍得淘汰99支垃圾股，而培育誕生出1家華為式企業，那便是功德無量。目前，市場化操作實際并不輕松，障礙多半不在政策本身，而在政策的執行，包括地方行政和社會層面的配合，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應帶頭發揮好作用。

　　其二，不同市場板塊的流動。這似乎就更難。如新三板，當年也是為解決科技中小企業社會融資而設立的。但事實上，企業掛了新三板不但難以融資，而且在流動性差的情況下，企業價值無法體現，也沒有什么轉板的制度銜接。企業上了新三板還增加規范成本。由此，需要加快啟動新三板的改革，關鍵舉措是要將轉板功能放開。從支持和推動科技創新的角度看，我們不能僅僅依賴科創板，中國迫切需要構建一個多層次的完整資本生態。

　　5、  實施對各類基金手段的積極引導

　　各類基金特別是創投基金，是資本市場直接支持科創發展的有效手段，其顯著效用是它能夠以早期天使、種子資金、風險資金、股權投資等多鏈條投資方式，服務科創企業從起步到擴張的全生命周期。發揮好這一效應，突出要解決投資的短期行為問題。目前，大部分投資不在科創的種子期，基本都在企業擴張期或后期投資。全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管理資產總額超過12萬億，真正用于股權投資的不到1萬億，大部分是投資于別的，還有二級市場證券。盡管股權投資總量也不算小，但用于支持科創企業的比重實際很小。去年，早期與創投機構的募資金額下降34.4%和28%。

　　實施對各類投資基金的引導，需在幾個方面同時發力：一是行政約束，利用現有基金備案的行政過審程序，對各類基金的功能定位實行約束，保證一定比例的基金資源用于支持科創企業，特別對本身就是針對早期投資的基金，實行嚴格的投資行為監督，以防止投資階段后移，確保功能扶正；二是政策激勵，穩定和完善對創投的免稅措施，支持創投機構發行債券，鼓勵公司發展創業投資，加入更多戰略投資者，促進產業向科技方向整合升級。同時，對PE投資提供稅收優惠，探索實行稅收中性政策。企業所得稅不能合并繳納，實際上是不鼓勵投資科創。如果投資損失可當年抵補，這對增加股權投資、支持創新有積極作用；三是長資注入。中國的基金投資實際不缺資金，缺的是長期資金。要積極創造條件，引導和改善LP來源結構，鼓勵并適度釋放養老資金、保險資金以及高凈值人群的財富資金進入投資領域。短資充斥市場，就不可能有更多創新所期待的“耐心資本”；四是人才保障。投資運作，關鍵在人。中國注冊私募管理人24000多家，從業人員23萬多人。但現有人員中真正懂企業、善科技的不多。許多投資機構埋怨沒有好項目，實際不是項目不行，而是人的問題。一些資金從機構劃分講是長期資金，但真正要變為長期投資，需要有合格的投資人制度和嚴格的投資紀律。沒有合格的投資人和受托人，基金投資的方向把不準，長期資金也會變為短期資金。

　　擁有10萬億龐大目標規模的政府引導基金，對市場資金引導有著重要作用。現在，一些科創項目實際要由政府引導基金來投，以此帶動社會資本的加入。但有些地方的引導基金風險偏好很低，項目投資只能贏、不能虧，就不能支持科創。扭轉這一傾向，需要的是“兩個放開”：放開考核，對政府引導基金的績效放寬容忍度；放開管理，重要的是選擇好優秀的GP團隊，然后放手讓市場去管理。

　　6、轉變政府對科技創新的投入方式

　　政府資金投入基本分為兩塊：財政預算資金和產業化專項資金安排，這對科技創新尤其是早期未進入市場競爭前階段的資金需求，是重要的保障。實踐中，無論是那一塊資金的安排使用，除了財政公共資金性質約束限制外，最大的問題就是資金量的不足。這些年，政府的研發經費支出連年穩定增長，但對于科技創新的資金需求，政府資金用于科技項目上的直接資助扶持，怎么也是“杯水車薪”。即便許多地方設立“貸款風險補償資金”，以激勵銀行增加對科技信貸的投入，其覆蓋面也是有限的。地方上這類資金一般5000萬左右規模，通常是政府承擔90%的貸款損失，銀行承擔10%的風險責任和相應利息損失。一個銀行每年大概300億科技貸款規模，如按常規放大10倍計算，補償金覆蓋規模也僅有5個億，無論如何覆蓋不了銀行300億規模的違約風險。況且，政府就這點規模還要面向區域內整個銀行，各家風控能力又不盡相同，要達到實際全覆蓋幾乎不可能的。

　　克服政府資金面臨的窘境，除了持續增大財政科技投入外，重要的是進一步調整政府科技投入的方向和方式，盡量減少對科技項目的直接扶持，更多是通過對其他相關主體的激勵引導，以增加和放大對科技的投入，真正實現政府資金“四兩撥千斤”的效應。如設立科技金融專項，完善風險補償和業務補助方式，建立銀行風險緩釋資金池，引入政府貼息或外部風險緩釋機制，保障銀行有動力增加對科技創新的信貸支持；提高擔保代償補償資金使用效率，增強融資擔保服務能力；加大再貼現資金支持力度，提高專項票據再貼現額度等。

　　現代金融體系建立在商業信用基礎上，維護信用秩序、提升信用水平是建立科創金融秩序的前提保障。政府對科技的引導性撬動性支持，最需要也最有條件的行動，是加快建立社會信用共享平臺，包括建立以企業創新能力為核心指標的融資評價體系，完善企業信用評價體系，整合并貫通工商、稅務、海關、司法等渠道信息的交叉驗證數據，為金融機構從整體上控制風險支持創新提供幫助。

　　7、  構筑科創金融發展的良好生態

　　科創金融是科技創新和金融創新領域的一項新興事務，需要多種不同主體的共同參與。既要金融機構加快付諸實施，也需要政府、企業及社會聯手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更好支持科創金融在中國的發展。

　　無論從技術到資本還是資本到技術，都是一個比較復雜的生態結構鏈條。貫通這一鏈條的關鍵，是要突破兩大障礙：一是技術要成為資產。要加強專業服務機構建設，為技術成果提供市場分析、質量評估、策劃推廣及商業談判等市場服務，讓市場更多認識技術成果價值。加快發展會計、審計、律師等專業機構，針對性提供科創企業上市輔導、債權融資和股權投資指導、信用資信評估等專業化服務。二是資產要實現交易。科技成果的商業價值難評估難交易，導致銀行或投資機構不敢投，是技術進入資本市場的嚴重制約。要著重扶持技術資產評估中介的建設，完善專利、注冊權、商標、技術秘密等知識產權質押融資辦法，提高質押融資監管的容忍度和實效。2019年，我國有效專利實施率為55.4%、產業化率為38.6%，呈逐年上升趨勢，知識產權的市場價值釋放還是有巨大潛力的。要大力發展技術交易市場，加快推進知識產權證券化，同時，協同發展保理、融資租賃等類金融產品，使更多科技成果及知識產權具備足夠的金融屬性，為技術資產真正成為可交易的金融產品創造條件。

　　商業教育培訓是科創金融生態建設的重要一環。在科技與資本對接還缺乏太多溝通渠道的階段，要鼓勵發展面向科創金融的專題培訓和實訓，提升相互認知，促進科技與資本兩界在理念和操作層面上的融通互動，推動科創金融的加快發展。

　　(本文作者介紹：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兼聘教授、上海交大中國金融研究院研究員)